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正常化”

没有冷战时期那样的“共同的敌人”,很难说有压倒性的“共同的使命”——在上世纪90年代,中美双方的战略家们在战略合作的地缘政治基础问题上似乎一度陷入了困境。到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定位甚至出现了迅速地、大幅度地向“战略竞争对手”转变的趋势。

此时,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温和而近乎无云的晨光……”

两年多后美国“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如此平淡无奇地描述这一天。然而就在这一天,纽约世贸中心两座建成于1977年的110层摩天大楼,遭到两架被劫持的波音客机的撞击,相继全部坍塌,转眼之间夷为平地。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遭另一架被劫持客机猛烈撞击,局部倒塌并起火燃烧。另一架被劫持客机则在匹兹堡附近坠毁,机上全体人员罹难。据统计,约3000人在“9·11”恐怖袭击中死亡。这样骇人听闻的毁灭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大规模惨剧。

其实,“9·11”事件的发生并不偶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早就成了国际恐怖行动的主要攻击对象。但是,“9·11”事件以其巨大的毁灭性使它仍然成为在新世纪改变美国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标志性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布什总统即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地将此次恐怖袭击称作“战争”。当天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86%的美国人认同“战争”的说法。美国举国上下出现了罕见的“爱国主义热潮”。此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迅速转移到推进全球性反恐行动,布什政府也很快就做出了战争的决定。

●整合巴基斯坦

“9·11”事件发生不久,美国就利用“反恐”的契机,迫使巴基斯坦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选择。2001年9月20日,布什总统对那些“帮助及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说：“你们不是和我们在一起,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据报道这一警告最早就是美国逼迫穆沙拉夫表态时对他说的。在激烈争论七个小时之后,巴基斯坦高层才最后痛下决心,决定站在“两个灾难中灾难相对较轻”的那一边。

20多年前,美国曾将巴基斯坦作为向阿富汗输送抗苏游击队及武器、活动经费的大后方。苏军撤退和苏联解体以后,一批原住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回到阿富汗,组成了塔利班,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巴基斯坦也是惟一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而今,国际政治的现实迫使穆沙拉夫身受可能被塔利班以及许多巴基斯坦人乃至更大范围的伊斯兰世界民众认为是“背叛行径”的名声,公开站到了“美国反恐”阵营的一边。

●出兵阿富汗

美国时间10月7日中午,美国各电视台的荧光屏上开始出现阿富汗夜景,以及时隐时现的火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阿富汗、消灭塔利班政权并捉拿其认定的“9·11”事件幕后人物——本·拉登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自19世纪以来,西方大国相继“看上”阿富汗。英国于1838年、1878年和1914年,三次发动入侵,但都无功而返。1979年12月27日苏联出兵阿富汗,但征战十年也未能征服这个中亚小国。相比之下,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可谓出奇地顺利。2002年7月初,美国宣布在阿富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但由于拉登始终“人间蒸发”,美军当然正好“有必要”长期“留驻”阿富汗,继续寻找“恐怖分子”,包括搜捕本·拉登。

●进驻乌兹别克斯坦

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特种部队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并且由此发动了对阿富汗的进攻。此后一直有数目不详的美军驻扎在该国防卫森严的基地内。自1860年以来,美军首次进入了俄国的这一“后院”；在实现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梦寐以求的进军中亚的目标方面,美国如愿以偿地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历来是大国势力激烈争夺的地区,也是冷战后美国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在苏联解体、中亚分立为5国之后,美国一直注意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并在资金上对这些国家予以大力帮助,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也在中亚积极推进“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强化它们“不受莫斯科控制的独立地位”,不在中亚地区给予俄罗斯“特殊的势力范围”。1994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四国相继加入了北约的外围组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土库曼斯坦后因奉行中立政策退出）。1997年9月,“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举行“97—维和营”演习,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军队因此得以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中亚。但是,直至现在这场“反恐战争”,才最后给美国带来了战略介入中亚地区的“天赐良机”。

