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与“塞防”

在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其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正迅速地使欧洲黯然失色”。^[15]

大约100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但现在看来,“今后一二十年中,中国无疑会在太平洋彼岸居于支配地位。”^[16]美国认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必然会在政治和军事上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此外,中国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和地缘战略上存在根本冲突。美国的结论是：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可能对美构成严峻挑战,作为新的“权力中心”的“候选人”,中国是“当仁不让”；而最直接的,中国首先将在西太平洋地区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简单地说,美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将把自己挤出东亚。

对此前景,美国的解决之道一是通过接触来影响和改变中国,使中国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其次,美国也在抓紧时间采取有力的预防性措施,对中国进行必要的防范和遏制。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针对前苏联及越南在东南亚地区扩张势头的消退,着眼于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冲突,美在亚太地区战略部署的重心曾经一度向东北亚地区转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西太平洋地区东部、东南部紧张局势的出现,特别是台湾和南海两个热点问题日渐升温,在确保对朝军事威慑的同时,美国战略重心又逐步出现了南移的趋势。

总的来看,进一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安全联系,积极构建以双边军事同盟为主、多边安全机制为辅的亚太安全体系,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东亚战略的主线。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有关减少对日本的安全责任还是强化美日安全体制的辩论中,后者在美国对外政策中逐步占据了上风。从1993年起,美国已经再次确认了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的亚太战略构想。1995年2月27日,在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主持下,美国发表了经过两年研拟的《东亚战略报告》。这份报告认为,“对美国来说,日美关系、美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生死悠关”。^[17]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在激烈辩论后就美日安全体制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专注亚洲、独立发展的“日美脱离论”未能成为其主流意见。美日之间就美日安全体制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可缺少达成了共识。据此,美国将一如既往地维持其前沿部署,日本则按现行标准继续负担美军的驻扎经费。

迄今为止,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以一系列军事协定和其他形式的安全关系为纽带,以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密布的各种军事基地和军力部署为主要形式,形成了一个防范“新的东亚权力中心”的完整的“安全弧”。这一“安全弧”首先包括日本、韩国,美国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并试图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为核心,将美日韩军事体系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次也包括菲律宾、新加坡,自然也包括中国台湾,构成了亚太美军的最前沿；稍远,美与澳大利亚还重订了同盟条约。由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遏制中国的战略态势,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东部沿海的安全环境。

与此同时,冷战的结束不仅没有给东亚带来稳定,反而使冷战时期被禁锢和掩盖的一些固有矛盾和冲突被释放出来,中国相应地也日益被推到了前台。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甚至朝鲜核危机问题等等,使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美国亚太战略的“安全弧”出现了一条显而易见的“不稳定的弧”。后冷战时代在东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中国有理由假定,至少在西太平洋地区,冷战并没有完全结束,中国面临着在西太平洋地区迎接一场或若干场地区冲突,甚至面临着即将爆发不同程度的中美冲突的可能。

从传统上看,来自中国北方和西方的威胁是中国数千年来最主要的安全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在解决针对不同对象的“塞防”问题。甚至14世纪后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倭寇”入侵这样重大的“海防”危机之时,中国的眼睛也仍然更多地看着北方。以海岸防守为主要特点的“抗倭”战争暂告胜利后,明清两朝统治者一则以为“大功告成”,另则因为“边塞告急”,最终还是采取了“关门大吉”的闭关自守方针,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继续处于“有海无防”的状态。“中国选择了孤立主义。天朝帝国又呼呼噜噜数百年,对外面的变化无动于衷,不受影响,保持圆润、完整,似乎安详而和谐。然而,世界却越过了她”。^[18]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根本上丧失了“海防”,甚至内河也为列强海军随意进出。“由于白夷是从船上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防御战略就完全被推翻了。海洋代替了草原的地位。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却是在广州和上海了。”^[19]遭此变局,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探讨海防问题。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为中国近代海军提供了最初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基础。

当然,在此期间,英、俄也从北部、西部对中国进行入侵。特别是沙俄在几十年间夺取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由于中国同时面临着列强来自西部、北部边境和东部、南部海岸的入侵,清廷内部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讨论。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祯等主张全力注重西北“塞防”。陕甘总督左宗棠则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20]清政府权衡利害,最后于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率军西征；同时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任命沈葆祯为南洋大臣,督办南洋“海防”。

就“塞防”而言,左宗棠随后挥师西进,从沙俄和少数民族叛乱者手中收复了新疆,为中国保留住了西部庞大的基业。但东部的海洋斗争却远没有那么幸运。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在福建马尾港全歼了中国福建水师。战争结束后,光绪皇帝痛定思痛,建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1888年正式组建北洋海军。近代中国第一次拥有了一支在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一流实力的海军。晚清“海防”事业回光返照,一度进入了“黄金时期”。但仅仅十年之后,日本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全歼了中国北洋舰队。中国再度回到了有“海”无“防”的状态。直至1949年解放军炮击长江江面上的英舰,才真正拉开了近代以来中国恢复“海防”的序幕。

