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建国以后,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专心致志于美洲大陆的扩张。其版图迅速从建国初期的23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了930万平方公里。1898年,美国在美西(班牙）战争中夺得了菲律宾,其势力扩展至东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逐步摆脱了孤立主义倾向,最终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意被彻底打垮,英、法等老牌大国被严重削弱,美国正朝向无可争辩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迈进。

但是,美国的全球性扩张很快便与前苏联、东欧集团的崛起迎头相撞,美苏形成了战后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立格局。在此期间,为与前苏联进行全球抗衡和争霸,美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军事战略,比如杜鲁门时期的“遏制战略”,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的“现实威慑战略”,里根时期的“新灵活反应战略”,老布什时期的“地区防务战略”等。

进入后冷战时代,着眼于应对新形势下不断爆发的地区冲突,克林顿提出了“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和“塑造、反应、准备”战略。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在和平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是“积极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一旦“塑造”受阻,美军将对各种危机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同时,美国还要为变幻莫测的未来进行“准备”。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军事战略继续演变。特别是“先发制人”战略作为新安全政策的基石写进了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2年9月）之中,使美国军事战略的进攻性日益突出。2004年5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公布了新的《美国军事战略》。按这一指导21世纪美军战略的纲领性文件,美国在“灵活、果断和一体化”的战略原则下,确定了四大国防战略目标：确保美国本土不受直接攻击；确保美军拥有进入全球关键地区的能力以及在全球各地的行动自由；营造安全环境,建立有利的国际秩序；强化同盟关系以应对挑战。^[2]

从美国对其在全球可能面对的战争的构想来看,20世纪60年代,美国设想要在欧洲“和”亚洲各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同时要在亚、非、拉地区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这一构想被称作“两个半战争”理论。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军事实力的衰减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对抗使美国从前面临的在欧亚地区与中苏两国同时两线作战的可能大大降低,美国对其可能面对的战争的构想改变为打“一个半战争”的理论,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各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规模战争。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美军不仅要有能力实施小规模应急作战和进行有限军事干涉,同时要“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性战争”的军事构想,其假想敌设定在东北亚和中东地区。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继续要求美军能够在两个关键地区打败对手,同时还要在其他冲突中取得胜利。这一构想直至伊拉克战争后才有所改变。

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政府认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性战争”的军事战略已与美国的现实威胁不相适应。从后冷战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战争并不是美军面临的军事冲突的常态；美军需要不断应对的恰恰是日益频繁的小规模地区冲突。其结果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用兵的频率在不断加快,年平均用兵次数比冷战时期几乎翻了一番。美军判断,未来针对美国的战争将不会是大规模的战区性战争,未来美军的作战对象将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战争的爆发也将具有更大的突然性。有鉴于此,美军必须有更强大的应急反应和快速部署能力,不仅要“在同一时间迅速地打赢两场主要的作战行动”,而且要“处理一定数量的小规模冲突”。^[3]战端一旦开启,也要求“对敌人进行毁灭性的震慑打击,以达到速胜或不战而胜的目标”,此即所谓的“快速决定性作战战略”和“震慑战略”。^[4]

在此背景下,到2004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下达了美国军队向“10－30－30”军事战略模式过渡的任务。据美国《防务新闻》2004年4月14日报道,“10－30－30”军事战略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一旦美国政府决定在全球任何地区动用武力,那么美军要能在10天内部署到该地区,在30天之内打败敌人,此后30天内能完成重组并作好到另一地区执行下一次军事任务的准备。按照这一模式,美国陆军将迈向目标部队,机动性大大提高,能够随时部署,具备全面执行美国军事战略任务的能力。“由于敌人掌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而可用的海外基地减少了,从军事和政治角度看,通过扩大使用可靠、可移动、网络化的海上基地来减少美军部队的脆弱性,变得极为紧迫”,所以海军将建设“海上基地”,由包括核动力航母、可执行多种任务的驱逐舰、搭载特种部队的核潜艇和海上预置船只等在内的大量平台组成。空军将确立“全球打击特遣队”的作战概念,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全球侦察与打击能力。改组后的空军将分为基本型、应急型与机动型3种类型,并最终组建和部署17支航空航天远征部队。总体来看,“10－30－30”模式对于快速反应、快速部署能力要求的提高,说明美军实际上是在准备同时打赢多场战争。2004年6－7月,美军7支航母战斗群在亚太、欧洲、中东、拉美和美国本土周边五大战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夏季脉动－2004”演习,展示了美国在全球同时作战并最终取胜的能力。

