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外交”的“传教士心态”

按美国媒体的报道,揭露阿布格莱布监狱内幕的第一人、特种兵乔·达比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良知和正义感。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或者有多大的矫饰成分,但乔·达比的确在自己的家乡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同样,不管是出自什么样的动机,比如党派政治等等,毕竟是美国人自己曝出了这样的丑闻。美国媒体对于美国政要紧追不舍的神态简直就像是一个偏执的“大孩子”。更远一点说,像尼克松这样一个堂堂大国的总统因为被一个记者揭露出窃听竞选对手的“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这在东方国家的一些领袖级人物那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就是美国。无论是中美之间处于冲突之中还是正在谋求真诚的对话,也无论我们的价值判断如何,我们都必须去解读和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和传统。

从对外政策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一直存在着一种“传教士”的心态。美国人似乎大都认为,将美国的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在1844年的《望厦条约》中,美国不仅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而且强迫中国接受美国在华传教。所以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35]这一心态既体现在20世纪带着“理想主义”热情在中国“传播福音”的虔诚基督教徒身上,也体现在带着同样精神来到中国的其他各类人上。我国许多著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另外,“19世纪30年代,英美基督教会开始发现现代医药在中国比圣经的作用大。”^[36]这些人大概算是“文化传教士”。此外,农业专家可算做“技术传教士”,甚至军方人士也有“军事传教士”的特征。

“传教士”心态的特点在于,他们不仅仅要征服土地,而且要按美国式的理想来改造这块土地。这一传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在战后,美国最成功的改造行动就是日本。从日本的麦克阿瑟时代开始,日本文化中除中国传统(主要形成于唐代的中日交流）及自身传统以外,美国传统的烙印不断强化。此外,战后的德国也可以算做进行美国式的国家结构再造的一个样板。在今天,美国仍在乐此不疲地试图实现“传教士”们的“百年梦想”。其最大的改造实验就是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以及美国构想中的“大中东改造计划”。2004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还正式推出了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推行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所谓“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泛中东和北非计划”）。

这一“传教士”传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解读美国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特别重视中美之间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无论价值判断如何,20世纪20、30年代美国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中无疑会留下厚重的一笔。自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中国大批留学生和学者再次来到了美国。也有众多的美国学生和学者来到中国。中美之间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不仅增进了两国学者以及学生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中美在相关领域里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说,正是以此为媒介,中国人才越来越深深地融入了“国际社会”。他们或直接在海外生活、工作、学习,或与海外的亲人、朋友远非那么“亲密的接触”,甚至就是“一封家书”(在互联网时代,沟通的多样性和便捷性更空前规模地扩大了）、寄钱,偶尔还“回家看看”等等,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态的演进。

由此,“传教士”心态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的“人权外交”。“美国在当代,特别是在冷战以后加紧推行其人权外交,无疑是为建立世界霸权的总目标服务的,而且它时常运用双重标准来干涉别国内政。然而,历史上试图建立某种霸业的国家,如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都没有把在全世界促进人权,或者广而言之推行某种道德理想作为工具,惟独美国是如此,而且人权外交已正式成为其冷战后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37]这可以算得上美国新帝国主义之于其他西方列强所代表的传统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傅高义(Ezra Vogel）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他说：北美殖民地在独立战争以后才建立了美国；这种切身的反抗经历使美国人历来同情和支持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国家。他觉得中国也有着一百多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所以应该比较容易理解美国人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傅高义继续分析：应该承认,白人曾对印第安人做了很多坏事,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南部的一些地主还将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作为奴隶；但1863年林肯总统解放了南部地主统治下的奴隶,现在美国政府要求对所有住在美国的人都应该给予平等的机会,能够公平竞争。傅高义也承认,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理想的平等,种族歧视的问题依然存在,但他认为大多数美国人追求的理想是通过政府来帮助和支持国内外受压迫的人。美国除了几十万印第安人以外,其他人都是从外国移民来的。这些移民中有不少人是想找发财的机会；但是在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在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受到宗教或政治的压迫,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放弃了自己的祖国,避难来到美国的。傅高义的结论是：在美国,他们找到了所要追求的自由,所以追求自由和独立,就成为有史以来美国重要的传统思想。^[38]

傅高义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观察,为什么有那么多价值观念各异的普通美国人对于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人民是否有美国式的选举权利那么看重,并时常达到了偏执甚至“狂热”的地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经谈到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一个美国记者严肃地对他们说,“美国人有一个坚定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民主,是最好的,我们要让世界上每个人都接受它,才能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39]所以“非西方国家的人或非美国人常常很难理解和相信,在大多数美国民众看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在全世界追求民主和人权是出于真诚的动机。这正如许多西方或美国民众不能理解,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国家,包括中国,把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作基本人权,而且可能是优先的人权一样。这些仅仅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欺骗是不能解释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两者多方面的差异,既有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也有基本的文化和观念方面的。美国的政治文化带有一个甚至不同于其他西方国家的独特特征,即美国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在全世界追求自由,并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反映这一形象。”^[40]“事实上,长久以来理想主义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之一。美国权势集团也一直把推广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经济文化形态看作一种‘天命’的责任与义务,是所谓‘美国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使命感’的前提是美国‘例外论’,即美国是一个有别于‘腐朽的’旧世界的‘新世界’,其文化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因而有义务把旧世界从腐朽、没落中‘拯救出来）”。^[41]

