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不是出路

美国可谓国际经贸领域里成熟的游戏者,它会使出各种招数进攻中国,让中国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2004年,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又对中国的劳工标准向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提出申诉,指责中国以“经济以外的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力成本”,使美国在生产成本方面根本就无法同“一个普通工厂工人月均工资只有80美元的国家(按美国最低工薪水平计算,这样的月薪不到美国工人两天的薪水）”竞争,导致美国大量工作机会流失。劳联－产联首次援引1974年针对违反人权问题制定的贸易法301条款提出了对中国的行为展开调查并进行经济制裁的要求。

美国的工会来“关怀”中国工人的权益,这本身就是笑话。劳联－产联是否真的对中国劳工权益“充满关切”,我们不得而知。但其中核心的问题是,美国寄望通过“改善”中国工人的待遇,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过去,美国的反倾销、反侵权还仅仅局限于某个行业甚至某个产品。如果就中国的劳工标准提出诉讼,这样的措施将对中国的全部产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不过,劳联－产联的主张在美国国内都未获得认同。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博蒂利尔认为：劳联－产联把中国廉价劳动力和美国对华贸易出现巨大逆差以及美国工作机会流失联系在一起的逻辑过于简单；期望通过迫使中国提高工人工资来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并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赤字是荒唐的,其结果只能给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损害,从而进一步损害中国劳工的权益。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也表示,这种做法不仅会推动物价上涨,损害千百万美国工人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将削弱美国促使中国产生积极转变的能力,从而“只会使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恶化”；“采取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才为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处理我们都希望解决的劳工、货币等各种问题提供了有利渠道”。

同年4月28日,布什政府最终驳回了劳联－产联的请求,同时拒绝了美国制造商协会提出的对所谓“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进行301调查的申请。危机再次度过。它也似乎再次证明,中美经贸摩擦毕竟只是“摩擦”。当然,没有人会否认：中美的经贸摩擦还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不断出现。如果对“摩擦”听之任之,“摩擦”就会升温并演化为冲突,其结果可能是相当危险的。

冷战后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核心问题在于,美对华贸易逆差再加上美国多年来经济不振、就业市场疲软等因素,使得美国人对美中贸易的态度、甚至对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的看法开始改变。在美国民众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如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是一个威胁、主张限制中国进口的观念正在扩散。据2003年底《今日美国》报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美国的人只有40%多,这些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步伐的顾虑、甚至恐惧之态跃然纸上。美国曾经长期阻止、迟滞中国加入WTO,其实质就在于,美国担心中国进入WTO之后将取得国际经济领域里更大的发言权,进而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挑战。在2003年10月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质询中,共和党众议员丹·伯顿(Dan Burton）明确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强权国家”,如果现在不在意,10至20年后美国将被超越。

相应地,美国决策者近年来对中美贸易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0年,美国国会立法成立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国会授权该委员会专职观察分析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等领域的情况,其中包括评估美国生产活动转向中国的数量和质量,审核美中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美国所带来的影响,包括调查把高科技、制造和研究开发设施转移到中国的情况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美国人民的就业和生活水平的影响。这个行动本身就显示了美国日益重视美中经济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此外,美国国会举行的各种有关美中经贸关系的听证会等也逐年增多。特别是在2003年,白宫方面多次派出要员前往北京,讨论经贸问题,突显了双边经贸关系在中美合作与冲突中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经济技术领域里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美国从前总是强调推动所谓的“自由贸易”。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贸易形势的改变,美国的外贸理念和政策正在出现明显的改变。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转而强调所谓的“管理贸易”、“公平贸易”。一方面,美国认识到,“总的来看,贸易已经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美国应当进一步“帮助美国人获得最大的全球贸易增长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认为,“围绕我们的国家修一道城墙,阻止外国产品进入”已经是不可能的,对美国也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有人说,我们需要完全自由的贸易”,这样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随着欧洲、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崛起,美国也越来越感受到了贸易“不平衡”的压力。所以克林顿早就提出了所谓“公平贸易”的概念。他说：“在一个存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比自由贸易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公平规则下的公平贸易”。^[3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当年中国加入WTO问题上表现出典型的超现实风格角色错位：“世界看着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试图说服美国总统相信自由贸易将会给两国带来的好处。”^[39]2003年底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的《美国公平竞争。中国呢？》一文,更成为中美贸易摩擦发展至峰值时的“战斗檄文”,也将所谓的“公平贸易”推到了新的高峰。文章称：“如果相信自由贸易,就必须坚持要求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将密切观察中国市场的发展,不达到有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不会罢休”；等等。

