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困境

在历史上,中美之间曾经两度结成战略同盟或事实上的战略同盟。第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其共同的特征是,将对付共同的敌人作为长期的、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基础；这样的地缘政治基础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必须服从、服务于这样的战略考虑。但是进入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80年代联合抗苏的地缘政治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资中筠回忆,她和美国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曾多次不约而同地对中美关系以反苏为主要基础表示过不同意见。^[1]她本人对这一问题公开的比较全面的论述是1988年3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美关系的多面化》,其中专门提到：“中国仍然担心美国把对华关系从属于对苏关系,也就是,一旦美苏关系缓和到一定程度,美国有可能降低对中美关系的重视”^[2]。在纪念中美建交1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她也提到：“在和平时期,单纯以对付第三者的共同威胁为基础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3]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比如1983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持的集体课题《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中“一般性建议”第七条就称“我们同中国关系不应仅以我们共同反对苏联为基础”。^[4]

现在回头看,20年前的这些观点确实准确地预见了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演变。至于当时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同这些观点,或者在当时的国际战略大背景下即使看到了这个问题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规避,我们只能做出一些尽量合理的推断。事实上,由于上世纪80年代美苏进入战略僵持状态,中国与任何一方的结盟或战略关系都可能改变全球战略平衡,因此,中国也逐步调整了70年代以来对付苏联霸权扩张的“一条线”的战略设想(1973年毛泽东提出）,转而强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5]中苏关系还于1989年实现了正常化。但必须承认,在冷战结束以前(甚至冷战刚刚结束之际）,中美双方联合抗苏的实用主义考虑仍是两国的主流意见,这样的做法也是国际政治实践中常见的现实。

相应地,这就决定了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对美国不再那么重要的说法在美国逐渐升温,并对中美关系产生日益强烈的冲击。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不仅“不再被视为决定全球地理政治均势的战略三角中的一角”,即使在亚洲,中国也“只是美国必须对之采取合理地区性政策的若干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之中的一个”。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爱德华·马基的话说：“冷战已经结束……如今,……当我们翻开中国这张牌,却是一张小牌。”^[6]

问题在于,多少年来,中美之间或结成战略同盟、或进行战略对抗,双方早已习惯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确定或者重新寻找这样的“战略基础”就成了十分迫切的课题。那么,这样的课题是否能够得以顺利地解决呢？

1991年12月,苏联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分崩离析了。但是一般认为,其继任者俄罗斯仍然具有强大的实力,特别是军工生产能力。在1992年俄罗斯一份题为《俄国战略》的报告中,“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仍然成为俄罗斯试图在前苏联地区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理念。俄罗斯也一再表明自己在前苏联地区的“独特作用”。1996年初俄罗斯杜马甚至宣布苏联的解散无效。特别是在经历了一段几乎可以算是“失败国家”典型的时期后,普京就任俄联邦总统,俄罗斯重新显示出尊重前苏联历史的政策取向。2000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有关国歌、国徽、国旗和军旗的法案,结束了围绕国家标志近十年的争论。这些标志与俄罗斯“光荣的过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双头鹰国徽是约500年前伊凡雷帝时代的象征,白蓝红三色国旗联系着300年前的彼得大帝时代,亚历山德罗夫创作的《牢不可破的联盟》继承着苏联时代的遗产。再加上俄罗斯曾经有过的超级大国的经历和背景,人们有理由怀疑“北极熊”未来的走向,也有理由认为中美有必要继续对其进行防范。在冷战结束一段时间后,美国传统基金会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报告就认为：俄罗斯与西方浪漫的伙伴期已经结束；莫斯科正试图在属于前苏联的地区重新获得影响力……

不过,中美继续联合抗苏(俄）的路子并没有走通。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若干年里,美俄合作伙伴关系频频遭遇“麻烦”,俄罗斯开始由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转向实施“全方位”外交政策,但是俄美关系毕竟仍然在向前发展,俄美之间毕竟也在构建“战略性伙伴关系”。俄罗斯还于1998年正式成为了8国集团的一员^[7]。

与此相反,倒是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几度恶化,而俄罗斯却在军工技术和能源方面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援。一些人甚至开始谈论是否重新开始中俄合作、抗衡美国的可能。1995年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率领六名上将、二名中将、一名少将一行20人访华,成为俄军有史以来阵容级别最高的军方使团,这甚至让一些美国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后,中俄决定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所以,冷战后的实践证明,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利益交错使得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次建立冷战时期那样或结盟或对抗的特殊战略关系。