在冷战时代前期,中国与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进行了两场局部战争。此一时期,在中苏交好的背景下,中国在东南沿海地区与美蒋展开了激烈的海空军事斗争。中国通过一系列行动解放了沿海岛屿,并于1954年、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勇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既打军事、也打政治,逼退了为蒋舰护航的美军舰队。自遭逢近代列强入侵以来,中国第一次将自己的“海防”扩展至中国近海。

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中国面临的即时威胁重又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内陆方向。在西北方向,中苏双方在边界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在西南方向,中印在1962年爆发的边界冲突无疑也加深了中国对“塞防”的忧虑。苏印、苏越后来还结成了战略同盟。相应地,此一时期中国的军队建设、军事力量结构和军事准备,包括对于战争样式的设计,甚至“大三线”这样的经济建设格局,都主要着眼于“塞防”。

尽管中国曾经在短期内“塞防”、“海防”腹背受敌,但是这一局面迅速因为中美关系的解冻而得以化解。在中美联合抗击苏联扩张的大背景下,中国在1974年的西沙海战、1988年的永暑礁海战中进一步将中国在西沙、南沙的主权逐步变为现实。所以,由于中国在近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丧权”过程,因而中国维护海权的斗争实际上又经历了一个逐步驱逐外国势力的“复权”过程。这一过程至今没有完结。

到后冷战时代,由于苏联的解体,来自于中国西北方向的威胁进一步大大缓解。冷战结束后,中国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相继签署了有关两国东段边界(1991年）、西段边界(1994年）的协定,中俄之间300年来的边界争端在随后的谈判中逐步划上了比较圆满的句号。1994年,中俄还签署了《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声明。1996年4月,中、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中国上海签署了使7600多公里长的原中苏边界非军事化的协定。这份协定规定了防止边境地区突发军事冲突的有关措施,被认为是亚洲第一份关于多国间安全保障体制的文件,使得中国西部、北部边境的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改善。与此同时,中国同越南在南部边界的勘界问题、中国同印度在西南边界的勘界问题等进展顺利并已基本达成妥协。

在此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由沿海向内陆梯次推进的格局,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带。1986年1月14日,《科学文化报》的一篇文章对中国领土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认为96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说法并未包括领海、内海等。文章认为,中国领土总面积应为1045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领海面积22.8万平方公里、岛屿75400平方公里、沿海滩涂12700平方公里、内海69.3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944万平方公里。此外,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计算中国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管辖海域面积应达300万平方公里。这样的说法反映了中国对海洋权益的日益关切。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由一个“内陆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变。中国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日益迫切,对海洋交通的依赖日益加深,因而对于海洋安全也日益关切。(www.daowen.com)

进一步说,整个东亚也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除中国外,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以及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泰国、新加坡等一系列“新兴工业化地区”沿中国东部、南部海岸延伸,一个世界级的经济中心已然出现。但总的来看,东亚地区既是最充满活力的地区,也是最充满风险的地区。相应地,中国战略专家的眼光必然会投向东部和南部的“海防”。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中国正式提出军队的使命在于“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使“海洋权益”与“领土完整”处于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从1994年起,中国各海军院校陆续开设“海洋国土”课程,军队的“海洋国土”意识不断高涨。

19世纪末,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理论。或许遵循着马汉“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的思想,美国早已经成为了纵横四海的全球大国。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海洋已经不仅仅具有战略价值,而且成为能够为人类提供丰富资源的宝藏。对海洋权益的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历史地深化了我们对“海权”与“海防”的理解。如果中国将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大国的话,那么中国首先必须成为21世纪无可争辩的海洋大国。

当然,即使今天,中国在西部边境也仍然面临着“东突”、“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的困扰。同时随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控制力的衰退,特别是在“反恐战争”展开以后,中国也日益明显地感受到了美国进军中亚的战略压力。在北方,美对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渗透也明显加强。在西南,美国逐步改变了“扶巴抑印”的南亚战略,公开认可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地位,试图利用印度一些政治家视中国为“头号潜在威胁”的心理,建立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但从总体上看,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来说,现实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的威胁和挑战还是来自于东部海疆。特别是中美之间在东部沿海地区数度陷入危机并几乎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迫使中国以从未有过的紧迫心情开始重新审视“海防”问题。

1994年,美国海军举行了一场不公开的模拟未来条件下的中美战争。而半年之后,中美两国海军果然在西太平洋遭遇了,这就是海外媒体广为渲染的所谓“黄海事件”。据美国《落杉矶时报》1994年12月14日报道,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与一艘中国核潜艇当年10月27日至29日在黄海水域遭遇。小鹰号舰载反潜飞机立即起飞并跟踪中国潜艇。中国战机则飞临中国潜艇所在空域,从而形成了一场再发生类似事件就“毫不留情地开火”的冲突。