当然,“公平贸易”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模糊和经常引起争议的概念。什么是“公平贸易”？不同国家看法不同。在中国看来,美国所力求达到的“公平贸易”往往意味着它希望得到它认为该得到的一切东西,而其实贸易本来就意味着讨价还价,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博弈。这一博弈最后达到的结果也很难用量化的标准界定它是否“公平”,因为那只能是一种“博弈均衡”。

问题在于,不论概念如何,许多美国人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已经开始习惯于这样一个观念：中国是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对美国制造业而言更是这样。反过来,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则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观察人士对中国缺乏了解造成的。他们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视为带领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一股重要动力。那么,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美国应不应该、能不能够对中国实施这样那样的贸易制裁呢？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从1990—2003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9.7%,使得中国从总量上看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中国迅速进入全球市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贸易额增长了大约两倍(1990－2003年,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由1.9%上升到6%,中国在世界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由1.5%上升到5.7%）。其中,中国“闪电式”地进入了美国市场,这当然会让许多美国人开始担心美国的经济内核是否正在逐渐瓦解。美国家具制造商公平交易委员会在给政府的投诉信中危言耸听地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文化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均面临极大的威胁。”另一些美国人声称,不仅较低级的工作转移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手中,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白领工作职位也随之转移到中国。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2003年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问道：“当Intel、IBM和Goldman Sachs计划将高端职位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时候,这里还剩下什么？餐馆？”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莱伯曼(Joseph Leiberman）主持了对美国半导体行业海外转移的研究。他在研究报告中称,“当前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个信息世界是否具有保持领先的能力。”一些美国人还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包括庞大的原油消费等）已使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了相应的影响力,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所要应对的另一个“权力中心”。^[40]

然而,客观地说,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和美国相比差距依然巨大。今天中国1万多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不过大约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4,德国的1/2。即使是乐观的估计,中国也只是被认为“有望”在20年内追上日本。特别是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经济还基本属于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含量不高。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并有所进步,但还远远够不上让美国人为此而感到紧张。如果美国决策者错误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强大到可以与美国正面对抗的地步,并因此而试图采用控制双边经贸关系的做法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其结果只能是让中美两国经济两败俱伤。

2003年10月,在中美贸易关系的敏感时刻,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发布报告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上使美国从中受益。对于美国公司而言,中国市场的开放使其有机会增加对华出口、拓展在中国的投资和生产项目。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累计已达数百亿美元。美国企业在中国已经有着无法割舍的巨大利益。同时,中国正将自己融入到美国所倡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当中,成为全球资本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为维持美国对外国廉价商品和借贷资本的极大需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报告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不是挑战美国地位的力量,而且已经成为维持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一个支撑力量。