从历史上看,1776年的《独立宣言》及后来以宪法修正案形式确定的权利法案,都先后明确了人民权利的观念。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进一步强化了权利平等的思想。美国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是民主的主要促进力量”。^[42]一些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被认为是美国孜孜不倦地推动民主与人权的结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被西方认为是“证明任何强加的意识形态均不可能维持下去。这是民主、公众自由和所有公民都有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的伟大胜利”。^[43]再加上一些美国政客和媒体有意和无意之间不负责任的误导,美国社会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被进一步极端化了。(www.daowen.com)

今天的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在全球推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后冷战时代发生过的那么多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中,美国政治家都这样宣传,而不少美国人也似乎都确信,他们归根到底是在为其“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战”。当布什在“9·11”事件后声称：“美国是全人类的希望,是黑暗里的亮光”的时候,这种语言和神态让人感觉今天美国人像是回到了中国“井冈山道路通天下”的年代。江藤淳评论说：“美国人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美国人实际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国民,但美国人本身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特殊性。这大概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只了解近代,只有空间感,而缺乏时间感的缘故。”然而,“在旧世界看来,美国的空间是极为特殊的空间,其他各国每每牵涉到一个古老的历史进程,而这些各具特色的扎根于历史的价值观,并非都与美国的价值观相一致。”^[44]

由此,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在美国批评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的声音有着相当程度的社会基础,从而更有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以所谓的“西藏问题”为例,西方社会普通民众的情绪有时比官方的态度还要强烈,这反过来又被政客们利用于各种目的。达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利用美国的社会心理。他在美国总是大谈西方社会热衷的“人权”、“环保”以及“和平”等话题,连表达的方式都极尽“西化”之能事,从而更能为西方社会所接受。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问题,不少美国人和人权组织也因为他们在本国反对流产而连带地攻击中国,同样显得十分偏执。《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说：“许多次,在我们对美国老百姓说起计划生育时,他们一个个大张嘴巴,那种纯洁天真的表情,让人看了怎么也难想到这是一个虐俘的国度。”^[45]

所以,不注意去解读美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传统）,从而有针对性地做好沟通和解释工作,其结果只能是将自己与美国一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民众对立起来,反而达不到回击美国右翼政治势力恶意运用美国人对“人权”和“民主”的关注的效果。

从深层次来看,这样的文化和传统也再次提醒我们：人权是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是美国立国之本,今后“人权注定将保留在美国的外交议事日程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的余地,美国将来不会放弃人权外交”。^[4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多项法案,将政府对外双边和多边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与人权问题挂钩。从1976年起,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政府逐年发表各国人权状况报告。在美国政府内部,它也是拥有专门机构、由较高级别官员专责推动的重要工作内容。冷战的结束不仅没有结束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反而减少了冷战时期战略考虑对于“人权外交”的掣肘,缓解了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时的道德困境。从美国国内政治状况来看,重视国际人权保护的氛围日益浓厚,国内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强。无论目的何在,美国政府官员在国际公开场合总是言必谈论人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人权问题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在一些情况下,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可能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尽管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威尔逊(或许还可以算上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卡特）这样“理想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总统,但在这样的冲突中,最后通常是国家利益战胜“理想主义”。比如冷战时代的菲律宾、韩国和伊朗,美国就从未对这些“非民主国家”推行什么“人权外交”,因为美国在这些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在后冷战时代,前面谈到的美国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就是典型案例。当然,在中国问题上,基辛格也主张美国要摆脱“道义情结”。美国承认,“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为保证其他国家的公民得到公平待遇的无效努力中放弃自己的物质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军事利益。”^[47]这在客观上使中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能够避开美国的锋芒。

在另一些情况下,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又是完全统一的。因为在美国看来,“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相应地,在一个受到美国文化价值观强烈影响因而更加美国化的世界里,美国肯定是更加安全的,并可能获取更大的利益。^[48]所以,1990年约瑟夫·奈就提出,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西方文化、宗教等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软力量”。“软力量”在维持美国“在国家间相互依存新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的认识下,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注重文化扩张,而文化输出也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早在柏林墙推倒之前,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时尚就已经冲破了美国人所谓的“铁幕”。在后冷战时代,伴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势力的全球性扩张,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连同其管理、技术、电影(好莱坞电影占目前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流行音乐、生活时尚等正超前地“全球化”,成为对其他国家单向输出的“强势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说美国音像业的出口额居然超过了航天工业,成为美国创造利润最多的行业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文化全球性扩张的势头。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说：“对美国来说,信息时代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在世界的信息传播中取得胜利,像英国一度支配海洋那样支配电波。”“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由美国文化来支配。”^[49]

反过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并不仅仅限于运用“软权力”来达致现实的目的。在后冷战时代,由于美国自信或者说自称“真理在握”,再加上前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美国较少受到行动制约的政治现实,美国还试图主动地运用现实的“硬权力”来实现其“理想主义”的梦想。在美国影片《幻影威胁》中,生活在那个据说是仍然处于奴隶制的沙漠星球的天行者曾经问他的老师,你们何时才能解放沙漠星球？现在是该轮到充满着“理想和热情”,同时又掌握着航空母舰与导弹的美国“现代传教士”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所以,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现实是,我们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尽管连这样的事实很多人都没有承认或者是不愿意承认,而且可能是十字军式的真正的热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