“禁售”中国的背后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抓住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所蕴涵的战略机遇,不断地发展自己。但是,至少从标志性事件的角度说,冷战的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所处的战略态势。

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格局终结,使美国一夜之间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而在美国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锋芒所向之处,中国则从左右逢源的地位突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了第一线。一则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迅猛发展使美国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他们已然开始重新考虑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支持。二则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使美国认识到,他们远远不能驾驭中国这个国家。防范一个可能威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和破坏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国家的崛起,逐渐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课题。为此,美国一方面力图继续在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领域保持其对“潜在竞争对手”10年到20年的领先优势,甚至试图进一步拉大与中国军队之间的质量差距,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迟滞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禁售”中国在此背景下可以得到深入的解读。

早在1948年,美国及其盟国就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统一管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新中国建立之后,美国开始了对中国的禁运。1949年美国制定的《出口管制法》按管制严格程度将出口对象国依次分为Z、S、Y、W、Q、T、V七组,新中国与前苏联一样被列为Y组。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逐步解冻。1979年9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访华后,美国宣布批准美国公司提出的向中国出售包括防空雷达、运输直升机和电子检测设备在内的20多个申请。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则推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980年5月,美国将中国从Y组划出,单列为P组,允许中国获得非杀伤性军事设备。1981年7月,里根总统提出了对华技术出口的“双倍政策”——允许美国厂商向中国出口的技术和产品在性能和水平上可以是美国向苏联出口的两倍。1983年5月,里根总统指令从同年11月起将中国列为出口对象国中的V组。但与该小组中其他成员不同,中国是该小组中惟一一个仍要接受“巴统”审查的国家。1983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后,美国向中国出售了一些先进军事技术,其中包括价值5亿美元的用于改进中国战斗机火控系统的航空电子设备。从1985年起,美国多次协同“巴统”调整政策,不断简化审批手续。至1988年,美商共提出6900份对华技术产品出口申请,价值36亿美元,获准6200份,占申请项目的91%。^[31]可见,美国对华技术转让是20世纪80年代中美准同盟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不仅没有考虑所谓的“中国威胁”,反而用“帮助”中国的方式减轻了自己来自苏联的政治、军事压力,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1989年后,美国再次实施对华制裁,中止一切对华军品销售,停止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放松的审议,中止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原已给予的对华技术出口优惠待遇也被冻结,甚至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现存协议的实施。1991年12月,美国宣布解除1989年中断的四宗对华军售项目。但在整个后冷战时代,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持续受到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认识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持续成为美国国内激烈辩论的课题,中美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爆发对立和冲突,美国对华禁运的规定一直没有太大的松动,甚至不时出现新的制裁。1996年,33国代表在荷兰瓦森纳签署《瓦森纳协定》。《瓦森纳协定》提出的新的禁运清单同样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防范中国的心理。1998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华并签定了中美海事安全合作协定。但缓和的气氛很快被“炸馆事件”破坏,中美军事交流再次中断。“撞机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濒临对抗的边缘,小布什政府更实质性地降低了中美技术交流水平。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后期,中美军事交流开始解冻、回温。2003年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自1996年迟浩田访美以来,这是中国国防部长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也随后于2004年初访华。然而迄今为止,尽管两国军事交往逐步恢复,但美国再也没有向中国出售先进军事技术甚至高科技民用技术。

在此期间,随着“中国威胁论”的日益盛行,美国越来越多的政客开始鼓噪中国在中美经济技术交流中窃取美国先进军事技术、从而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一些并不具有军事性质的技术合作项目也受到干扰。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利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商用卫星。里根总统曾于1988年批准此类项目；但1989年美国开始对华制裁后,此类申请需要总统的豁免。从布什到克林顿,这种豁免政策均得以延续。但是美国的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在提供发射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有关制导系统领域的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导弹的可靠性。1998年,美国150余名众议员联名致信克林顿,以“美国向中国出口敏感导弹技术问题尚未查清”为由阻止克林顿访华。此后,加利福尼亚共和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夫·考克斯又牵头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在进行了六个月的调查之后,最终于1998年12月向国会递交了长达700页的“考克斯报告”。这份报告指责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窃取美国军事技术中的某些核心机密,包括核武器设计技术,同时提出了限制向中国出口的38项措施。

