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维系台海平衡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目前,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曾设想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政府出于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逐步开始了对台政策调整。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标志着对台政策进入新的阶段。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全面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对台方针。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也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国家统一的六点具体构想,使“一国两制”方针的内容更加完备、明确和系统化。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宣布：“和平统一祖国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按1993年9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联合发表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其要点包括：

●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

●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

●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

●和平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在统一之前,双方按照相互尊重、互补互利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进行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和双向交流,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的“和平”和“两制”的前提都是“一国”。“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人民在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和法理基础。“一个中国”原则也是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国民党统治集团退据台湾以来,虽然其政权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但它实际上只是中国领土上一个实行武装割据的地方当局。因此,外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与台湾当局断绝或不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与外国建交的原则。此后,正是在中国与外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存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目前,160多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且承诺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出于控制台湾、遏制新中国的战略需要,进行了一系列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军事活动。尽管当时蒋介石有求于美国,希望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但他对“中华民国拥有全中国的主权”至死也坚持着,从而在反对西方策划的“划峡而治”、“两个中国”这一点上与祖国大陆方面形成了某种默契,对防止台湾被分裂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早在1950年9月26日,蒋介石就针对美国官员及学者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发表演讲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1955年1月,在美英两国的策动下,新西兰向联合国提出提案,把中国大陆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说成是“国际冲突”,要联合国出面“斡旋停火”。对于这种旨在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两岸中国人都表示反对。1955年2月8日,蒋介石还发表长篇演讲驳斥“两个中国”,称“台澎归还我国的手续,早已完成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抗议,加上苏联代表的表态,使美国政府暗中操作的新西兰提案流产。此事反映了中国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民族情感是共同的。

蒋氏父子主政台湾的几十年中,尽管海峡两岸各自实行不同的制度,但在台湾不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台湾当局虽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但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此外,在20世纪50至70年代,蒋氏父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了许多措施,例如积极推行国语,加强历史、地理教学,宣传根在大陆的理念等。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开展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然更着眼于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但同时也使台湾虽然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仍然保存着中华文化的血脉。蒋介石还宣称“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严打“台独”活动,使“台独”活动在岛内难以立足。所以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对此肯定说：“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

当然,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具体内涵,两岸一直存有分歧。自1987年两岸交流逐步展开后,如何在交流中处理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相应地也提上了议程。为了求同存异,避免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具体内涵方面的争执影响事务性商谈的顺利进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在香港商谈中,就海峡两岸事务性(公证书使用）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商谈中,台方虽然也同意两岸公证书使用是中国内部的事务,双方均应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表达了谋求国家统一的愿望,但在文字表述方案上,两会很难达成一致。海协的基本态度是,海峡两岸交往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协商解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协商。在会谈即将结束时,台湾海基会代表又增提了3种表述方式,并拿出了他们的最后表述内容：“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还建议“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代表表示这是此次商谈的主要成果,等把海基会的建议与具体表述内容报告后再正式答复。

香港商谈结束后不久,1992年11月16日,海协会正式致函台湾海基会表示,“在这次工作性商谈中,贵会代表建议在相互谅解的前提下,采用贵我两会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并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会充分尊重并接受贵会的建议。”“现将我会拟作口头表述的要点函告贵会：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海协的函后并附上了海基会最后提供的表述方案。12月3日,海基会回函海协,对达成共识未表示异议。(www.daowen.com)

至此,关于一个中国原则表述问题的讨论,以形成双方相互接受的两段具体表述内容为结果而告一段落。1998年1月,为了照顾台湾当局的客观处境,寻求和扩大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合作基础,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祖国大陆又正式向台湾当局明确提出：在统一之前,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大框架之内,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涵义,两岸则可以进行对话协商。

事实上,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具体内涵,除两岸存有分歧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讨论“一个中国”的问题时,也认为中美在“一个中国”的概念上也从来就没有过相同的界定。早在“上海公报”中,美国人的用语就是：美国“认识到”(“realize”,或译作“认知”）海峡两岸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表示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问题是,如果有一天海峡两岸并不“都”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陈水扁宣称海峡两岸“一边一国”甚至未来某个时候台湾当局宣布独立的话,美国是否还能“不持异议”呢？

