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选择

随着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推进,我们发现：一方面,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确有相互合作和相互谅解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现实的和潜在的冲突,也无法掩盖和消除中美之间在其他领域里的各种矛盾,更不可能因此而再次形成某种压倒一切的特殊战略关系。

如果对美国迄今为止的“反恐战争”进行一个小结的话,那么从区域性的角度看,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整合巴基斯坦、出兵阿富汗、进驻中亚、占领伊拉克……尽管美国一再宣称其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但事实毕竟是,美国迅速抓住“9·11”事件这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战略机遇”,使其战略影响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在欧亚大陆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正如王缉思《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一文所指出,以“9·11”事件为契机,美国开始全面推进对其所谓“新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全球战略,那就是：以“反恐”、防扩散和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自由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或建立“新美利坚帝国”的体系。因此,“反恐战争”成了美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其绝对领导地位的全球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

也惟其如是,才有人感叹“反恐战争”对美国来说真的“恰逢其时”。国外一些人甚至“不负责任”地揣测,认为“9·11”事件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其目的是要为新世纪美国的“爱国主义外交”提供国内政治基础——就如同有历史学家认为美国人在珍珠港故意给了日本人一个偷袭的机会一样,或者是如同1898年美国“缅因号”战舰被炸沉导致美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美西战争一样。真实的历史也许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多种证据表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危机中,美国就放弃了多种可资运用的政治、外交手段,执意发动海湾战争；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其军事行动计划也早在“9·11”事件以前就已经制定。“反恐战争”最终成为了美国借“9·11”事件之机进行全球“扩张”的旗帜。

如果进一步回顾、总结整个后冷战时代的战略格局,我们发现,由于牵制美国“行动自由”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消失,美国采取战略进攻的态势日益明显。自海湾战争以后,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早就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美国业已实施的军事行动大体上具有四重性质(不同的行动所体现的这四重性质的强弱各有不同）：

一是“战场打扫行动”。

即在前苏联的威胁解除、以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基本结束后,继续拔除所剩无几的“钉子户”。如前南联盟、朝鲜、古巴等。科索沃战争即是肢解前南联盟这个原共产党人控制的桀骜不驯的国家的典型案例。伊拉克战争的首要目的也是要拔掉萨达姆这个失去了“后台”但居然仍然“不识好歹”的“老钉子户”。

早在克林顿时代,美国政府就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国称为“无赖国家”。自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对伊拉克和朝鲜等保持强硬态度。其中主要原因是,美国怀疑这两个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这两个国家在支持和纵容恐怖主义。在“反恐战争”打响后的2002年2月4日,布什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国情咨文中,更把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定性为“邪恶轴心”。

尽管包括中国、俄罗斯、法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甚至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美国政治家在内的各国各界人士,都已经明确表态,反对“邪恶轴心”论,或者反对将“反恐战争”的行动范围任意扩大到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但是美国的战车继续隆隆向前。

迄今为止的“反恐战争”使美国拔掉了一些“钉子”,同时还“震慑”了另一些“钉子”,实现了对中东、中亚地区一些美国认定的极端的伊斯兰国家或者组织保持强大压力这一直接的战略目标。比如伊朗、叙利亚以及其他一些中亚激进的伊斯兰组织等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伊朗东部的阿富汗和西部的伊拉克均已为美军控制。从战略上看,在未来可能的美伊冲突中,伊朗将处于被东西夹击的境地。这样的态势正是伊朗在2003年底同意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的重要背景之一。几乎同时,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访问欧盟时宣布利比亚将放弃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接受国际监督。2004年,利比亚最终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如果再加上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落网,一时之间,伊斯兰世界的三位反美先锋均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之下偃旗息鼓了。

在美国眼里,中国不也是个“钉子户”吗？只不过这个钉子太大,一时之间还难以拔除而已。所以美国人现在采取的是先扫除外围,同时不停地敲打敲打中国这颗“钉子”的策略。但不要忘记,在美国看来,中国就是“钉子”。即使“9·11”事件后中美之间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也并没有让美国改变其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形势的基本判断和认识,美国也没有因为进行“反恐战争”而放弃对华的防范甚至遏制。

二是核心资源及战略要地的控制行动。

在战略对手消失、行动自由相应空前扩大的形势下,美国抓住“有利时机”,迅速采取果断行动,控制世界核心资源,以继续巩固世界头号或者惟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即是典型案例。