那么,换一个对象如何？比如日本。

日本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技术大国,在全球经济实力排名中仅次于美国。早在1985年,美国参议院就一致通过了对日本表示不满的决议,这也是美国国会战后第一次点名批评盟国。同年,日本超过德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净资产国。此后,美国的“日本威胁论”逐步出现。

1989年,就在冷战即将结束的前夜,日本财界首脑人物、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与执政的自民党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合作出版了《敢说“不”的日本》一书。这本仅仅6万余字的小册子问世不到一年,竟然再版10次,在日本国内外均引起震动。该书认为,日本掌握有美国和苏联最先进武器的核心技术,日本的经济政策影响到了华尔街和伦敦的银行,日本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必须立即改变对现状的认识”,不要屈服于美国的恫吓。该书的结论是：“足以敢说‘不’的条件,日本确实已经具备了。”该书全文被美国译成英文并列入国会正式纪录。此后,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就是敢说“不”》、《敢坚决说“不”的日本》相继问世,被认为是“日本将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信号,构成了日本强烈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进而分庭抗礼的‘三部曲’”。^[8]在后冷战时代,日本不仅在全球市场上同美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数次几乎引发日美贸易大战,而且正不断增强政治、军事方面的独立性,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政界要人甚至开始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家同样热衷于在各种场合“敲打”日本以赢取国内舆论的支持,特别是选票。对于日本庞大的对美贸易顺差,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态度。甚至有“国会议员脱掉上装,挥舞大榔头,砸坏了东芝公司生产的收录机”。美国学者自然也“不甘示弱”,频频著述立说。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因1991年在美国出版《下一次美日战争》而名噪一时。两位作者明明知道“一本预言美日战争的书必然会遭到我们中间按常理看事物的人的嘲笑”,而且“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我们所欢迎的。我们两人……都不赞成战争。我们两人都希望自己错了”,但他们仍然坚持说,“我们对这个问题冥思苦想了很久,在我们看来除了我们已有的推断外很难想象有别的结果。”^[9]此外,《买下美国》、《日元：日本的新兴金元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等书则认为或预测日本通过经济特别是金融手段控制美国和全世界……。在美国大众中,批评日本的空气也空前高涨。

在我国,也有人开始预测,在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日美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将上升……

但是“好景”不长,日本经济从1992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更是进入了一个长时间停滞不前的时期。相应地,美国的“恐日心理”也逐步退潮。与此相反,曾被认为是日美关系中一枚定时炸弹的贸易摩擦,居然迅速被中美贸易逆差急剧扩大、贸易纠纷不断增多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家当年对日本的抨击态度、“敲打”作为以及公众情绪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了中国身上并愈演愈烈。“恐华症现在取代了恐日症”。^[10]

同时,随着台海形势的几度紧张,美国预设台海战争的压力不断加大,传统的美日同盟反而不断强化。自二战结束以来,“重新武装日本会威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是各国的共识；但是,冷战后的美国开始认为,“威胁和平与稳定的是日本的软弱,因为它造成了美国不能填补而中国能填补的空白。一个真正与美国结成伙伴的强大的日本对亚洲新的力量平衡至关重要。”^[11]所以,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就试图通过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条约》两条线索,来达到分别控制冷战后的欧亚大陆两端、重塑世界战略格局的目标。尽管正是美国自己在战后给日本“制造”了一部宪法、限制了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但是在后冷战时代“第一战”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却批评日本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援。此后,美国越来越倾向于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从日本方面来说,随着战后经济的“起飞”,“战败”的阴影逐渐淡化,其政治自信逐步恢复,甚至谋求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野心初露端倪。在日本右翼势力看来,中国的发展壮大制约了日本的“外向型”战略；从长远来看,中国更是日本的“威胁”。

这样,美日两国在对华关系中各取所需,巧妙利用对方作为改善自己战略地位的筹码。在《敢说“不”的日本》一书中,石原慎太郎还在说：“从现实来说,虽然还不能说马上就废除日美安全体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未必需要那种安全体制,从现在的状况来说,已经有能力由自己来干,而且会干得很好,这也是事实。”^[12]但后冷战时代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一度曾显松动的日美同盟关系很快又重新热乎起来。