对中国来说,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美国战略规划专家的头脑里,其一年可能多达5场地区性冲突的战争设计中,究竟有几场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说中国可能面临一场局部冲突的话,其发生地无疑首推台海地区。此外,冲突地域也可能是中国东部、南部其他存在海上争端的地区。

●美军关于台海危机的假想

长期以来,美国军方一直在不断评估中国大陆对台湾构成的“军事威胁”,并对台海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样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想。不少美国军事规划人员认为,在可能的台海冲突中,中国大陆将动用特种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外加空中打击和导弹袭击,迅速瘫痪台军指挥和控制系统,直接夺取台湾包括“首都”在内的权力中心,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和代价迫使对手放弃无谓的抵抗。英国《简氏防务周刊》驻台湾记者温德尔·明尼克称之为一把“激光手术刀”,而不是一把“大锤”。按照这样的假定,美军认为自己将直接面对台湾在快至一周的时间内就将“失陷”的可能；相应地,美军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是否做出反应以及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004年4月5日,《环球时报》披露了美国兰德公司一份题为《美军一旦卷入台海冲突应该采取的战略》的内部研究报告。报告认为,美军介入台海冲突可以分为四种情形：威慑、局部战争、全面战争与核战争。

报告说,如果中国大陆单纯对台湾使用导弹袭击或海上封锁,美军不必与之进行正面冲突,而是在台湾北部或东北部保留一艘航母进行军事戒备,同时进一步出售或者赠予先进武器装备和各类物资,并提供侦察情报,直到台军具有制空权的实力和不可忽视的海军力量,以压制住解放军登陆的可能。如果中国采取潜艇战、水雷战及全面海上封锁,美军将尽量向台湾提供充足的武器与物资,同时继续集结兵力,加大威慑力度。

在美国学者看来,在1995—1996年中国军事演习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中国以告诫外国船只不要驶近为演习划定的禁区的方式实施了部分封锁。导弹的射击目标在台湾的两个主要港口附近,这个事实进一步表明中国是在实验进行封锁的有效性”。他们假定：在未来的台海危机中,中国的军事演习升级为实际封锁,而且“可以实施一系列封锁,每次的封锁时间比上一次更长,地理范围也比上一次更广”^[5]；台湾方面则为打破封锁采取攻击行动,从而使“中国仍未结束的内战出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武装冲突”^[6]；“美国担心它在重要的亚太地区失去信誉,以经过权衡的方式加以干预……”^[7]——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台湾问题与中国利益生死攸关,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相反,美国为了台湾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可能性更小。而如果美国控制战争规模和范围,中国主动采取推动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很小。从这个角度看,台海战争更可能只是一场不涉及中美两国本土的局部战争。台湾和台湾海峡将成为主要战场。但是,加拿大汉和情报评论专稿也认为,由于冷战结束之后美军在区域冲突中频频得手,美军已坚定其以“非接触战争”方式介入台湾海峡冲突的决心。美国加紧实施TMD,既是为了减少对美国本土的威胁,也是为了减少对日本本土尤其是美国海军的威胁,从而可以近距离地打击中国本土。这样,美军以海空军为打击主体,对中国军队集结的前线地区、兵站、防空武器阵地、指挥中心、发电设施、公路、机场实施持续性打击的可能性已经增加。由此,兰德公司的报告预测说：一旦中美发生正面冲突,局部战争很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

2002年,美国还曾经抛出了《核态势评估》报告。作为美国核攻击的目标,中国赫然在册。海外舆论认为：由于台海战争的决定性意义,所以美国才会假定中美之战在失控的极端情况下存在升级为全面战争乃至于核战争的可能；这一做法也传递了某种不便明说的信息：美国决心武力介入未来的台海危机,甚至不惜使用核武器,其目的则是要从根本上使中国断了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念头。