●占领伊拉克

迄今为止,美国“反恐战争”最大的行动和“最大的胜利”还是伊拉克战争。

早在冷战刚刚结束之际,美国就利用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在中东历史上第一次应阿拉伯人的“邀请”,于1991年1月17日发动了海湾战争。战争结束后,美国“保留”了萨达姆政权,并借机在中东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

2003年3月20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并没有发现萨达姆与“9·11”事件有直接联系,也没有找到萨达姆发展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越过联合国的授权,一举出兵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美英联军就于4月10日攻进了巴格达解放广场。5月1日,布什宣布美英联军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大约半年之后,美国军队于当年12月在搜捕行动中生擒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2004年6月底,美国宣布向伊拉克过渡政府移交主权,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仍然事实上继续对伊拉克实施着占领。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在战后以来长期为大国反复争夺并数度引发大规模战争的中东地区进一步站稳了脚跟。

●伊朗恩怨

早在200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称,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结束有两个条件：一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会给自己带来致命的后果；另一是那些拥有或者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被制止这样做。因此,在美国迅速取得阿富汗、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的“主要军事行动”胜利后,其下一步的动向和锋芒所指为世人所关注。

其实,被不少舆论认为是下一个美国攻击目标的伊朗,在“9·11”事件之后明确表示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但美国依然把伊朗与伊拉克等国相提并论,列为“邪恶轴心”。原因似乎多种多样,例如美国“怀疑”伊朗与“9·11”事件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怀疑”伊朗试图破坏阿富汗临时政府的稳定、“怀疑”它收容了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成员、“怀疑”它正在向巴勒斯坦运送武器并支持中东地区的极端势力等等。但最根本的,还是美国认为,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毗邻海湾油田和里海油田,对于美国控制全球能源的战略企图而言无疑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挑战和威胁。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就同美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底发生的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事件以及1980年4月卡特政府失败的营救行动,使不少美国政治家的“伊斯兰恐惧症”延续至今。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支持伊拉克扭转了战局,更使美伊关系新仇加上旧怨。特别是在两伊战争后期,美国在海湾开展“护航”行动并多次与伊朗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更让美国寝食不安的是,这个“仇人”还在加紧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今已经站到了核门槛的边缘。所以,国际间早有传闻说美国早已拟定了一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2003年底,伊朗领导人哈梅内伊最终决定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上签字——据此,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对伊朗的布谢尔核设施进行检查。但是,这远没有为伊朗核问题划上句号,伊朗议会也一直未审议批准该议定书。果然,2004年以来,美伊双方在伊朗提炼核原料以及国际核查等问题上展开了多轮较量。

●朝核危机

自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后,朝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与伊朗一样,美国认定朝鲜也在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引发了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的朝核危机。美国并多次强硬地表示自己拥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手段”。(www.daowen.com)

与伊朗不同的是,朝鲜问题更为复杂,不仅涉及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包含有更复杂的大国因素,比如曾经在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的中国和美国,以及延伸开来的周边大国俄罗斯和日本。再者,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着眼点主要是“打扫战场”型(彻底摧毁硕果仅存的若干冷战对手）和“战略布点”型的行动(防止出现新的权力中心,在东亚如中国）,“控制核心资源”的成分相对较少。从目前看来,朝鲜受到全面攻击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美国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可能。

