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于美国的“爱恨情仇”

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读懂”中国；冷战后中国人的情感历程再次让美国在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判断上迷惘。

例如,“9·11”事件就曾在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应。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对在灾难中死亡的无辜者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对恐怖事件的残忍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是,除震惊和难以置信的心情外,在极少数人中间也确实涌动着“一股难以抑制和不屑于掩饰的真实冲动”。这一次美国也几乎没有人拾起中国政府“故意引导”的牙慧,因为他们明白“网上那些明显过火的言论,在普通民众中确实有共鸣之处”。^[50]这就使人再次深切体会到,中国人对美国存在着居然如此之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

感性的冲动蕴涵着理性的判断。对于民众情绪中所包含的信息,确实值得中美各方有识之士进行理性的反思。尽管在邻居“失火”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帮助救火并表示诚挚的慰问,但在“火灾”处理告一段落之后,邻里双方其实都应当反思从前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须讳言,在中国一些年轻人中,甚至是那些在美国接受过西方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所谓“反美情绪”。网络论坛中充满着激进反美情绪的文章也不时可见。一些美国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制造”、“怂恿”,起码是“纵容”的结果。另一些美国人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中国媒体“妖魔化美国”。还有一些“学者”类型的美国人士则认为这是“中国偏激的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体现。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在“9·11”事件上的这种矛盾和复杂的心态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对抗的成分,而是缘于美国后冷战时代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中的霸道作风给普通中国人所带来的切身感受。冷战结束以来,接连不断的“银河”号事件、“申奥”事件、“中国间谍事件”、臭名昭著的Cox报告、“入世”问题、“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更不用说“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都让中国人忍无可忍而又无可奈何。而这些事件实际上还只是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常常自相矛盾、错漏频出的对华政策的冰山一角。美国人之于中国,不断地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谆谆教诲”,就如同中国人是一个老犯错误而长不大的孩子。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一系列敏感的问题上,美国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想法和情感,一味排斥、打压中国,使得中国人备受挫折和伤害,这是导致他们产生所谓“反美情结”的根本原因。

早在1995年,一些民意测验就表明,美国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最为讨厌的国家之一了。^[51]1996年,在台海危机结束后不久,5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在中国引起了轰动^[52]。该书的一位作者就说：“我原来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但自从看到美英等国在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上的种种举止,深受刺激,打那以后我就慢慢地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了。”该书的作者都不是国际问题专家,因而“写作此书,更多的出自一种情感选择”,“但惟其如是,该书才具有了更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53]

其实,包括在涉及中国内政的“人权”、“民主”等敏感问题上,中国从来都没有否认自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可以对中国人指手画脚。毕竟,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史和极强自尊心的大国。美国对中国的不公正做法常常让中国民众回忆起晚清受挤压的时代。甚至那些十分欣赏、向往甚至崇拜美国式生活的年青人,也难以接受和容忍美国那种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我曾经站在古都西安的城头,想象着1998年克林顿总统由此进城的盛大场面,思索着克林顿访华首站西安的内涵。它无异于告诉美国人,拥有5000年文化的中国人不需要一个建国仅仅200多年的国家来教导他们如何生活。石原慎太郎在讨论当时的日美冲突时曾经说过：“美国人的种族偏见,源于对本国文化的自负,自以为确实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白人创造了现代社会。然而,由于这种自负过于强烈,美国自己又是新兴国家,便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别国文化,特别是亚洲。”石原先生然后充满自豪地说：“正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所写的那样,日本自安土桃山时代至江户时代(1582—1867）,就有优秀的文化。(美国人）稍微有一点这种认识就好了。”石原先生还不无骄傲地说：“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人也能写一两千个字……”^[54]坦率地说,要是按照日本这样的“自豪标准”,中国人不知应该有多心高气傲！由此,作为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长期积累的不满和郁闷在“9·11”事件之后感性地释放一下,大概也算十分自然吧。在200年来的中美关系史面前,美国人或许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情况。”^[55]更何况连布热津斯基都认为,“民主本身并没有为解决社会生存的难题、特别是对幸福生活的定义提供答案”,“从物质上的纵欲无度中产生不了对政治上觉醒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模式……”^[56]

进一步看,后冷战时代发生的上述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会使中国人强烈怀疑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动机,甚至很自然地得出美国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的结论。他们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自私自利的,美国对中国不友好不是因为中国是什么共产党统治的国家,而是因为美国把中国的强大看成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因而必然会使用一切方法来压制中国,甚至试图分裂中国的国土、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的统一。他们认为,美国仍然禁止对中国的武器出口,在高科技出口领域仍然实行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些都说明,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已经把中国视为敌人。结论是,美国并不是真正关心中国人民的人权,也没有真正把中国当做朋友,而是为了影响中国、控制中国、搞乱中国。