据报道,精明的基辛格是请教了美国的法律专家之后,才在“上海公报”中“玩”了这一出文字游戏。美国人认为这样的文字游戏既可以安抚中国,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美国的利益。“认知”一词的使用,意味着美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未定”的成分；而只有“台湾地位”未定,美国才有根据进一步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此后,美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但是并没有走得更远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诉求,也没有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府可以代表台湾人民说话。而且,美国保留了向台湾提供武器以帮助保持台湾海峡两岸军事平衡的权利。与此同时,私下里也没有放弃一旦有军事紧急情况帮助台湾的权利”。因此,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包含着“台湾地位未定论”。^[7]

问题在于,尽管美国的“一个中国”与中国的“一个中国”以及台湾当局的“一个中国”有着不同的内涵,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毕竟没有任何一方动摇过“一个中国”这个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稳定的基石。因为,正是这一所谓的“模糊成分”一直令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保持着尽管脆弱但仍足以维持的平衡关系。这一脆弱的平衡关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使台海局面得以维持较为稳定的既成状态。

——对于美国来说,它确保了美国力图在这一地区实现的稳定,并使美国与中国有机会发展战略性或者起码是正常化的大国关系。这也是大约3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都始终遵循这一原则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它避免了摊牌局面的过早出现,从而提供了其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和宝贵的时间。

——其实,“一个中国”政策的最大受益者还是台湾。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台湾得以在稳定的环境中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和平地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转型。其实,除了法律上的独立、不得单独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以及不得与其他国家建立官方的正式外交关系以外,“一个中国”给予了台湾几乎它所想要得到的一切。

反之,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样的政策底线,原本脆弱的台海平衡就将迅速地失衡。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美国政治家更加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2005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访问台湾期间与台湾工商界私下餐会时指出,“一个中国”是在保护台湾。他表示自己深信不疑,如果台湾走上独立的路线,中国大陆会为此对台动武,即使美国翻脸也在所不惜。克林顿半小时的演讲收进了25万美元,他当然知道台湾当局要的是什么,喜欢听到的是什么。但克林顿还是讲“一中是保护台湾”,“台独一定会打仗”,可见这样的认识代表着美国的主流判断。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对台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到“台湾和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实际上已经充分地表达了务实性、灵活性和诚意。但是,无论怎样“务实”和“灵活”,在“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却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余地。1995年1月,江泽民主席发表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时,明确指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2005年3月,在阐述中国政府新的对台工作方针时,胡锦涛主席更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对台湾而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标志着承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可分割,这就使两岸双方有了共同的基础和前提,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找到解决双方政治分歧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中国大陆一再表明,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台湾方面关心的各种问题。比如,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主张以一个中国原则为谈判基础,是为了保证实现谈判的最终目的即实现和平统一。离开了这样的谈判基础和最终目的,当然不可能被中国政府接受。

但是,李登辉主政之后,逐步推行分裂路线,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两岸之间关于“一个中国”的问题日渐突出起来。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公然向世人宣称台湾当局已将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此即所谓的“两国论”。2000年,台湾政局发生重大转变,民进党取代国民党在台湾“执政”。7月31日,台湾当局提出了所谓“交流、对话、搁置争议的九二精神”的概念,否认1992年台湾海基会与中国大陆海协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共识。2002年8月3日,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第29届年会在日本东京举行,陈水扁透过电视直播方式提出了“一边一国”的主张。特别是2003年以降,陈水扁开始大力推进“公投制宪”的“宪政改革”,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所谓根据是：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已经分裂分治且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统治过台湾；1991年以后,台湾又通过所谓的“宪政改革”形成了与中国大陆没有关系的政权体制。但是,海峡两岸尚未统一这种非正常状态的存在,以及政权体制的差异并没有赋予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权利,也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台湾分裂势力和外国反华势力企图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现状”,已经直接挑战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台海局势已经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