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兮

但是,中美关系“再次正常化”、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一定程度的谅解和合作只是问题的一面。与我们得到的许多东西相比,美国看似“杂乱无章”的一个个点的行动背后,似乎有着让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充满疑虑的宏大的战略眼光。

从“反恐战争”迄今为止的演变来看,它在使中美关系“回暖”之后,并不仅仅是单方面地持续扩大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也出现了新的利益重叠——即使还不能说是明显的利益冲突的话。对中国来说,这样的“乍暖还寒”明显地出现在中国的石油安全问题与中国在中亚的地区战略问题上。

尽管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似乎占据了采取军事行动的“道德高地”,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无可避免地会将美国的战争与石油联系起来。由于在中东、中亚站稳了脚跟,蕴藏有巨大石油资源的中东波斯湾和中亚里海地区便进一步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

伊拉克本身就是世界上仅次于沙特的第二大石油储藏国,如今美国军队堂而皇之地驻扎在这块土地上,掌控着该国政治、经济大权,当然也包括对其石油资源的实质性控制。至于整个海湾地区则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储量占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65%左右,原油产量约相当于全球产量的1/3,而且其产油能力还有较大潜力可挖。与海湾地区石油经济继续保持产业优势的情况相反,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资源则出现了萎缩的趋势。所以,该地区未来仍将是世界石油供应的中心。

近10年来,连接中亚、西亚和高加索的里海地区在世界能源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起来。里海南北长1200公里,东西宽320公里。从1994年起,包括美孚、埃克森、阿莫科、加利福尼亚等超级石油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大石油巨头纷纷涌向这一地区,与里海各产油国签署了上百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开发合同。按美国能源部的估算,里海的石油储量在900亿桶到2000亿桶之间,约占世界石油总藏量的8%。里海的天然气储量也大得惊人。按欧洲人较为保守的估测,里海的天然气储藏量约14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量的4.3%。^[21]此外,临近这一地区的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均拥有可观的油气资源。所以不少国家已将这一地区视为石油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确保石油供应安全的重点考虑目标。

对中国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通过石油统治世界,对美国来说,是不能放手的政治权益,那是自不待言的。”^[22]所以,控制中东、中亚各国,至少扶持一个在石油政策上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亲美政府,就能进一步控制这一地区的油价、油源,甚至进而主宰全球政治、经济步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总体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工业已经明显滞后并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中石油供应短缺问题更是日益突出。从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石油纯进口国。至1996年,中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到2004年,中国石油需求的约40%依赖进口。据美国能源部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增至每日1050万桶,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3]中国石油的供求矛盾因此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深。实现能源战略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1973年中东战争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欧美国家都建立了大量的石油战略储备,而中国只是近年来才开始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因而形势更加严峻。

早在1997年,中国就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有关开发里海东岸的石油并铺设通往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等内容的总额为95亿美元的协定。2004年,一项让输油管道通过新疆阿拉善小城直通中国东部地区的协议又得以达成。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新欧亚大陆桥早已开通,如果连接中亚和太平洋的石油管道铺成,将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报道,仅哈萨克斯坦对外宣称已经探明石油储量就达22亿吨,预测储量130亿吨,现在生产量已经将近5000万吨,预计到2010年哈萨克斯坦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石油出口国。^[24]因此,中哈之间、中国和所有中亚国家之间在能源领域里的合作前景广阔。目前,中石油、中石化等中国能源企业已经开始在中亚地区筹建一些大型的合作项目。从能源安全角度看,中国在国内将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开发新疆石油,同时从哈萨克斯坦及里海地区进口石油。

而美国占领阿富汗、驻军乌兹别克斯坦,进军中亚,恰恰形成了两国在地缘战略利益上的重合——即使目前还不能说是冲突的话。这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进而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前述中东海湾地区和中亚的里海地区两大“能源中心”中,里海的法律地位问题存在争议,运送里海石油所须铺设的输油管道走向的选择也可能引发重大地缘政治冲突。在里海石油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大国利益的激烈角逐。中国虽与哈萨克斯坦政府签署了建设从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新疆石油管道的协议,但对于当前石油供应的意义并不大。

至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问题则更加扑朔迷离。“安大线”^[25]、“安纳线”^[26]之争不仅是中日两国的短兵相接,实际上也体现了俄罗斯在石油供应主导权方面的争夺以及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走向。2004年底,俄罗斯又决定修建“泰纳线”,即从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到纳霍德卡港附近的别列沃兹纳亚湾。总的来看,中国利用俄罗斯油气资源的计划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这样,在相当长时期内,海湾石油仍将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在目前的中国石油进口中,中东约占50%,非洲25%(例如苏丹等国）,亚太地区15%(例如亚洲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拉美的委内瑞拉以及巴西、阿根廷等国）,中亚俄罗斯10%。