1999年3月6日,《纽约时报》耸人听闻地报道,“中国原子能间谍从美国的实验室窃走了原子弹机密”。该报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实验室工作的出生在台湾的美籍科学家,将美国中子弹的机密资料泄露给中国；到80年代末,又有人将美国W－88核武器的技术交给中国,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安全。^[32]最后,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成为了美国右翼势力攻击中国的牺牲品,他被指责在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泄露美国机密,帮助中国发展了类似的核心军事技术。尽管美国总统克林顿3月18日公开表示中国盗窃美国核技术机密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但李文和却为此蒙受了长时间的不白之冤。李文和的遭遇既是对美国社会人权与法制的讽刺,更为此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蒙上了厚重的阴影。

在中国看来,真正面临威胁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其庞大的核武库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数百次。中国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就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美国至今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所以,“禁售中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的担心,深刻地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中戒备和防范中国崛起的成分。进一步,美国对中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领域的“表现”本来就充满不信任感。再加上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国内两党矛盾进一步激烈,包括中国技术出口问题在内的美国对华政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

在冷战时期,作为美国最重要政治、军事盟友的西欧国家,采取了与美国同步的对华武器及技术出口政策。1989年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后,欧盟与美国一起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迄今禁令未能解除。由于实施对华军售禁令已经十多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以及中国同欧盟关系、欧盟同美国的关系等,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相对于美国坚持对华禁运的强硬立场,欧盟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逐步与美国拉开距离。

冷战结束以来,西欧发达国家原本指望出现的东欧新兴大市场未能成为现实,因而其眼光再次转向充满活力的亚洲,特别是中国。1994年,欧盟发表了《走向亚洲新战略》的报告。1995年,欧盟又发表《有关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的报告,提出了尽快占领中国市场的新战略。2003年10月欧盟通过题为《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和挑战》的对华关系文件,把中欧“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成熟的伙伴关系”。在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事务中,双方在建立多极世界、强化联合国作用、主张政治对话、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等政治领域出现了相互借重的趋势,成为中欧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同时,一体化的欧洲与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大市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深入合作以及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广泛交流使中欧关系更趋务实。目前,欧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作为中欧关系加速的直接表现,双方高层对话与民间接触也日益频繁和深化。与此相反,欧美关系却摩擦不断。在2003年对伊拉克的战争问题上,欧美实际上分道扬镳,大西洋两岸“共同的价值观基础”遭受重创,欧美传统的“亲密关系”出现重大裂痕并至今仍然处于修补之中。所以,在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中,欧中关系相对于欧美关系呈现出上升态势。

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2004年5月1日,欧盟进行了历史上的第5次扩大,从10国增加到15国）,人口大约已是美国的两倍,经济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一体化防务建设不断推进、军事实力也进一步加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中国一贯重视中欧关系,当然也会抓住这一发展对欧关系的战略机遇。作为对欧盟《对华关系战略文件》的答复,中国早在2003年就首次发表了全面阐述双边关系的正式文件——《对欧盟关系政策文件》,表明中国非常重视与欧盟国家发展关系。这份文件首次正式明确提出了“欧盟应早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拓宽中欧军工军技合作扫清障碍”的要求。

对于中方的解禁要求,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等欧洲大国首脑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在欧盟的武器出口总量中,法、德、英三国所占的份额超过了80%,这些大国的积极态度使“解禁”进程一度似乎十分乐观。但是,2003年12月欧洲议会以“中国人权状况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为由,以差距悬殊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要求维持对华武器禁运的决议,凸现了解除对华武器禁令的阻力。此后,这一进程缓慢了下来。