后冷战时代的欧洲与美国同样摩擦不断。

前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使西欧面临的即时威胁得以消除,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随着欧洲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欧州统一进程的推进,统一的欧洲争取更强的政治独立性和自主防务能力的倾向日益明显。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欧即在前南危机(特别是在波黑）等问题上龃龉不断。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美欧之间的冲突更发展到顶峰。法、德、俄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三国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联合外交行动,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形成了联手抗美的态势。欧洲各国民众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场面壮观,让人动容。特别是刚刚在“9·11”事件后与美国修复关系的俄罗斯也加入了法、德的反战大合唱,更是凸现了美国与欧洲的分野。法、德、俄的态度甚至迫使美国最后从联合国安理会撤出了有关对伊动武的决议草案,转而采取单边主义的军事行动。(www.daowen.com)

法、德、俄三国在伊拉克战争上所持的立场原因很多,比如他们在伊拉克都有各自的石油利益,与伊拉克都有传统的关系和“友谊”,在国内都受到各自民众的强烈压力,都主张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以联合国为基本运行机制和框架的世界而不是美国一极控制的、任意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世界。在战后重建问题上,甚至连英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主张更多地依靠联合国来开展工作。所以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甚至说,“现在已到了不要再假装欧洲人与美国人有共同的世界观,甚至处在同一个世界的时候了”。^[13]

但是,美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妨碍他们在历次争吵后迅速地修复关系,也并不妨碍他们在其他领域里的合作。中欧关系大有可为,美欧矛盾和冲突也的确可以为我们在对外关系中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活动空间；但相信没人会天真到要与美国打造共同抗击德国或者法国的战略合作,因为从本质上说,那毕竟是“帝国主义内部的斗争”。

反过来倒应当看到,美、欧之间在防范中国成为一个“扩张性”的世界大国方面、在推动中国的“内部变革”和推行“共同的价值观”方面、在维持东亚诸力量的均势方面等等,都存在着远高于中欧关系的“共同利益”。

……

据说罗斯福曾经说过,“要在政治上成功,有一个敌人很重要”。尼克松则评价说：“对个人是这样,对国家也是这样”。^[14]不过,要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继续确定“共同的敌人”却被证明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办法,因为这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冷战时期那样的特殊背景。于是,构建某种特殊的“战略关系”的另一个选择便是寻找“共同的使命”。

比如,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对维护全球或者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冷战结束后,世界并不安宁。不仅原有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而且在冷战时期被两极对抗体制所掩盖和束缚的矛盾和冲突又释放出来,形成新的热点,并带有新的时代特征。

因此,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美国实力在相对下降,美国将更多地借助联合国等国际机制来处理相关问题,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他们还举例说,中美在海湾危机和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就进行了这样的合作。因此,“苏联瓦解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在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却上升了”。这种意见特别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着眼点正逐步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更是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可由冷战时期的联合抗苏转为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就称：“在美国防止亚太地区爆发冲突的有关努力中,对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居于中心地位。”

后冷战时代的实践证明,上述判断的确是事实；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出现了另一条相反的发展轨迹。比如不少人早就认为“美国似乎已经呈现出夕阳残照的征兆”,^[15]但至少后冷战时代迄今为止的发展表明,美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在相对上升。特别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出来,连日本也未能幸免；“美国却隔岸观火,泰然处之。关于美国正在衰落的论调顿时黯然失色,舆论重新将美国经济誉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16]

与此相应,在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事务时,美国不仅没有更多地借助国际机制的作用,反而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里正采取日益咄咄逼人的政策,联合国机制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作用常常被弃置一边；包括中美合作在内的有限几次大国协调倒更像是其他大国无奈之中的“配合”而不是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主导的一系列解决地区问题的实践中,由于在基本理念与行为方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中国也确实无法与美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一般认为,1991年10月的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是后冷战时代中美等大国合作解决地区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柬埔寨问题实际上是冷战时代的遗留问题。真正称得上后冷战时代第一次大国协调以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引发的海湾危机。当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拒不执行从科威特撤军等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情况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正是以此为根据,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沙漠风暴”和“沙漠军刀”行动,开始了构建后冷战时代国际新秩序的首次战争。而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第678号决议时,中国投了惟一的弃权票。