中国同海湾国家政治关系良好,经贸合作基础较深。海湾石油成本低、油质好,海湾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于中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近年来,中国人在中东地区涉足的领域也日益广泛。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充足的硬通货和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的巨大石油消费市场,对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海湾国家经济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对海湾石油的需求减少,而中国经济稳步发展,能源需求也继续保持上升势头,给正在扩大石油出口市场的海湾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以来,海湾国家调整能源战略,重视与国外在勘探、开采、加工、运输和炼油等一系列生产流程上的合作,试图将产油国和消费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工业国也抓住这一开拓海湾石油市场的良机,积极参与这方面的竞争。尽管中国石油工业在获取和经营海外石油方面刚刚起步,但毕竟开始试图打破多年来欧美和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完全控制海湾石油生产、运输和加工的固有格局。

但是,美国长期插手中东事务,使得中东问题十分复杂。特别是经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对于海湾石油的控制权更加稳固,它至今驻兵伊拉克,并对沙特、科威特拥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影响力。美国基本能源需求40%以上依靠石油,石油需求大约一半左右依靠进口,而石油进口大部分来自波斯湾地区。所以,美国一方面绝对不希望一个新的能源竞争大国出现在中东,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控制中东石油进而控制对该地区石油存在依赖的国家。美国罕布什尔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克雷尔在其所著《资源战》一书中对此说得十分明白：“在控制伊拉克的过程中,石油作为力量之源的分量超过了它作为燃料的分量……控制了海湾,就等于控制了欧洲、日本和中国,等于让我们的手握住了水龙头。”^[27]王缉思也认为：“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在伊拉克设立军事基地,与从欧洲东移过来的美军以及它在这里最紧密的盟国以色列形成呼应之势,使得整个中东地区都处于美国绝对军事优势的掌控之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东地区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正在迅速增加,这样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能源安全问题和其他挑战。”^[28]

此外,由美国一手导演的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陷入困顿和夭折,因而中东地区随时有出现爆炸性形势的可能,中国的石油安全基础将可能出现重大“塌荒”。历史上的两次全球性石油危机均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恐慌和衰退,美国经济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的“滞胀”时期。1990年爆发的海湾危机以及以后的历次中东紧张局势,虽然没有造成全球性经济动荡,但同样对油价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近年来,石油价格走势不稳,但“波浪前行的价格图表势头一直是上扬”的。^[29]对于特定的石油进口高依赖度国家,产生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www.daowen.com)

目前,西欧各国在继续利用、巩固同中东国家的“传统关系”,日本则正积极追随、参加美国主导的中东地区外交活动,甚至不惜突破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让日本“自卫队”出现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冷战后实力有所下降的俄罗斯也在试图重返中东……

可以说,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围绕中东石油展开的新一轮争夺战才刚刚揭幕,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甫一登台即面临着老牌欧美国家、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激烈的竞争压力。对于中国能源全球化的战略,西方国家出于一己私利,制造中国的石油需求拉高国际油价的舆论,甚至无端指责中国在一些石油领域的投资“具有战略目的”。所以,对于海外石油,特别是争夺激烈、极不稳定的海湾地区的石油的依赖不断加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软肋。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美国藉由“反恐战争”进入中亚,给中国原本稳步推进的中亚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和难解的课题。

传统上,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漫长的友好历史,古丝绸之路即是这一关系的象征。中国在汉、唐等极盛时期,曾经对中亚地区进行过有效的控制。清朝以后,俄国势力东进,几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失去了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国土,中国才被迫退出中亚,丧失了在中亚地区的发言权。

前苏联解体后,中亚各新近独立国家十分重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与中国有着漫长共同边界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均把对华关系作为保障自己独立建国成果的重要保障之一。经济上,中亚地处内陆,与海洋的最近距离也在1700多公里以上,中亚国家迫切需要能源出口的安全通道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稳固渠道。从地理上说,中亚国家最近的出海通道是途经阿富汗、巴基斯坦,然后进入印度洋。但由于这一地区政治动荡、经济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军事冲突不断,致使这条通道的价值大打折扣。而经由中国内地东出太平洋的线路相比之下就优势十分明显了。随着前苏联解体阵痛期的结束,独联体国家经济逐渐恢复,中亚国家对外经济合作的需求也逐步强劲。

近年来,为配合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也加强了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对于中国来说,中亚诸国的出现“意味着在欧亚腹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一个现实和潜在的合作区域”。^[30]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逐步进入结构升级的时期,一些大型企业开始大力拓展海外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给中亚各国互惠互利的机会。中国的改革经验以及政府的管理机制等对中亚地区各个前苏联共和国来说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目前,中国和中亚有关各方采取措施,就加强政策和法律透明度、简化海关手续等具体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进一步改善了投资环境,推动了各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再加上人文优势、经济结构的互补优势等,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中亚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相应地,确保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更为关注的问题。

当然,在西方看来,中国的行动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开发领域。外国政治分析人士称,北京还“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来大大加强自己在中亚这样一个长期被自己在该地区的历史对手俄罗斯控制的领域的影响”。^[31]他们认为,为适应日益增强的经济关系并实现前述政治目标,中国正在努力以“反恐”的共同目标把中亚各国团结在一起,以建立全新的安全关系。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做出的地区集体安全承诺的机制,其意义就在这里。