在此期间,一些突发事件更强化了中美对抗的印象。1999年5月8日“炸馆事件”发生后,北京几十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示威游行。学生们有的喊哑了嗓子,有的哭红了眼睛,其情其景感人至深。而此时的美国不仅没有及时地道歉,反而以“误炸”为由百般抵赖,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操办”学生的游行。两年之后,中美再度爆发“撞机事件”。随后,中美在中国“五一”长假期间爆发了民间自发的“网上战争”,使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度进一步降到了低谷……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中国人对美国怀着深深的戒心和敌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官方当然要加强抵制美国的文化渗透,更值得美国人反省的是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再高涨。双方的学者都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中美两大文明似乎走到了冲突的边缘……

不过,从历史和总体上看,尽管中国长期以来强烈反对和谴责美国的很多政策和行为,但在中国不少民众的内心,不仅不是天生的排斥、憎恨和仇视美国,反而对于美国存在着好感、亲善甚至钦佩。满清末年,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远赴美国,而不是欧洲、日本,这多少有些象征意义。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建国不过百年左右的新生国家。它作为后起大国所爆发出的勃勃生机和朝气,吸引着清王朝末年人心思变的中国人。再加上当时对国际社会多少有些接触和了解的中国人普遍认为,相对来说,在列强入侵和瓜分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善的,中美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也较小。正如美国人所自我标榜的那样,“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我们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我们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我们确实有点义形于色”。^[57]这样的评判可能有些并不尽然,但总体上看,中国人当时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印象无疑比欧洲和日本更好。

接替清政府的中华民国政府亲美色彩也十分浓厚。二战期间,中美最终结成了战略盟友,并肩战斗至德意日轴心国投降,同时一起勾画、制订了战后世界的蓝图。中国甚至一度作为美国设计的美国东亚政策的支柱而出现在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之中。其实,不少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也传承了与美国更为接近的认识和直觉。例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领导美国人独立建国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一直充满敬仰。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甚至一度有意远赴美国去见罗斯福总统。在战后国共相争的年代,美国最后“丢失了中国”固然有其国际大背景使然的一面,但如果当时的美国能够敏感地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些信息,历史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即使经历了冷战时期长时间的隔绝和对抗,甚至发生了中美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那么惨烈的战争,但一旦两国关系的大门稍一打开,中国普通百姓仿佛一夜之间“忘记”或者是“原谅”了对于美国的“血海深仇”,转而热情拥抱美国式的物质生活和流行文化。尽管一些激进者认为当今世界上对中国最不友好的除了日本,可以说就是美国了,但事实上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与中日两国在若干问题上的“耿耿于怀”简直无法相比。这样的事实很难用“传统文化中善良的本性”一类的东西予以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一度处于蜜月时期,主要的原因固然在共同抵制苏联扩张这一战略基础,但另一个因素也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与美国人推动进一步西方化的“理想主义”热情,在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和好感。尽管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跌宕起伏,但大多数中国人也并没有把美国当作敌人。

反过来说,美国对于中国始终充满着持久的热情,包括对于中国庞大市场的想象以及对于在东亚构造一个美国式的大国的持久冲动。必须承认,美国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在中美经济交往中获得了重大的利益。同样要坦率地说,美国年轻的制度和文化在不经意间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即便随意漫步在闹市的街头,也能轻易地感受到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流行文化的存在。就是一些激进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也并不反对美国这个国家,而只是不喜欢美国政府的某些所作所为。相反,他们崇尚美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流行文化,希望学习美国的成功经验。即使那些对美国十分反感的人士,他们也更多地是主张要对美国保持戒心,而并不主张中国与美国对抗。

所以,美国用不着成天担心中国政府“制造”反美情绪。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年轻人拥有反美情绪当然对美国不利,但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它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局,也不利于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只有中美友好才能最终达致中美两国的双赢。因此,美国政府应当理解、照顾中国人民的情感,不要再在中美关系里增加问题和麻烦。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化解中国人当中一定程度存在的所谓“反美情绪”,同时不断增加中国人当中的“亲美”情绪。美国也应当明白,“本国的理论无法成为世界的金科玉律。它的理论只是美国人自身为了继续团结和发展才建树起来的,应该反朴归真,回到它的初衷上来。”^[58]美国不应该也无法简单地按照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来制定对华政策。经历了这么多年人权领域的对抗与对话,美国应该明白,自己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仅无效,而且常常适得其反。如果美国真心希望促进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话——中国人民愿意善良地相信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抱有真诚的热情——那么,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可行的选择,这也将真正赢得中国人民的尊重。此外,中美两国在政治、战略、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大量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没有理由不更加友好起来,也没有理由要对抗下去。