关于朝鲜核危机问题,本书将另文专述。

●叙利亚问题

叙利亚“有幸”未被列入“邪恶轴心”,但是美国时常对其进行“敲打”。美国总统布什2003年12月就曾签署经美国国会批准的、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措施的《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此后,美国多次威胁要对叙利亚进行制裁。由于美国认定叙继续支持恐怖主义、继续占领黎巴嫩、继续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时损害美国和其他方面为稳定和重建伊拉克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布什总统对叙利亚提出了与美国一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合理要求”,而叙利亚方面“居然”对此没有作出回应,因此,2004年5月11日,布什总统签署法令,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制裁内容包括：禁止向叙利亚出口除食品和药品之外的商品,冻结叙利亚在美国的资产,禁止叙利亚民航飞机进入美国领空,以及限制美国与叙利亚的银行业务往来。叙利亚和美国的经贸额每年只有大约3亿美元,因此,美国对叙利亚经济制裁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但制裁的政治取向却十分明显。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在所谓“反恐战争”中取得的“主要军事行动”的胜利,并没能阻止全球性恐怖主义活动的继续发展。2002年10月的巴厘岛事件、2004年3月的马德里火车爆炸惨案、2004年9月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等彰显了当今世界“越反越恐”的现实。更不用说在伊拉克等“战区”频频出现的导致几乎平均每天一两名美军士兵丧生的暴力袭击活动。因此,美国式的“反恐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它对于全球政治、军事格局的影响也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在本小结中,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9·11”事件不仅对全球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也的确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9·11”事件迅速地、得当地做出了反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就“9·11”事件当日即致电美国总统布什,9月12日应约同布什通电话,9月18日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于9月11日发表了谈话。中国表达了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的立场。中国认为,“9·11”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也是对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真诚愿望的挑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样,强烈谴责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在安理会投票赞成有关反恐决议,并与美国在情报共享、切断恐怖势力财源、保障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安全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包括同意美国使馆增设联邦调查局常驻人员、与美国签订预防恐怖分子偷运武器的集装箱安全检查协议等。特别是在2001年9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通过第1368号决议,授权美国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采取军事行动时,中国一改后冷战时代对美国主导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弃权”态度转而投票赞成。此后,2001年9月28日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也得以一致通过。而就在不到一年之前,中国对于2000年12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制裁阿富汗的第1333号决议还投了弃权票……在2003年对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也远比法、德、俄更为温和、“中性”,中国民众相比之下也更为“安静”——这与科索沃战争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9·11”事件发生时中美关系的形势,特别是当年4月1日刚刚发生中美“撞机事件”,美国或许并没有指望中国对于其反恐行动给予全部的支持。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说,中国也有充分的理由在反恐问题上保持谨慎。例如中国有2000万穆斯林,中国如若全面支持美国的行动可能会激化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从而使中国面临国内安全问题。又如,美国一旦对阿富汗发起攻击,战火很可能蔓延到阿富汗之外。即便是战争造成重大难民问题,也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尽管世界各国对于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大都给予了同情和支持,但在“9·11”事件的性质、反恐行动的条件和范围等问题上也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比如,针对美国将“9·11”事件定性为战争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2001年9月1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共同认识到,国际恐怖活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一种跨国刑事犯罪。”就在同一天,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与布什总统的会见中表示,他拒绝使用“战争”这个“刺眼”的说法。希拉克还说,在用语上,他不想比“一种全新的冲突”走得更远。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上述观点,基本上代表了除英国以外的欧洲的主流意见。又如,中国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该有确凿证据和具体目标,要避免伤及无辜百姓,应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需要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等。这就为反恐行动设定了条件和范围,表明了中国力图避免反恐行动扩大化的立场。

此外,中国民间当时对于“9·11”事件的反应也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网络舆论中还确曾出现了少量的各种各样杂音,包括赞赏“9·11”事件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支持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对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幸灾乐祸的等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也借此大做了一番文章,连带着对中国政府的表现也品头论足了一番。其实,在任何一个民主和法制国家里,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甚至少数偏激的意见都是正常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声音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见,也并未能影响中美关系的改善势头。而恰恰相反,这些情况和背景倒是充分说明,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势下,中国迅速对美国的反恐行动表示支持是多么的难得和多么的值得珍惜。

总的来说,“9·11”事件使美国政府和人民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敌人并不是中国,美国的首要威胁不是近年美国政府不断塑造、强化的所谓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的挑战,而是踪影无定但对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深怀敌意的恐怖主义。上述认识相应地导致美国战略重心的调整,即使得小布什至少暂时不再突出中国这个所谓的“战略竞争者”,而将其安全战略的重点从遏制所谓的“可能挑战其世界霸权”的中国,转向正在颠覆国际秩序、对美国造成沉重打击的恐怖主义；而要铲除恐怖主义,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因为美国需要稳定亚太的战略局面,以集中精力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防止恐怖分子在中亚与中东一带产生组织和地缘上的联系；美国还需要中国合作,以防制朝鲜核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此外,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推进,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敌对情绪不断发展,甚至与其欧洲盟国都发生了重大分歧,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道义优势和号召力也在不断衰减……。这些动向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中国政府则敏锐地抓住这一契机,明确表示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而且在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中国也没有特别在意美国在反恐协调中的主导地位,而是以大局为重,对国际反恐行动给予了充分的配合。这样,在“9·11”事件后,中美之间自小布什上台以来的紧张关系得以极大地缓解,中美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得以明显降低。美国也承认,中国现在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并称中国在促成朝鲜核危机六方会谈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证明。