当然,预测未来的危机和冲突可能是世界上最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反过来看,美军诸多无奇不有的假想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现实的根据。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不断提升对台军售水平,同时通过航母战斗群巡航台海地区宣示其政治意愿。但是,美国现在已经不只停留在表达某种信息,而是开始从实用的角度强化美台实质军事关系。近年来,美国频频派出高级别军事代表团赴台观看台军军事演习,观察台湾军事改革的情况,了解美国对台军售方案执行的进程。美台军方合作进行了“防空延伸”、“整体防卫”等多项军事计划。美军还通过台军模拟系统,协助台军开展各项训练。有关美国准备向台湾出售超高频远程预警雷达的信息,更意味着美台可能结成准军事同盟……所有这些动向都表明,美军方人士认为,台海冲突不仅是“潜在的”,而且可能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另一个突出的动向是近年来美军的前置部署。据报道,为配合美军的全球整编计划,从2003年以来,美国就有意将其长期以来作为美国维持太平洋地区安全的主力——第一军作战司令部,从美国华盛顿州移至日本神奈川县的座间基地。迁移后的指挥官级别将超越现在的驻日指挥官,其职能也将扩充为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问题和东南亚地区反恐问题上充当指挥中枢,统一指挥整个亚太地区的紧急作战。如此,日、韩和夏威夷美军各自为政的状态将得以改变,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更能有效应对。目前,日本方面正在考虑美军提出的此一计划。

另一个前置部署的动向是美军正在加紧其西太平洋地区的基地建设。目前,与台海地区距离最近的冲绳岛美军以及驻守在日本本土、韩国等基地的美国海空军部队都可能是美军介入台海冲突时可资运用的力量。在美国全球战略基地中,冲绳是美军所谓“岛屿锁链”的重要环节。战略上,谁控制了冲绳,就牵制了台海。此外,距离台湾大约3000公里的关岛正日益引起军事专家们的关注。美国认为,关岛恰好符合美国建造亚洲边缘的“军事力量投放中心”、辐射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新战略的需要。军事分析家理查德·哈洛伦认为,关岛使美军克服了“距离的障碍”,把从夏威夷跨越太平洋的时间缩短了5天。他说：“你并没有威胁中国,丝毫没有损害他们的安全。但是如果中国变得好战,你便处于一个可以对此有所作为的位置上,尤其是这个地方还有潜艇和航母。”^[8]2003年11月,拉姆斯菲尔德视察并提出“建设关岛”。关岛自此开始大兴土木。

从被动的角度看,美国之所以在东亚采取这样的进攻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作战远离本土,需要可靠的前沿基地。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就使美国太平洋舰队丧失战斗能力半年以上。由此,日本、韩国两个美国的盟国在未来中美冲突中的作用就十分突出。这两个国家有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美国根据与两国的军事协定在其领土上拥有大量的驻军和军事设施,从而使美军在前进基地、后勤补给等问题上的困扰可能以此得到缓解。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日本、韩国作为后勤支援基地、兵工厂以及空中跳板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作为“回报”,“战争经济”也直接促进了日本、韩国在战后的经济复苏和“起飞”。

●日本因素的引入

其中,日本是尤其需要注意的因素。至少在理论上,日本存在着卷入未来台海冲突的动机和能力。历史上,台湾曾经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光复后,日本右翼始终没有停止对台湾的“关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日本右翼长期以来将中国视为其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冷战结束以来更惊呼“中国威胁”并因此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原产地。在军事领域,日本右翼认为中国一旦完成统一大业,将直接控制台湾海峡这一日本海上运输的生命线,同时将最终突破美日“岛屿锁链”的遏制,走向大洋,相应地将大大压缩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空间。此外,作为台第一大进口地和第三大出口地,日本也难以舍弃在台湾巨大的经济利益。

这样就不难理解,冷战后日本与台湾的交流层次为什么不断提高,甚至给李登辉这样的人物发放赴日签证。日本政府公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加入WHO等国际组织。还有一些政客甚至直接为“台独”势力出谋划策。在1999年出台新《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时,虽经中国反复敦促澄清,但日本始终拒绝明确将台湾排除在日美军事合作范围之外。2005年初,日美两国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在华盛顿召开“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2＋2”会议）,首次联手表态并将所谓“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列为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特别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一向含糊其辞,此次却一反常态走向前台,其企图不得不引起注意。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逐步冲破“和平宪法”的束缚,美日同盟关系也不断强化。1992年日本突破宪法禁区,通过“向海外派兵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日同盟开始明显突破抵御苏联、“保卫日本”的防御性质(这一关系始于1951年9月两国签订、此后多次重签和修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在1995年底日本通过战后第一个“新防卫计划大纲”前一个月,日本外相河野洋平谈及美日安全保障体制时说“考虑到中国的存在是重要的”。1996年,美日签署《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日本与美国发表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企图进一步以军事手段干涉亚太事务。1998年,日本制定了“自卫法修改案”等三项法案,使自卫队可以携带武器赴海外执行任务,并可以配合美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1999年,日本通过新的《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及相关法案,其核心部分即“周边事态法案”规定,美日可以出兵干涉“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重要影响”的周边事态。2003年,日本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突破了以往“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自卫”和不参加战斗行动的性质等限制,把军队公开派遣到“战区”,为未来日本采取军事行动进行了舆论和国民心理的准备。2004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美军行动便利法案》等“有事七法案”,完备了其国内的战争立法。当年12月10日,日本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长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05年—2009年）》,公然将中国作为假想敌……