此后,1992年8月,安理会通过第770号决议,吁请各国单独或通过区域机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解决波黑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中国、印度和津巴布韦投了弃权票。1992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合国保护部队“武装护送”对波黑各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津巴布韦和印度再次投了弃权票。1992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禁止在波黑共和国领空进行军事性飞行。中国投了弃权票。1994年7月31日安理会通过第940号决议,授权会员国、实际上是授权美国组成多国部队,“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海地军方领导人离开该国,以恢复3年前被推翻的海地政府。中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安理会于1995年6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波黑派遣快速反应部队,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1999年3月24日至6月9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蔑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悍然对南联盟发动科索沃战争,使美国在处理冷战后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倾向达到了高峰。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由八国集团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决议。中国投了弃权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继续大行其道,中美之间一度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更是很难谈得上“战略合作”。

另一个涉及“共同的使命”的领域是“防扩散”。在后冷战时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美国国际政治议程中的重大课题。1996年,由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24名战略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美国国家利益》报告。根据该报告,在经得起检验的美国5项切身利益中,第一项就是防止他国以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对美国进行摧毁性攻击。但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同样既存在着合作的一面,又不断出现摩擦。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不断怀疑和指责中国在不稳定地区特别是在中东进行所谓的“武器销售”和“军事技术转让”。在被美国反复提及但最终被证明为子虚乌有的案例中,涉及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等,项目则包括所谓的坦克、火箭发射器、战斗机、中短程导弹(有时还说是远程导弹）、化学武器技术和原料甚至核技术等。中美之间在这个领域的摩擦到“银河”号事件时发展到高潮。1993年7月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最终在美方人员亲眼看到“银河”号确实没有运往中东的所谓“化学武器”后尴尬收场。但同年8月,克林顿政府又宣布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实行为期两年的二类制裁,禁止向中巴出口电子设备、太空技术及军用飞机。美方的理由是他们“又”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中国违反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向巴基斯坦出售了M—11导弹技术。直到1994年10月,中美双方签定有关导弹控制制度的联合声明,美方才取消这些技术制裁,放宽了民用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具备核出口能力的国家,在核不扩散等问题上自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1992年,中国即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1997年,中国宣布,禁止向国外未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供帮助。同年,中国颁布《核出口管制条例》,表明我国“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不帮助他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1998年,中国签署关于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并随后成为第一个正式完成该议定书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的核武器国家。中国还颁布了《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此一条例与1997年的《核出口管制条例》均制定了全面详细的管制清单。2003年,中国建立国家出口管制专家支持体系；发布《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白皮书。2004年1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至于近年来中国在朝核危机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更是连美国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新中国建立之初,出于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要求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垄断。防扩散、核禁试也就被看作是帝国主义维护自身核垄断、损害中国利益的国际图谋。中国最终于1964年爆炸了第一个核装置,跻身于五核大国之列。而今,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变成了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这样的政策转变同样符合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利益。客观上,这样的政策也与美国防扩散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中美之间在防扩散问题上也确实可以进行若干有效的合作。但冷战后的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在防扩散问题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进展,美国在战术层次上对中国的打压从来就没有停止,在战略层次上对中国的怀疑从来也没有消除。

进一步坦率地说,美国式的“防扩散”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黑色幽默的国际政治议题之一。美国,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更是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宣布不允许在其他国家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只能说明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原始丛林状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就是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现实。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于1998年先后试爆了核装置,美国同样无可奈何,两国因而也事实上成为了核大国俱乐部的新成员。至于“美国批评别的国家搞武器交易的做法”,则连美国政治领袖都承认那更是“贼喊捉贼”。^[17]

从根本目标来说,中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单方面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因此中国推动的“防扩散”是要全面销毁和禁止核武器等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要求核大国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全面停止一切形式的军备竞赛,是追求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公正与和平；而美国式的“防扩散”则是要“对全世界实施秦始皇的政策”,即“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鼎”,“只有美国有权拥有和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最终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可见,同一个“防扩散”,其内涵却大相径庭。

所以,中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步骤与“合作”,迄今为止减轻了美国对中国的疑惧,有利于中国在民用核技术领域进行国际合作,有利于改善中国在西方国家中的形象,有利于中国作为体制内成员分享情报乃至参与决策,“意味着中国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的努力进一步得到世界的接受,也反映了美国进一步把中国视为体制内的合作伙伴”。^[18]但另一方面,以“防扩散”来构建支撑中美长期的、稳定的、具有压倒性地位的某种特殊战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后冷战时代迄今为止的实践中找不到证据,从长远来看也是缺乏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