当然,美军方进行并“泄露”这样的模拟对抗(特别是模拟对抗的结果是中国军队摧毁了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以及美国舆论炒作所谓的“黄海事件”,其目的或许在于,其右翼势力试图以此说明中国的军力在不断增强,从而帮助美军在扩充军备以及采取强势对外政策方面获得更有力的支持。这样的判断也为“黄海事件”发生约三个月后美国于1995年初公布的《近期的中国》研究报告所印证。这份由五角大楼主持完成的报告预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具有侵略性且不合作的国家”。在这样的形势判断和舆论氛围下,美国国防部于1995年2月27日正式宣布,放弃90年代初以来从东亚地区逐步裁减驻军的计划,继续“以目前10万人的规模维持前方部署的稳定的军事力量”。美国同时宣布将加快研究实施TMD,从而开始了对象与技术有所改变的新一轮翻版的“星球大战”计划。

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期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海陆空三军实战演习,美国则派出了“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予以牵制。两位美国学者称,“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对峙,也是证明存在一个中美冲突的潜在燃点的明确无误的证据”。^[21]应该说,这场危机的确使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景展现在人们面前。自此,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准备和力量展示。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军方以及政府、媒体、学术界等,都开始热烈讨论对方的真实意图以及可能到来的中美冲突。美国更是在舆论上掀起了“中国威胁论”的浪潮。1997年2月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成为当时“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之作。

从中国的国家战略角度看,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经过持续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其二是为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事业争取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确保20年“战略机遇期”；其三是在亚太地区、进而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进一步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上述三种目标既有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缓急不均、甚至可能出现矛盾的一面。目前,中国突出强调“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争取一个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22]确保拥有一个能够专注于经济建设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国进而扩大全球影响力也才有可能。反之,穷兵黩武、四处为敌不仅不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毁掉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

因此,除非在台湾问题等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发生重大事变,中国当然会尽最大的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基本框架,或叫“维持现状”。在南沙问题、中日领土争端问题甚至朝核危机问题等所有存在潜在冲突的问题上,中国遵循的都是同样的思路和原则。只有在有关方面采取单方行动,大规模地改变有关各方谅解所规范的该地区“现状”的时候,诉诸武力才会成为中国政府的最后选择。即使最终存在中美摊牌的可能,中国也要尽最大的努力迟滞这一时刻的到来。不到万不得已,中国决不能、也决不会卷入会影响、迟滞,更不用说会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冲突。

相应地,从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运用来看,中国表现出的特点也就是更加突出外交而不是军事。从历史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对外战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迫不得已。这样的原则将为中国政府所长期奉行。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数度陷入危机,但中国也没有显示出偏离上述总体战略的强硬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至少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会威胁美国。如果真的有一天中美之间再次发生悲剧性的冲突的话,那恐怕是美国的行为威胁到了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这样的结局对中美两国来说无疑都将是一场灾难。

当然,中国并不会漠视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以及未来可能遭遇的危机。中国为此进行着必要的、扎实的准备。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与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塞防”以及武器装备、技术水平大大落后于对手相适应,中国长期以来突出强调“人民战争”。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中国在“人民战争”前加上了“现代条件下的”这样一个定语。数字之差,但反映出中国开始了面向现代化的军事变革。国防现代化与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样,作为“四化”之一而成为中国“追赶(西方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逐步发生重大转变,直至苏联解体、苏东集团瓦解。中国敏锐地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更可能面对的应是某种形式的局部战争。与此同时,以海湾战争为代表的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给中国的军事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此为背景,中国提出了“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化局部战争”的理论。此后相继发生的一些局部战争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国军队都以几乎是“零伤亡”的代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样的现实促使中国更加关注自己可能面对的地区冲突,加快缩小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方面差距的步伐,以确保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有效控制战争规模和范围,实现明确的和有限的军事目标。

在这些假想的地区冲突中,东部“海防”被放在了突出的地位。在近年来中国的军事理论探讨中,在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更新中,甚至在重大的或日常的军事演练中,无不鲜明地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最直接的是,在着手准备的未来台海冲突中,中国已经明确地将“外军介入”列为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打航空母舰也早已经成为中国军队重要的演练科目。

最后有必要再次强调,尽管一些外国军事专家注意到中国的军事理论中出现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但这一思想的着眼点仍然是战役性的。中国关注的区域也集中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周边问题。如果说中国也试图更多地关注全球性问题的话,那么目前也主要局限在对中国可能产生切身利害关系的领域。中国国家安全的选项与排序决定了中国军队没有必要实行一种进攻性的军事战略。从微观的层次上说,中国军队在以军事技术和军事装备为主要评判标准的实力对比中还远远落后于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由于中国在经济领域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追赶”战略还有十分漫长的路程,因而在军事领域里的这一差距可能将长期存在。这一现实决定了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中国不仅没有和美国进行全球抗衡的意愿,而且也不可能拥有和美国进行全球抗衡的能力。美国大可不必担心来自中国的“威胁”。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似乎并不放心和平发展的中国。特别是自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的焦虑感日益加深。尽管“9·11”事件以后中美之间的对峙曾一度缓解,但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美国对华政策中防范、遏制、进攻性的一面依然存在。中美之间在建立互信的问题上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