许多分析家认为,中美两国带动着当今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在亚洲甚至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尽管美国人喋喋不休于中国的出口“狂潮”,但其实中国也是一个商品和服务的进口大国。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依赖性也日渐加大。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克鲁格提供的数据：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其总体出口的增长率,对中国大陆及香港和台湾的出口已经超过对美国的出口；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量占其总出口的1/5,而在中国所有进口的商品中,有1/10是来自韩国；从1995年到2003年,东盟5国对中国的出口占东盟5国总出口的比率由2.6%上升到6.7%,印度对华出口份额则由不足1%增长到4.5%；同期,巴西对中国出口的份额从2.6%上升到6.2%,阿根廷则从1.4%上升到8.4%。^[41]就连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对美国来说利大于弊。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对全球经济好转也至关重要。“中国人的需求已穿过太平洋,推波助澜到了拉丁美洲。这些都间接地正在开始帮助美国的制造业。”反之,如果中国对亚洲以及美、欧国家的进口减少,将导致全球经济产生波动。“如果中国的经济摇摆不定,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中国存在着对世界经济造成强烈冲击的可能,但其方式可能将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42]

从技术的角度看,美中贸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美日贸易战虽形似而实质有所不同。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多个方面的互补特点比较突出。世界银行数字显示,中国经济严重依赖于工业,包括制造、采矿和相关产业,这些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51%。美国GDP中工业仅占1/4,制造业比例为14%,服务业的比例则接近3/4。^[43]产业分工决定了中美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产业内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关系,符合比较优势规律。

中美贸易与当时美日贸易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中国出口产业的价值链遍及全球,而日本出口产业的价值链则保持在日本公司内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发展,使生产环节在全球配置,形成了庞大的跨国生产链。在中国,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为美国著名的制造商制造产品,并运往Wal－Marts和BestBuys的商店出售。据估计,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进口物品到达美国消费者手中之前,将增加6000多亿美元的价值,相应地超过800万美国人的工作和中国的进口有着密切关系。所以美国如果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受到伤害的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美国投资者的利益、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以及美国的繁荣,二者遭受损失的程度可能是相当的。^[44]这样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不断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但最终大都不了了之。所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已经成为中国规避贸易纠纷的重要手段。

最后,在美国人看来,美中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有助于美国鼓励中国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对华贸易“为我们开辟了种种富有建设性的新渠道,促使中国取得实际进展”。一些美国学者甚至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来理解其对外政策的转变,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中的贸易开放弱化了其一度奉行的“敌对性”对外政策,使美中双方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多,维系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越来越多。他们认为,中国在帮助缓和朝核危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积极合作,在伊拉克战争没有站到“巴黎－柏林－莫斯科”这一公开反战的阵线中等就是明显的例证。这样的背景决定了美国不愿意看到中美双方因为贸易摩擦而反目成仇。这是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能最终顾全大局、避免双边贸易冲突扩大的重要政治基础。

因此,中美双方在冷战后历次经贸领域的危机处理中都表现出了克制和冷静的态度。例如2003年底,为了安抚美国产业界,美国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制衣设立新的配额。对于这一明显带有政治目的的决定,中国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没有立刻提出任何报复措施。中国认识到,美国大选之年的经济政策大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中国没有必要与之“一般见识”。倒是美国一些消费者团体和商界、经济学界人士反映强烈。他们批评美国政府的决定是受国内政治驱使,担心普通消费者受到侵害。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曾不指名地警告说,“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阴云”正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危险。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将进一步加深,市场将更加开放,美国经济也可望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美国人的就业压力可望减少,美国政府受到的政治压力也可望进一步减轻,中美贸易纠纷有可能逐渐进入一个下降的周期。毕竟,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会放弃美中贸易这一重大利益。美国对中国频频施加压力、进行威胁的目的也是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而不是关闭美国市场的大门。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特别是对美出口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支柱。因此,中国提出了“发展、平等、互利、协调与非政治化”的双边经贸关系五项原则,一直在试图避免贸易争端升级。所以,中美之间在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具有共同的基础和利益。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摩擦是正常的、无法避免的,也并不可怕。正如美国副总统切尼2004年4月访华时所表示的那样,美中经贸摩擦反映两国经济关系密切,美中经济对双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贸易中产生的问题,只能理性面对,在经常性的协调和合作机制中,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加以妥善处理。有摩擦就有谈判,谈判就是讨价还价,最后达致双方可接受的均衡。可怕的是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的非理性博弈,动辄挥起“大棒”,引发不必要的争端,那将被证明是短视的和不负责任的。