世界上大概没有人怀疑美国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与石油这一核心资源的联系。2004年2月13日,冯绍雷在新华网发表《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一文指出：“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的美国,它对石油的浓厚兴趣,还直接来自于小布什政府官僚政治结构的特点,也即小布什政府中100位最具影响的官员中,一半以上与石油公司和军工企业有着直接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小布什总统本人,也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现国务卿）、商务部长埃文斯。尤其是在共和党本届主政任期之内,可以明显地发现美国外交前所未有地被‘私有化’了。根据美国学者的介绍,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于这样把国家战略与私人和企业集团利益如此不加掩饰地直接挂钩。”

当然,“核心资源”并不仅仅指经济资源。比如阿富汗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但作为美国突入中亚腹地的战略据点同样是稀缺的“核心资源”。再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托马斯·法戈2004年4月4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计划向马六甲海峡派驻海军陆战队和特别行动部队,以清除在那里活动的恐怖分子,“帮助维护”全球海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目前,世界一半的原油、1/4的商贸,特别是许多发达国家进口的石油和战略物资,都要经过这里完成交流。据2003年的统计,每天通过海峡的船只多达200余艘。作为世界航运要道的马六甲海峡备受美国“关切”,无疑可以解读为美国借“反恐”之机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力图控制重要航道中的战略据点这样的“核心资源”的重要动向。

三是防范新的“权力中心”的“布子行动”。

即在新的大国崛起之前,以“反恐战争”为旗号,迅速控制全球主要战略据点,以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权力中心”形成遏制、防范之势。美国通过战争控制阿富汗,以“反恐战争”的名义进驻中亚诸国等行动由此都可以得到解释。伊拉克战争的另一面解读同样如此。

更重要的是,从中东、中亚的立足点出发,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在进一步向不同的方向辐射、扩散。美国战略人员认为,控制中亚和里海地区,就可以向北向南,分别监控曾经并且随时可能结盟的印度与俄罗斯。特别是自沙皇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就有在印度洋拥有出海口的梦想,直至前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多少个世纪以来历代俄罗斯政权实际上都在继续进行这个努力。美国占领阿富汗并进驻中亚,就可以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使得俄罗斯数百年来的梦想更加渺茫。

冯绍雷前文认为：“欧洲、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后的不同程度的崛起不光被人们以‘多极化发展’相称许,而且,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动态是,欧、俄、中之间出现了更多程度不等的合作与交往的吁求。正在出现的一个并非一定是来自主观愿望,但确是势不可免的客观发展趋势,乃是人们寻求在惟一超级大国欲求主宰世界事务背景之下的相互支撑,在各方都既保持并深化与美国的合作的同时,谋求抵御霸权与单边主义干扰的多边合作网络。”“这个合作网络即使不是出于‘共同抗衡第三者——美国’的目的,也给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掌控多多少少带来不便。”

他还说：“伊拉克既是向欧洲和向亚洲输出他们其极其需要的能源的咽喉要地,同时也是从战略上联结欧、俄、中三地的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地带’的关键部位。可谓是打击了伊拉克,便可牵一发而动全身。按照地缘政治学上经常沿用的公式：如欲掌握世界,必先掌握世界岛——欧亚大陆；如欲掌握欧亚大陆,必先掌握中东。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可见美国出击伊拉克远不止石油利益和输出民主的动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的一出大戏的序幕而已。”

我们应当清楚,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不管你宣称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意味着美国东亚战略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防范被逼出东亚的可能。包括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不断加强,都加深了美国的疑虑。相应地,美国的战略眼光和反恐步伐也并未在中亚和中东停留,而是在进一步向南亚、东南亚直至东北亚这一所谓“不稳定的弧形地带”延伸。近年来,美国十分“关心”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反恐活动,频繁提出实施联合行动打击恐怖主义的各种建议。美国的“反恐战争”在这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中延伸,显然都极具挑战性。

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以后就不断通过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发展不同层次的军事合作关系,企图“重返”东南亚。“反恐战争”无疑为这样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契机。再加上由此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往北业已存在的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中日领土争端问题、朝核问题等等,中国的“家门口”居然成为了国际热点积聚的地区,中国的安全难题相应地将日益增多。美国在这一系列地区的行动所具有的防范新的权力中心的“布子行动”的性质也可以更加得到印证。