到2003年中,中美关系已经明显好转,一些学者甚至称之为两国关系经历了“再次正常化”的过程。当年6月八国集团在法国埃维昂举行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布什只在那里逗留了24个小时。在出席南北国家非正式对话会议的20多个国家里,布什只分别与中法两国元首举行了双边会谈,而与胡锦涛主席的会谈时间最长。特别是中美两军之间逐步开始恢复接触。到2003年10月底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中美军事高层访问已经正常化,这也成为两个国家关系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在包括“公投危机”在内的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也做出了若干“挂钟回摆”的姿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甚至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尽管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比如,它能“好”过中美两国历史上的两次战略结盟或准结盟时期吗？）,但毕竟表达了中美之间对这一时期双边关系的满意程度。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9·11”事件后中国的政策表态中,中方表示愿意与美方和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中国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言外之意十分丰富。中国进一步指出：既要反对恐怖主义,也要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美国要求中国在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给予支持和协助,中国同样要求和希望中国在打击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也能够得到美方的理解和支持,比如“藏独”、“疆独”等应被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之中。而且由于这些组织在美国有据点、有总部,并获得公开活动的权利,故中国有理由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做法。连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的塔利班都曾经表示,他们决不会允许新疆分裂分子利用阿富汗领土进行反华分裂活动,而与中国有着正常外交关系甚至表示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美国却支持、纵容“藏独”、“疆独”在美国的反华活动,这是中国所不能理解的,也是难以接受的。

其中,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的理论源于19世纪末产生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早在7世纪中叶,中国西北地区就接受了境外伊斯兰教的传播。16世纪初,伊斯兰教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泛伊斯兰主义”宣扬“天下穆斯林是一家人”,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成为冷战后“宗教民族主义”的代表,在中亚地区拥有较强的势力。“泛突厥主义”则发源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将突厥语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并主张“所有突厥民族建立统一的国家”。“泛突厥主义”因而成为后冷战时代“种族民族主义”的代表。“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与“泛突厥主义”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也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企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双泛”思想鼓吹所有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通过“东突厥斯坦革命”和“圣战”创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实现“新疆独立”,因而构成了“东突独”的思想基础。1933年11月极少数分离主义分子宣布成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中昙花一现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新中国建立后,新疆残存的敌对分裂势力在1950一1958年间发起的10多次旨在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反革命暴乱,以及改革开放年代一小撮分裂势力煽动的多起政治骚动甚或武装暴乱等,都是这一思潮的延续。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与中国西北边陲毗邻的中亚及其邻近地区,恐怖势力形成了数以千计的武装。他们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建立训练营地,策划暴力事件,企图以持续的宗教政治渗透和武装恐怖行动,最终实现建立伊斯兰宗教政权的目标。2001年1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反恐问题、特别是打击“东突”恐怖势力问题表示：“我们有确凿证据证明,在新疆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罪犯,的确有人在阿富汗接受过恐怖训练。”“这些人和本·拉登恐怖集团是有联系的,他们受到‘圣战’思想的熏染,而且接受了训练。究竟有多少‘东突’分子在阿富汗接受恐怖暴力训练,恐怕也难以确切统计,据知情人告,至少有数百人。这些人确实受到国际恐怖组织的资助和训练,所以我们应该把打击这些恐怖分子看作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19]据发言人介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中亚维吾尔真主党”等组织接受了国际恐怖势力军事和财政上的援助,在阿富汗的军事基地接受恐怖训练。有报道说,这些组织不仅向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资金、军火和培训,甚至组织“东突”分子进入车臣、阿富汗、科索沃等战场接受实战锻炼。