当然,日本在主动介入与中国的冲突时将面临艰难的抉择。首先,中日之间是“一衣带水”,在和平时期它意味着邻居一样的亲密无间以及友好交流的方便快捷；但一旦发生冲突,它也意味着日本将很容易遭受全面的攻击。其次,考虑到日本对于海外资源的严重依赖,即使冲突得到有效的控制,战火不致蔓延到有关国家的本土,作为日本经济生命线的海上石油通道也很容易遭到威胁甚至被迫中断。日本经济将遭到巨大的冲击。同时,日本工商界人士甚至普通百姓都与中国有着重要的经济联系,在中国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还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日之间曾经有过的苦难经历,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曾经给中国人民,包括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日本右翼要做出违反和平宪法和中日不再战的政治承诺,再次卷入一场与中国的、而且更加注定没有前途的冲突,这本身就将是一个十分困难、复杂的决策过程,甚至可能在日本国内引发政治混乱。

但是,由于日本与中国存在着岛屿和海洋大陆架争端,如果将美日联手卷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与中日之间本身潜在的冲突联系起来,假定台湾问题与中日领土争端以及在东海大陆架等海洋权益问题上的争端纠缠且最后并发,则问题将更为复杂。其中,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尤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需要两国妥善处理。(www.daowen.com)

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以20世纪70年代初美日之间的私相授受为导火索,全球华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并持续至今。对于日本来说,其侵占钓鱼岛的首要原因是该地区潜在的经济价值,特别是据认为其周围海域蕴藏的大约140—150亿吨的石油储量。同时,“日中之间在该地区寻求主导地位的历史之争,使得这一问题更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9]

但在美国军事专家的眼中,这一地处我国东海海域中央位置的小岛则更具有控制整个中国东部海域的军事价值。一则,美国认为钓鱼岛海域是进一步加强西太平洋海底反潜网建设的关键部分。二则,美国试图把钓鱼岛纳入整个东亚的导弹防御体系。特别是从技术上说,钓鱼岛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理想场所。如果在岛上建立远程预警雷达,则其监测范围可以扩大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可以更为有效地保护驻日美军基地,而且可以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为台湾提供支援。甚至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后,美国在钓鱼岛的军事存在也会削弱台湾回归对美在军事上的消极影响,继续制约中国跨出第一岛链后的未来海上发展。因此,无论是出于后冷战时代应对东亚地区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的考虑,还是着眼于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美国都不会希望钓鱼岛问题平稳解决,反而可能日益插手中日钓鱼岛争端。

目前,日本是美国构建东亚导弹防御体系的重点。1996年,美日签订了分享有关导弹防御详细情报的谅解备忘录。1999年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了共同开发导弹防御系统的协定。小布什上台后,取消了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划分,总称为导弹防御系统(英文缩写仍为NMD）,其功能也延伸至“保护盟友及海外驻军的安全”。2003年12月,布什总统正式下令部署NMD,从而使之进入了“边设计、边施工”的阶段。

但是,由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在实验和初步部署时表现欠佳,而日本认为自己与朝、中两国相距太近,在真正发生导弹进攻时,美国推销的防御系统能对保护日本起到多大的作用大可怀疑,再加上顾忌周边国家的反应和国际影响、一定程度上不愿完全受制于美国等政治方面的考虑,所以日本目前仍处于观望之中。此外,日本还在自行研制激光防御武器。

在此背景下,钓鱼岛问题给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楔入点。其原因在于,日本右翼自知如欲与中国抗衡毕竟势单力薄,“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10],故加紧与美国在军事、政治上进行合作,竭力拖美国“下水”(比如拟让美国在钓鱼岛驻军）,以增加日本在对华外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则利用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对自己的依赖,极力达到将日本拉上自己的战车(如加入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甚至将日本是否参加美国的东亚导弹防御系统,作为美军是否进驻钓鱼岛的先决条件之一。