四是后冷战时代国际行为规则与国际体制的构建行动。

在打败主要竞争对手、毁灭了一个“旧世界”后,“领导世界”的前景展现在美国政治家面前。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包括如何重新协调与盟国的关系,如何改造被“征服”的“新世界”等等。几乎所有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都具有这个性质。

迄今为止,美国以自己为中心确立了新的国际行为规则。1990年3月老布什总统在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人们曾经一度认为,“超越遏制”即表示美国不再执行遏制政策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看来真的要“和平共处”了；后来才明白“天无二日”,“超越遏制战略”就是不仅要“遏制”,而且要进攻,所以到小布什执政时他干脆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美国认为：由于毁灭性武器的增多和一些“流氓政权”的意图难于识别,因此,要使“先发制人”这一“自卫原则适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威胁”。在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提出“美国将在威胁完全形成之前就采取行动”,“美国在不断寻求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通过对恐怖分子先发制人的打击行使自卫的权利”,^[35]从而为其在军事行动上的“完全自由”赋予了所谓的“合法性”,使美国“先发制人”的权利得到了确认。其实,小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略的思想基础还是在老布什总统那里。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哈斯就主张“预防性干涉”,而“所谓预防性使用武力,就是对感觉上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威胁越来越具体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时,进行预防性打击的诱惑也就越来越大”。^[36]可见,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最后“超越”的结果就是“先发制人”。从老布什到小布什,父子俩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直到此时,才最终完全揭开了美国全球战略真实意图的面纱。

在此背景下,布什政府不仅直接使用强大的军事力量迅速铲除了几大“恐怖势力”,而且推出了一系列昭示美国新世纪全球战略走向的重大举措,包括宣布废除了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启动了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加紧推动北约东扩……。与此相应,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被忽视甚至抛弃了。联系到整个20世纪90年代西方流行的“主权有限论”、“新干涉主义”理论等等,美国在全球的“行动自由”在进一步强化。

由于“先发制人”主张在“9·11”事件后美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氛围下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所以伊拉克战争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正式授权,但美国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军事行动却同样在国内获得空前的支持。有人感叹说,“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变了”,更“爱国”了；抛开美国政客蛊惑的成分,“9·11”事件的冲击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样,在后冷战时代,前苏联作为战略对手的消失不仅没有使美国对外政策有所内向,反而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注重军事实力和军事手段,力图实现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军事实力的进一步膨胀,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系数相对下降,威慑能力相对降低。在地缘战略态势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局面。

与此相应,“超越遏制战略”还意味着,美国不仅要“和平演变”一个国家,现在更可能要“强制改造”一个国家。“9.11”事件之后,美国把“反恐战争”与民主改革结合起来,原因即在于此。美国不仅要征服伊拉克,而且要用西方“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造伊拉克。同时,以伊拉克为实验地,进而在整个中东进行“民主改造”,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正在试图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新世界”！

更进一步看,以“反恐战争”为契机,例如围绕伊拉克问题上的“战”与“和”的分野和对立以及伊拉克战后的重建问题,各主要大国也进行了力量的新一轮展示和整合,美国从中进一步积累了后冷战时代协调大国关系以及“领导”世界的经验。

美国宣称“你们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实际上是以“反恐战争”的名义开始了全球力量的划线和整合。“9·11”事件不仅使美国国内形成了似乎是“万众一心”的“大好局面”,而且在全世界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美国要发动“反恐战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表示支持、同情,至少是不反对。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感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因而在反恐问题上的协调在不断加强,这就进一步凸现和巩固了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对于中国、俄罗斯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美国也试图以反恐“划线”,将这些力量统统“整合”到美国的领导和协调体系中去。在以反恐“划线”的大格局下,连一些长期与美国对立的伊斯兰国家也对美国的行动保持了出奇的沉默。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收获。所以,“9·11”事件虽然造成美国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美国却在随后的行动中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优越地位。

这的确是一个充满复杂变数的年代。我们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这同样有利于争取国际社会对打击新疆、西藏分离主义活动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反恐行动似乎正在超越主张国家主权神圣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界限。美国攻打塔利班政权,对于中国似乎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这个组织长期支持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组织,对于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构成很大的威胁；但是我们突然发现美国利用“反恐战争”不仅出现在中国的西大门、趁势在中亚扩充地盘,而且进一步在国际社会“独步武林”,肆无忌惮。我们通过反恐合作改善了中美关系,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增加了自己的战略回旋余地；但转眼之间,美国锋芒所向,似乎若有若无地构建着一个冷战时代似曾相识的包围圈……