个中原因,除欧盟内部意见纷纭外,美国明确、坚决的反对和施压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按照美国人的说法,它对欧盟解禁的反对最直接的原因是出于两个“关切”。首先,欧盟解禁将缩小美、中之间的军力差距,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会发表的《中国外购传统武器的背景及分析》研究报告称“中国通过外购武器加强其远程攻击能力的举措,使美国军队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次,欧盟对华军售将导致“台海两岸军力失衡”,使美国扶植台湾、保持两岸军力平衡的战略受到严重挑战。但是,一些媒体评论说,美国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在于,欧盟的“解禁”将标志着美欧联手遏制中国的格局在事实上瓦解。此外,我们也不难看出美国另一个说不到台面的想法,即“解禁”将加强欧盟的独立外交与防务能力,欧盟在世界事务中将独自成为真正一极,这对美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在欧洲的统一问题上常常出现口是心非的情况,因为“如果真的选择支持欧洲联合,就必须对北约进行意义深远的重组,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美国在联盟中的首要地位”。^[33]

所以,面对欧盟许多国家推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强烈政治意愿,美国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并立即表示反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数度表示美国还没有开始考虑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问题,美国不同意法国等关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呼吁,以“防止给中国造成错误理解”。美国还对欧盟展开了密集的游说和施压,多次表示欧美对华军售禁令“互为补充”,是由于共同的原因而开始执行的,而这些原因“今天仍然有效”。美国还致电欧盟有关国家的外长,要求他们“务必与美国保持一致”。在“表态施压”未果之后,美国甚至采取更为实质性的一系列“报复行动”相威胁。显然,这些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英国在美国“实质施压”之后“再次投靠”了美国,对阻碍欧盟达成一致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尽管欧盟方面表示,不论美国对取消禁令持何态度,“欧盟会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但最终决定还是要由欧盟自己来做”,“美国压力”将不会成为欧盟对“解除禁令”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但实际上由于传统的结盟关系,欧盟肯定会“尽量避免与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持明显不同立场”。

不过,美国自己也承认,尽管欧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目前都还保持着1989年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的武器禁运,但事实上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的执行情况本来就与美国不太一样：欧洲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只包括致命武器的禁运,对于诸如电子元件、导航系统以及航天推进技术等军民两用的敏感材料和技术对华出口方面,欧洲国家比美国要松动得多。近年来,中国出资并参与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联合研发。这一定位系统可以“军民两用”,旨在打破美国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领域的垄断地位。这表明中欧技术合作已经深入导航、防务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领域。

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行为毕竟是以利益为考量的。即使欧盟解除禁令,对华的军售实际上也仍会受到诸多限制。比如,欧盟自己还有《对外售武行为准则》,真正核心的、中国急需的军事技术,欧盟是不会对中国出售的。欧方和中方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解禁”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除欧盟外,美国还长期关注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所谓“武器交易”,特别是关注以色列是否将美国原创的技术产品销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曾指责以色列向中国销售“爱国者”导弹。2000年美国又要求以色列取消向中国销售预警飞机。2004年6月,美中经济安全调查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以色列从2003年开始停止向中国销售所谓“可能危害美国安全的武器和技术”,但以国防部从2004年起又恢复了向中国提供并改装武器的项目。该报告说,中以之间正在协商的“有关敏感武器装置的销售协议”会对美军在台湾地区的军事行动构成“严重威胁”。为此,美国公然胁迫以色列单方面终止有关合同。2004年底,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甚至要求以色列国防部长亚龙辞职,因为他没有如实向美国报告与中国的所谓“军火交易”。

在这样的格局下,美国十多年前的对手俄罗斯最后成为了最大的对华军售国家。自1989年中美军事交流中断后,中国的武器发展与采购计划就逐步从美国转向俄罗斯。据媒体报道,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曾长期保持着世界第一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到了90年代,美国利用苏联解体、无力他顾的机会,几乎完全控制了世界武器市场。但俄罗斯很快恢复了其军事产品出口的传统。从2001年开始,俄罗斯重新成为世界头号武器出口大国。

美国曾经耸人听闻地渲染俄国向中国的军事技术转让。他们声称数以千计的俄国国防科技人员或短期访问中国,或长期逗留中国,或通过现代电子通讯技术与中国同行密切联系,帮助中国迅速提高其军事技术水平。其实,俄罗斯的对华军售政策同所有国家一样,同样立足于俄对自身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的认识。