2003年3月,海外舆论爆出日美已就钓鱼岛驻扎美军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的新闻。2004年2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根据日美安保条约,一旦钓鱼岛受到攻击,美国将履行协防义务”。此前不久访日的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也表示：“日本一旦受到攻击,美国一定会出面支援。”这些信息表明,日、美两个各有打算的大国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正越走越近。在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强调其安全战略“必须有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各国和日本参加”；今天,美国再次认定了日本作为“东方的堡垒”的地位,只不过所针对的对象由苏联变成了什么可能出现的新的“权力中心”。^[11]

中日建交后,双方曾经同意暂时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以及在处理中日东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时一直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反复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中日关系近年来持续走低,不少中国人相信日本右翼正在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则炒作“中国威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也并没有情绪用事,而是一直秉持这样的立场。当然,这并不影响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也决不会动摇中国政府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特别是对于美国插手钓鱼岛问题的企图,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示：“我们坚决反对,也绝不接受日方任何企图在钓鱼岛问题上利用第三国向中方施压的言论和行动。”

●南海争端：国际化的危险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汉朝时中国就发现了南沙。但20世纪70年代后,南沙周边一些国家相继出兵占领了南沙部分岛礁。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频频通过派人考察、建渔港、建灯塔、组织经营国际旅游休闲项目、通过国际招标吸引外国石油公司合作等方式,不断进行“主权宣示”。这些国家还先后单方面宣布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肆意分割南中国海域。有的国家不断强化军事控制,甚至制造驱赶中国勘探船编队、撞沉中国渔船以及抓捕和打死、打伤中国渔民的事件。南沙群岛一度成为存在潜在冲突的区域。

从南海争端各国来说,南沙群岛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及其他海洋资源,这是他们大肆侵占中国传统海疆的主要原因。据估计,南海海底油气资源储量达600多亿吨,被称为“海上中东”。但对于美国(包括前苏联）这样的全球大国来说,问题还不仅于此。正如1997年美国和平研究所起草的“开展预防性外交防止南海争端升级的特别报告”所指出：南海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世界航运的1/4要通过这里；南海也是美国连接它在亚洲、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的海、空军事基地的枢纽,它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利益及日本的经济安全；美国必须确保其海上航线能够畅通无阻。

冷战时期,美国在菲律宾苏比克和克拉克建有军事基地,前苏联则在越南金兰湾驻有海空部队。不过,基于美苏对抗的基本战略格局,此一时期美国在南海诸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保持“中立”,以免刺激中国。比如1974年中国和南越军队爆发西沙海战,1988年中国在永暑礁重创来犯越军,美国都采取了不介入的立场。特别是在此期间,越南追随苏联在东南亚大肆扩张,迫使美国与中国采取了协调政策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承袭解体后苏联衣钵的俄罗斯风光不再,其海空军力量撤离了金兰湾,越南也在1991年巴黎和会后从柬埔寨撤出了他的军队,苏越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逐步退潮。与此同时,1992年菲律宾迫使美国撤出了它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苏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其军事力量重新部署到关岛、冲绳和日本本土等地。南海地区一度似乎出现了“力量真空”。然而,尽管俄罗斯现已无力东顾,但出于防范新的“权力中心”崛起以及确保战略交通线的考虑,美国无时无刻不在图谋重返南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借助在“中国威胁论”背景下美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相互利益上的需要,美国逐步增强了在南海地区政治、军事渗透的力度。