对于中国来说,利和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决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艰难。在后冷战时代,我们已经无法简单地、非此即彼地界定什么是中美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什么是中美关系中的利害冲突。在进行对策分析时,我们同样无法简单地认定某一情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另一种情势对我们就是不利的。往往是中美关系中的同一事项、同一领域、同一处置,既具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又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一面；既存在有利的一面,又存在不利的一面。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们更无法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时期那样“纲举目张”地抓住某个压倒一切的具有特殊性质的“战略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曾经指出,“中国同许多与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分不开,这些问题包括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保持西太平洋的均势,保护国际环境,管理全球经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建立维护全球和区域安全的新体制”。但是,“分不开”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在美国人看来,“在上述所有方面,中国既能使问题有所改善,也能使问题严重恶化”。^[37]同样,在哈里·哈丁提到的所有领域,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同时我们也能找到大量的证据证明两国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但无论是冲突还是合作,其中的每一方对于对方来说都是重要的、不能忽视的,这就叫“分不开”。

从理论上讲,交流的增多并不必然地、或者并不仅仅会增进合作；相反,由于“距离美感”的消失,利益和价值等诸多层面的冲突反而可能突出出来。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关系正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中美之间关系更趋密切,领域更趋广泛,不仅涉及双边的问题,同时更进一步涉及到共同关心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因此中美关系的基础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不是变窄了而是更宽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这的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多面性也在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这样的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那样的明确分野,而形成了一种有利和不利、冲突与合作在同一领域相互交织的局面。按布热津斯基所使用的定位词语,中国将逐渐成为“国际‘游戏’中越来越合作的一员”。我们则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是：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之间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选择可能不再是建立某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具有压倒性地位的“战略关系”；而是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博大的胸怀,去构建一种新型的“正常的大国关系”。这一“正常的大国关系”将：

◇涉及各个领域；

◇兼有冲突与合作；

◇存在稳定的行为规范和解决问题的机制；

◇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讨价还价；(www.daowen.com)

◇从而从一次次冲突走向一次次博弈均衡。

这样的关系也的确在不断地成熟起来,并不断地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注释】

[1]资中筠：《中美建交十周年与二十周年——变与不变》,《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2]资中筠：《中美关系多面化》,载汪熙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31页。

[3]《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

[4]《美中关系未来十年：1983—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08页。

[5]《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57页。

[6]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50、74页。

[7]1998年的伯明翰峰会上俄罗斯正式加入原西方七国集团,从而形成了八国集团。俄罗斯还将是2006年八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

[8]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页。

[9]《下一次美日战争》,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页。

[10]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11]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2]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敢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13]《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3页。

[14]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30页。

[15]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敢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16]陈百明：《谁在养活美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81页。

[17]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8]沈丁立：《表态意味深长美支持中国入“核供应国集团”》,新华网,2004年5月20日。

[19]中新网北京2001年11月15日。

[20]《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国亦受“基地”的威胁》,香港《文汇报》,2004年4月21日。

[21]李沉醒：《美国盯上中亚石油》,《联合早报》,2001年11月30日。

[22]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23]《洛杉矶时报》,1997年10月5日。

[24]《中国悄然筹划中亚自由贸易区震动世界》,《经济》月刊,2003年10月23日。

[25]1996年,《中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签署,其中包括修建石油管道项目。此后到2001年,北起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南到中国大庆的跨国石油管道铺设计划成形,是为“安大线”。

[26]2002年底,“安大线”方案被俄否决。2003年,《俄日能源合作计划》签署,日方向俄罗斯提交了修建从安加尔斯克到纳霍德卡、原油流向日本的管道建议,是为“安纳线”。

[27]《聚焦阿盟秘书长三问鲍威尔撤退美军是虚晃一招》,《中国青年报》,2004年5月19日。

[28]王缉思：《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对我国的影响》,爱龙网,2004年1月20日。

[29]《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30]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71页。

[31]霍华德·弗伦奇：《中国迈向另一个西部：中亚》,《纽约时报》,2004年3月28日。

[32]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33]霍华德·弗伦奇：《中国迈向另一个西部：中亚》,《纽约时报》,2004年3月28日。

[34]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73－174页。

[35]《2005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20页。

[36]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37]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