一方面,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一超独大、竭力推动北约东扩并对已经遭受重创且国力衰竭的俄罗斯步步紧逼的背景下,具有推动中俄战略合作的基础和动力。支持中国有利于改善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地位；反之,俄罗斯将更加孤掌难鸣。中国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位置与俄罗斯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位置同样重要,“对于俄罗斯来说,同中国友好是对西方关系中可靠后方的保障；对中国来说,与俄罗斯友好,也是可靠的后方保障”。对中俄两国来说,实现了“背靠背”,就能同时得到“稳定一翼”的战略收益。^[34]同时,俄罗斯2/3的国土地处亚洲,在维护地区安全、发展经济贸易等领域都与中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这一背景正是中俄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根本原因。此外,边界争端的逐步解决使中俄战略合作更加可能。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认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在中、长期内可能对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危险是与可能来自日本的一切危险所无法比拟的”。^[35]特别是对于其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的忧虑使俄始终对中国保持着戒心和防范意识。在一些俄罗斯人看来,远东,那是无人开发、甚至也会无人守卫(近年来俄罗斯远东人口总量持续下降,2004年约为663.4万人）的富饶土地。西方战略家也耸人听闻地声称：“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比俄国弱……每个关注俄国国家前途和对十年来急剧变化感到困惑的俄国人,都无法忽视中国正逐步变得比俄国更先进,更具活力,更成功这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12亿人民活跃的精力结合在一起,正从根本上逆转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亚的空旷空间几乎在召唤着中国去殖民。”^[36]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俄罗斯人对中国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恐惧和反感的情绪。此外,俄罗斯已经不可能放弃融入西方社会的基本政策走向,中国更难以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年代,这就决定了中俄之间不可能再次建立起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时中苏关系那样的针对美国的战略同盟。

在这样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下,如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样,俄罗斯对华政策也一直争论不断。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部军事大学一位教授在其《基本地缘政治》一书中一方面承认基本的国际局势没有出现重大波动,中俄双方依然有相互利用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永远是俄罗斯的最大威胁和潜在敌人,俄罗斯的上策是引导中国向南部扩张,以使其丧失对北部和西部的注意力。近年来,俄罗斯诸多政要都一方面强调中俄友好,另一方面又鼓吹“中国威胁远东安全”等论调,表现出十足的两面性特点。在2003年俄罗斯国防咨讯委员会发表的《国防报告》中,中国首次列在美、日之前成为俄罗斯国防安全上的最大威胁。报告将中俄边界纠纷、中蒙边界纠纷以及俄罗斯与中亚三国的边界冲突列为未来五至十年之内俄罗斯可能发生的地域纠纷。报告主张为防中俄关系发生变化,俄应加强与美、日、韩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对普利马科夫外长“东方政策”的重大挑战。

在现阶段,俄罗斯军方以非敌人但也非盟友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意味着俄罗斯不可能把最好的装备卖给中国,俄罗斯必须对中国保持十年左右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原国家武器装备技术进出口总局总裁卡图金称,俄罗斯从1992年起就建立了武器出口的监督机构,对中国的军售必须经由外交部、对外情报局、联邦安全局、国家财产委员会、国防部等十多个部门的认可和签字。

所以,“禁售”与“反禁售”,反映的是大国关系格局的演进。从军事的角度看,尽管中国需要对外的交流,也完全可以在各个大国的利益格局中寻找到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位置；但事实证明,一国的安全最终还是只能依靠自己。美国的“禁售”也并不能阻挡中国的“自力更生”,更无法阻挡中国在各个领域里不断壮大自身实力。

在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问题上,美国似乎不断地在做出自相矛盾的判断。不少美国军事人员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惊人”,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相应地也在迅速改善。在他们看来,中国存在着“隐蔽的军费规模和增长幅度”。他们还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和物价水平大大低于西方主要国家,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中国的军费要高得多。其结果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媒体就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是官方公布数字的3到6倍。到2004年4月,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劳勒斯再次表示,中国2004年的国防预算是250亿美元,但实际上中国与军事相关的整体支出应该在500亿到700亿美元。不过,即便如此,同美国2004财年的4013亿美元、2005财年的4160亿美元相比,中国的军费大概也仍然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吧？