另一方面,在1989年之后,美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中国长达10多年的“妖魔化”宣传。因此,要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好感和信任,既需要美国进一步改变其对华政策中不公正和霸道的一面,也需要中国在美国人民中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不断改善中国在美国社会的形象,特别是修正普通美国人已经形成的一些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和看法。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自改革开放以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某些著名导演拍给西方人看的电影里的画面——更坏的情况下,还停留在1989年之后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之中。这样的局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予以改变。在“9·11”事件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表达了对危难之中的美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在美国采取的反恐行动中给予了空前的支持与合作。这一明智的做法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本质中善意、诚恳和不计前嫌的美好一面,使中美关系迅速回转到一个新的合作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说出自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认识和见解。比如,我们要耐心、细致、艺术地告诉美国人,为什么我们如此珍视现在得之不易的稳定局面,从中国战乱频仍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的国情和改革的现实出发,告诉美国人为什么我们与他们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又如我们应当让美国人理解,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里,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那将意味着什么——连尼克松都告诫美国人,“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其他国家,比如人口问题严重的中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允许堕胎,或者听任人口膨胀,让千百万人挨饿”^[59]；等等。

总之,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言传的复杂情感。其亲善的一面值得中美双方去珍惜,其冲突的一面需要双方去妥协。这有点像谈恋爱,爱恨时常交织。两百年来,中国总是觉得美国趾高气扬、强人所难,不断给中国带来屈辱和破坏；反过来,美国总是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没有回报,“一个高傲的民族在其软弱的时候并不乐于接受援助”,甚至认为“在他们彬彬有礼的外表背后,并不完全像我们那样热心增进中美友谊”。^[60]什么时候两国能够真正对对方付出尊重,平心静气地在现实的基础上而非理想主义的期望中平等地讨论、交流、相互理解,我所谓的“正常的大国关系”就算最后成熟了。

【注释】

[1]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2]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3]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71—72页。

[4]同上书,第72页。

[5]古平：《美反华提案再次“流产”——屡撞南墙该回头了》,《人民日报》,2004年4月17日。

[6]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第261页。

[7]饶戈平：《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8]饶戈平：《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

[9]第62条第2款,饶戈平：《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4页。

[10]饶戈平：《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2页。

[11]富学哲：《从国际法看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12]同上书,第202页。

[13]富学哲：《从国际法看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14]富学哲：《从国际法看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15]王沪宁：《国家主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8页。

[16]富学哲：《从国际法看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5—56页。

[17]孙纪成：《人权初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2页。

[18]参见刘明：《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19]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20]Richard Falk,Human Rights and State Sovereignty,New York：Holms Meier Publishers,Inc.,1987,p.37；p.2.

[21]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www.daowen.com)

[22]许光建：《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1页。

[23]转引自董云虎：《评中美人权之争——兼驳“中国人权倒退论”》,新华社,2004年3月31日。

[24]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敢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60—61页。

[25]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4年,第3—4期。

[26]以上参见董云虎：《评中美人权之争——兼驳“中国人权倒退论”》,新华社,2004年3月31日。

[27]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8页。

[28]林牧：《“9·11”扭曲了美国道德观》,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4月11日。

[2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30]王缉思：《中美可以避免新冷战》,《环球时报》,2001年6月22日。

[31]林牧：《“9·11”扭曲了美国道德观》,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4月11日。

[32]文剑桥：《美国“自由、民主、人权”三面大旗下的阴影》,新华网,2004年5月17日。

[33]美国《哥伦比亚法律杂志》,1979年4月,第3期。

[34]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6页。

[36]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页。

[37]周琪：《美国人权外交及有关争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

[38]以上参见傅高义：《美国人看美国、中国与世界》,《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

[39]《美国软力量的削弱》,《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7期。

[40]David P.Forsythe,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Gainesville：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1988,p.124.

[41]郑安光：《民主和平论及其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42]Samuel P.Huntington,“A New Era in Democracy,Democracy，s Third Wave,”Current,1991,Sep.No.335,p.28.

[43]费德里科·马约尔：《冷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0页。

[44]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01—102页。

[45]《美国软力量的削弱》,《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7期。

[46]Forsythe,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p.127.

[47]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48]《美国软力量的削弱》,《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7期。

[49]《美国软力量的削弱》,《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27期。

[50]杜平：《在北京感受“9·11”事件》,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0月1日。

[51]《中国青年报》,1995年9月27日。

[52]这本书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就反复提到这本书,并且对此感到不解和不平。

[53]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页。

[54]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敢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23—24页。

[55]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2页。

[56]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57]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1页。

[58]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28页。

[59]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6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