1996年4月26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俄罗斯在上海签署了五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正式形成。此后,五国元首相继于1997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会晤；于1998年在阿拉木图举行第三次会晤；于1999年在比什凯克举行第四次会晤,发表了《比什凯克声明》,特别强调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行为；2000年在杜尚别举行第五次会晤,商讨在共同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卖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相互协作的事宜。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接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新成员,同时通过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诞生。

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处于世界各种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利益交汇的地区,这些地区是各种势力争夺的场所,因此各成员国十分关注安全与稳定问题,反对恐怖主义也由此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议题。2001年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对“恐怖主义”做出了明确界定,创建了国际反恐新的合作机制,包括切实可行的有关执法、情报、军事等机构的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在比什凯克拥有“反恐怖中心”,为打击恐怖活动建立了合作平台,从而使反恐怖合作不只是停留在协定和文件上,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机构和人员予以落实。“9·11”事件后,“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成员国间在安全领域特别是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2002年,中吉两国在中吉边境地区举行了代号为“01”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军队首次与他国军队联合举行反恐军事演习,也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我国与其他成员国首次举行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又举行了“联合—2003”五国反恐大演习,进一步增强了成员国间的相互信任和该组织的凝聚力。如果说“俄罗斯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32],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则凸现了中、俄协调,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意图,填补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中亚地区力量和机制方面的双重空白,成为通过国际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典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反恐怖的共同旗帜下成立的地区合作组织,“9·11”事件后这个组织更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

当然,该组织维护各成员国安全与稳定的功能不仅仅表现为携手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上海合作组织”对世界秩序和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强,各成员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方面也日益加强了协调。相对于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而言,“上海合作组织”功能明显扩大。《宣言》提出该组织的四大宗旨涵盖了组织内外、地区和全球、政治和经济等多层次、多方面的目标,成为了一个全方位的多功能组织。由于该组织地跨亚欧两大洲,领土面积总和约为亚欧大陆的3/5,人口约为世界人口的1/4,油气资源丰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再加上中、俄两个大国主导其间,因而“上海合作组织”给予了人们丰富的战略想象空间。与此同时,关注和透露出以某种形式参与该组织的意向的国家也逐渐增多。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原本势头良好,蕴含着十分巨大的发展潜力。

但必须看到,中亚是一个有关各方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地区。在这个地区本身,涉及到的就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等多方的利益。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自然也不甘落后。如前所述,自“反恐战争”展开以来,美国更是深深卷入其中。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国家安全问题专家史蒂芬·布兰克教授说：“每个人都试图确保自己能够获得中亚地区的石油。”他进一步说：“在这个地区,相关各方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激烈竞争,其中有军事利益也有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利益。”^[33]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首先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独自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同时不断强化自己对中亚的战略控制。由此,美国在整个后冷战时代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打压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包括利用中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对中国的疑虑(沙俄曾经从清政府割去中国西部大片领土的历史在中亚国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中亚国家中散布“中国威胁论”,离间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9·11”事件后,美国更是以阿富汗战争为起点,开始了其进军中亚的新时期。

阿富汗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当然也包括俄罗斯,一夜之间突然要开始面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巨大战略性存在”。就是在中国大清全盛之际,中国军队也没有到过如今美国到达的地方。对于中国来说,阿富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阿富汗的事就是中国家门口的事,阿富汗局势同样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无论美俄,包括从前的苏联插手进来,都会对中国的战略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在美国推进的“反恐战争”中,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四国均向美国及北约提供了空中走廊。乌兹别克斯坦更是积极支持美国的反恐军事行动,向美开放领空并提供边境军用机场,使美军首次得以进入中亚战略要地。随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领土上建立了汗阿巴德永久性空军基地并长期驻有美军。联系到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推进,美国在中亚长期保持军事存在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出现在中亚地区中国的西大门。

美国利用反恐行动进入中亚对于中亚地缘战略格局的影响的确值得我们细细品味。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举行“联合—2003”反恐演习。但是,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第6个成员国却拒绝参加。乌兹别克斯坦一直把对美关系宣布为本国外交的一大重点,加入了有亲美倾向的“古阿姆”组织(其余成员国为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1996年,乌兹别克斯坦还同北约签订了《单独伙伴关系计划》。这样的态势至少客观上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中打入了一个尖利的楔子,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面临着直接的挑战,并直接影响到“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内部的协调。外电评论说,“美国的军事打击与上海机制之间完全没有‘对接’的一面。这无疑使中国原有的战略构想被彻底打乱了”。中国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西部地区的安全环境。

1993年,布热津斯基预言说：“苏联的崩溃不仅为美国的势力可能进入欧亚大陆真空(特别是通过致力于巩固新的非俄罗斯国家）打开缺口,而且还在欧亚大陆西南边缘地带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后果：中东和波斯湾已转变为美国公开地和独一无二地占有优势的地区。”^[34]近年来中亚、中东地区形势的发展(包括美国的“反恐战争”,也包括近年来相继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所谓“和平革命”）似乎进一步使布氏的预言成为现实。如果说在冷战结束的初期,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的目标还主要停留在建立大国之间在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的话,那么今天美国的中亚政策显然已经更具进取性,已经开始挤压中、俄在这一重要的地缘政治地区的战略空间,试图构建自己的“大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