但在这样的假定下,美国对中国军力的分析常常得出令人瞠目的结论。美国军事专家认为,正是如此规模巨大和增长迅速的中国军费,使得中国近年来大举采购了包括苏－27、苏－30战斗机以及坦克、反导弹系统等在内的各种先进武器,引进了空中加油、战斗机雷达系统、先进的电子战设备以及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并不断改进了自身军事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他们说,这一切努力的结果是,中国海军正日益成为真正蓝色水域海军,空军则进一步具备了远程打击能力,战略打击力量也日益向现代化的、高精确度的、机动的和固体燃料推进的方向发展。西方舆论还不断捕风捉影地炒作中国在海外试图获取海军基地和部署监测站的问题,刻意渲染中国的“威胁”,声称中国正在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安全顾虑”。

但在一片“中国威胁论”的喧嚣声中,另一些军事专家又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构不成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在1997年,美国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和美国波士顿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又出版了与《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不少观点正好相反的著作——《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该书就认为中国海军在25年之内,不会对美国海军构成任何真正的挑战。连日本的军事权威人士都认为,除核武器之外,中国对日本没有构成威胁；中国作为未来潜在威胁的可能也要看中国经济是否能维持现在这样的稳定增长。包括在台湾问题和所谓的“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中国的作战能力也十分有限。一些美国海军军官满不在乎地认为,“一旦美国航空母舰像骑兵那样在海上出现时,中国人就逃跑了”。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军力远不是对别国,特别是对美国的威胁。当然,中国军队也不是马戛尔尼所自称看到的乾隆皇帝士兵的头盔——“纸做的”。有媒体评论说,当年圣彼得堡的俄国总参谋部派出波罗的海舰队去杀死“讨厌的日本人”时持有同样的傲慢,但日俄战争最终给俄国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布热津斯基则如此评价中国的实力：中国目前的和今后十年左右的军事实力,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严重威胁；然而,一旦远东爆发涉及中国的根本利益、而仅仅涉及美国的边缘性利益的地区性冲突,中国的确有能力使美国蒙受不能接受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本地区举足轻重,并且日益壮大。

回顾后冷战时代,美国关于中国的发展状况曾经有过有意思的几“论”。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美国出现了中国政权即将垮台的“垮台论”。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舆论中有关“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又逐渐兴起。9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些问题的逐步暴露,如国企的困境、失业的增加、金融风险的凸显、腐败现象的发展等等,美国舆论中又出现了“中国崩溃论”。但“论”来“论”去,各种观点似乎终归落空。

中国就是中国。而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需要都告诉两国,中美合作使双方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对抗和冲突带来的却是战略性挫折。无论如何估计今天的中国,我们都不需要另一场中美冲突。但愿中美已经翻过了那“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注释】

[1]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页。

[2]《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3]《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页。(www.daowen.com)

[4]同上书,第18页。

[5]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

[6]同上书,第161页。

[7]同上书,第210页。

[8]《五角大楼寻觅合适的海外基地,却发现它早已有一个B－52去而复返的基地》,《纽约时报》,2004年4月7日。

[9]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10]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

[11]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12]李瑞景：《中国关注美日印将黑手伸向南海》,《环球》,2004年4月21日。

[13]许通美：《东南亚国家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美日中三角关系》,《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5月14日。

[14]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15]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3页。

[16]同上书,第2页。

[17]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55页。

[18]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19]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8页。

[20]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21]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2]袁明：《国际格局演变和世界新秩序》,《光明日报》,1999年12月24日。

[23]《美国像个核武流氓》,《纽约时报》,2002年3月12日。

[24]朱锋：《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攻击？》,《联合早报》,2002年3月12日。

[25]宋兴无：《从公开的“秘密”到秘密的“公开”——评美国〈核态势评估〉的“外泄”》,《联合早报》,2002年3月18日。

[26]《远程预警雷达使台湾成美全球军事体系重要一环》,《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4月15日。

[27]《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28]《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29]程亚文：《美国有可能对中俄使用核武吗？》,《联合早报》,2002年3月18日。

[30]《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31]黄志平：《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第229页。

[32]James Risen and Jeff Gerth,“China Stole Nuclear Secrets for Bombs,U.S.A ides Say”,New York Times,March 6,1999．

[3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34]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50—352页。

[35]A.阿尔巴托夫：《俄罗斯：90年代的国家安全》,《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第8—9期。

[36]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