1995年2月发生的所谓的中菲美济礁之争则为美国进一步调整其南海政策、卷入南沙群岛争端提供了契机。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媒体诬称“中国人把战舰派到离其海域数百海里,为的是夺取一个邻国的领土”。他们指责克林顿政府淡化美济礁事件,阻止国会对其中国政策的批评。他们支持菲律宾提出的在装备上支援菲海军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于1995年5月10日就南沙群岛问题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指出“维护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基本利益,美国严重关注南海地区任何“对海上活动的限制”,强烈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领土争议。6月16日,美国国防部进一步表示,如果南沙群岛发生了军事行动并且妨碍了海上航行自由,美国就准备进行“军事护航”。至此,美国可能在南海进行军事干预第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美国当然会认为,中国试图控制南海是其“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宏大战略的一部分,也可以看成是“北京政府渴望充当21世纪地区和全球大国的一个试探信号”,这就更需要注意防范。为此,美国极力阻止任何一方采取“单方面军事冒险行动”。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除了口头上的“劝说”以外,还认为可以采取一定程度的军事威慑手段。美国一再承诺,“一旦中国在解决南沙问题上动武,美将会出面制止”。美国甚至宣称“南海是国际水域,不是中国或菲律宾可以宣布拥有所有主权的”^[12],企图以此制造使南海在事实上成为“公海”的舆论,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卷入鸣锣开道。近年来,美航母等大型舰船编队途经南海海域时也进行了针对中国的演练。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不断重申将进一步重视并扩大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大力提高美军在东南亚“威慑地区冲突、对危机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南亚国家中大肆渲染中国对南沙的所谓“威胁”,利用南沙问题来挑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填补真空论”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成为这些国家与美国一起热炒的话题。一些美国学者甚至认为,要是当年美国不从苏比克和克拉克的基地撤走,中国也不至于从西沙群岛进入南沙群岛。

与此同时,南沙问题有关国家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担心迅速发展的中国将会构成对他们的威胁,也纷纷与美拉近了距离。美国相继与东南亚国家达成了一系列有关使用这些国家的基地、机场、港口、维修补给和后勤保障设施的协议。菲律宾、越南为牵制中国,甚至有意重新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近年来,美国还频繁与东南亚国家举行各类规模不等的联合军事演习。其中菲律宾与美国举行的“肩并肩”军事演习,美军与菲律宾、泰国、印尼、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6国军队举行的“卡拉特”(即“海上战备与训练合作”）演习,都包含有针对“某一地区性大国”在南海有争议岛礁采取行动或封锁国际航道而进行应对的科目。美国还对菲律宾等“主要非北约盟友”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用于提高这些国家海军的装备水准和作战能力。此外,美国对南海地区的海空侦察和测量活动也不断加强,同时为有关国家提供中国在南沙地区的情报。

美国步步深入、日益介入南海事务,使南沙问题更加复杂化,进一步增大了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直接威胁到中国维护领土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无端介入南海争端,对南沙问题的国际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过,虽然南海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但目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尽管南沙群岛争端各国还在不时利用大国的介入,采取各种方式制造事端、扩大事态,试图博取“国际舆论”的同情,迫使中国承认他们侵占南沙的现实,以获取最大的利益,但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具备在南海与中国对抗的实力。

——同时,经过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非法侵占,这些国家总的来说属于“既得利益者”,因而其基本政策取向是进一步巩固对南沙群岛的事实占领,加快对南沙资源的开发,而不至于主动挑起军事冲突。

——此外,由于南海是重要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对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十分关注,因此有关各方一般也不愿承担首先使用武力破坏地区稳定的道义责任。

——更重要的是,尽管东盟国家在后冷战时代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借重美国对付可能的“中国威胁”的态势,但总的来说,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格局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动。正如新加坡前驻美大使所言,“我们没有人愿意同美国结盟对付中国或同中国结盟对付美国”。^[13]

——当然,最核心的和平与稳定因素是,中国一直以大局为重,采取了冷静克制的态度,力图缓和紧张局势。针对东盟一些国家“国际解决南沙问题”的主张,中国相应提出“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表明了中国尽量避免与争端各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愿望,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南沙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中国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也需要一个友好合作的东盟。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感情用事,只会加深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威胁”的疑惧,同时导致美国等西方大国借机插手南沙。所以,尽管中国当然会坚持南沙群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立场,但是中国并不急于使用武力改变南沙问题的“现状”。布热津斯基对此看得明白：“进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区的恐惧是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的。”^[14]

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中国与东盟各国,包括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稳步发展的势头。1990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建交。1991年同文莱建交。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次年2月双方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没有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而是承担了重大牺牲,支持了东南亚各国稳定本国经济的努力。中国还针对周边国家的疑虑,进一步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标志着双方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2002年11月4日,经过近三年反复的谈判,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标志着东盟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发展到了新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还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标志着双方在经济合作领域也发展到了新水平。在2004年底的“海啸”事件中,中国再次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中国的做法和方针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普遍赞扬,也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这些国家对后冷战时代的中国的看法,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不仅不是“威胁”和“挑战”,而且是“机遇”和“朋友”。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自己的言行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本地区各国完全可以依靠自己、通过对话处理好相互间存在的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东亚各国的合作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