佐利克曾称,他在同中国官方人士会晤后“感觉良好”,因为北京非常重视保持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美国政府何不也以行动对外表明,美国有兴趣倾听并理解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而不是简单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呢？

【注释】

[1]林坚：《美国商界：中国政府最坚定的盟友》,《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月19日。

[2]林坚：《美国商界：中国政府最坚定的盟友》,《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月19日。

[3]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4]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5]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87页。

[6]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7]欧文·哈理斯：“A Year of Debating China”,美国《国家利益》季刊,第58期。

[8]林坚：《美国商界：中国政府最坚定的盟友》,《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1月19日。

[9]《美制造业指控中国造成就业流失》,《美国政府新闻媒体》,2004年2月2日。

[10]《客观评价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人民日报》,1996年5月21日。

[11]《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认为中国的经济行为损害了美国利益》,《美国参考》,2003年10月30日。

[12]MichaelS.Derby：《美国从中国进口利多弊少》,道琼斯通讯社,2003年10月28日。(www.daowen.com)

[13]《中国腾飞巩固美国霸主地位》,《华尔街日报》,2004年2月3日。

[14]同上。

[15]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

[16]同上书,第117页。

[17]同上书,第118页。

[18]同上书,第116页。

[19]《中国被指找借口限制美产品入境》,《美国政府新闻媒体》,2004年3月26日。

[20]《中美贸易争端因谁而起》,《国际金融报》,2003年11月19日。

[21]《WTO语境下的中美农贸》,《经济观察报》,2002年3月4日。

[22]《美国计划就贸易问题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联社,2003年10月22日。

[23]《回顾去年美中人民币升值争端》,《美国政府新闻媒体》,2004年1月4日。

[2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25]《制造业就业下降呈全球化趋势》,《华尔街日报》,2003年10月22日。

[26]《美林预测人民币年底升值10%》,《美国中文媒体》,2004年3月4日。

[27]《向中国施压背后的美国政治》,《华盛顿观察》,2003年11月26日。

[28]《向中国施压背后的美国政治》,《华盛顿观察》,2003年11月26日。

[29]《专家警告人民币贸然升值将带来灾难》,《美国中文媒体》,2004年2月19日。

[30]《向中国施压背后的美国政治》,《华盛顿观察》,2003年11月26日。

[31]《中国外贸逆差猛增260倍人民币升值压力料减》,《美国中文媒体》,2004年3月9日。

[32]《IMF促中国采取灵活汇率》,《美国政府新闻媒体》,2004年2月25日。

[33]《向中国施压背后的美国政治》,《华盛顿观察》,2003年11月26日。

[34]唐·埃文斯：《美国公平竞争。中国呢？》,《华尔街日报》,2003年11月5日。

[35]胡延平：《两个世界的利益较量：看中美如何博奕》,博客中国,2003年1月31日。

[36]阳光：《假如中国没有华为》,《计算机世界网》,2003年2月24日。

[37]《思科华为掐到底？思科诉华为考量了什么》,《北京青年报》,2003年6月17日。

[38]陈百明：《谁在养活美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62—163页。

[39]欧文·哈理斯：“A Year of Debating China”,美国《国家利益》季刊,第58期。

[40]《中国腾飞巩固美国霸主地位》,《华尔街日报》,2004年2月3日。

[41]安·克鲁格：《中国继续经济奇迹符合世界利益》,《南方周末》,2005年3月3日。

[42]《依赖中国经济有风险》,《华尔街日报》,2003年11月20日。

[43]《中国腾飞巩固美国霸主地位》,《华尔街日报》,2004年2月3日。

[44]《美国加收惩罚性关税会惩罚谁？》,《证券市场》周刊,2003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