所以,不严厉打击中亚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中国西部就没有安全和稳定可言,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势必受到影响。中国更进一步认为,“东突”分子在中国境内外从事恐怖暴力活动,不仅对中国境内造成危害,也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特别是他们参与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这表明他们已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组成部分。中国方面强调,“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公害；国际社会在彻底铲除恐怖主义方面应共同努力,应当把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一个斗争。因而打击“东突”恐怖势力也是国际反恐斗争的一部分。中国认为,打击“东突”是中国对国际反恐斗争作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主张,不论恐怖活动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由谁组织、以何种方式出现,国际社会都应采取一致立场,同仇敌忾,坚决打击,绝不能采用双重标准。中国表示,“东突”等恐怖主义活动是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中国表示愿意与世界各国在反恐情报资讯交流、截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引渡和遣送恐怖犯罪嫌疑人等方面加强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9·11”事件以后,有些“东突”恐怖组织改变了策略。它们歪曲新疆的人权状况,强调自己的活动是为了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企图欺骗国际舆论,博取国际上的同情。但是,中国方面反复强调,这些恐怖组织的章程里仍然有采取暴力行动的说法,他们都曾先后大搞恐怖活动,现在也仍在从事恐怖活动,均应予以严厉打击。2003年12月15日,中国政府正式认定并对外公布了4个“东突”恐怖组织和11个“东突”恐怖分子的名单。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反华势力在“东突独”问题上曾经暗地予以纵容、支持,以此在中亚地区牵制中国。“9·11”事件以后,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在中国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开始表示认同,中国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在中国打击“东突”等恐怖势力问题上的谅解和支持。对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中美关系改善乃至于“再次正常化”的一个直接的、具体的成果。

美国在“9·11”事件后出兵打击塔利班,打击中亚以及其他极端势力,客观上存在有利于中国打击分裂新疆的势力的一面。作为恐怖主义的共同受害者,客观形势更要求中美两国抛开诸多的矛盾和分歧,在反恐行动中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或互相协调的行动。2004年4月,在北京访问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米勒称,中国境内存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这些人与“基地”组织有共同的理念,渴望利用恐怖活动达到目的,包括杀害美国、中国、澳洲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他表示：“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互相交换情报、尽快交换资料、迅速为威胁作好准备,特别是恐怖主义的威胁。”米勒认为中国虽然并非是国际恐怖组织的主要目标,但亦不能疏于防范。他说：“中国并未受到恐袭,这不代表中国或亚洲国家在未来会幸免于难。”^[20]

对于美国来说,由于中国西部直接联结着美国重点攻击的恐怖分子活动集中的中亚地区,因此更加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正是由于看到了中国在反恐行动中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谋求中国对美在其“反恐战争”和防扩散方面的合作,美国最终在反恐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的姿态。例如,美国在2002年首次将企图分裂新疆的“东突组织”列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其中包括“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一个月后,FBI北京办事处经中美两国协商正式宣布设立。与此相应,中国公安部则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内设立了办事处。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了加强出入境管制,美国国务院于2004年确定另外10个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并列入被禁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又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名列其中。根据这份名单,美国政府禁止名单所列组织的成员及向这些组织提供实质性支持的人员入境,以防止恐怖主义分子或恐怖主义组织流窜。同时,这些组织已由美国按照其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筹资活动问题的第13224号行政令,被确定为制裁对象,包括冻结其资产。过去,中国打击“疆独”、“藏独”时,美国常指责中国“违反人权”；这种状况如今多少有所缓解,美国开始对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表示“理解”。

综上,“9·11”事件以后的确出现了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势头。中美之间一定程度上再次找回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地缘政治基础,一度彰显的中美矛盾一定程度上“退居二线”,一度失去共同目标的两个大国一定程度上又多少找到了“共同语言”,一度充满猜忌和疑虑的双方在反恐合作中也逐步恢复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任。在“反恐”的国际大背景下,美国舆论中“遏制中国”的论调也相应地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