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潮汹涌的年代

美国《国家利益》季刊主编欧文·哈理斯曾经说过：

“多少年来,美国人一直很难理性地看待中国。他们总是在要么浪漫化中国,要么妖魔化中国之间剧烈摇摆。对中国的观察思考总是拘泥于某种刻板的模式：中国是一个聚宝盆,拥有广大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中国是一个楷模,无论从古代的孔夫子到现代的小红书,都是超凡智慧的源泉；中国是一个病夫,需要基督教或西方民主对之谅解帮助和理疗；中国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对我们的善意帮助缺乏回应甚至毫不领情；当然还有中国是一个威胁——原来是黄祸,后来是红色恐怖,现则在一些非常夸夸其谈并不乏影响的美国人眼中是对手,一个怀有恶意的超级大国。”^[49]

中国还有可能是什么？中国究竟是什么？

在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两次中美战略合作中,双方对于对方的认识和定位都是十分明确的,由此其合作的基础也很明确——安全和地缘政治,这一合作所针对的对象也十分明确。但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合作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基础似乎渐趋模糊并遭到质疑；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里,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协调、对话的一面,也有争议、竞争甚至对抗和冲突的一面,涉及面十分广泛。中美关系相应地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其中,对中国的不同认识,决定着对华政策的不同取向。而在后冷战时代的美国,这恰恰是引起争议的问题。

如果中国“已经是”或者“正在演变”为美国的一个战略对手,则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更倾向于类似冷战时期对苏联采取的“遏制”,其政策态度也更难做到理性、冷静。其中一些激进的“遏制”理论鼓吹者甚至进一步推论,既然中国迟早会崛起而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并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那么不如从现在起就将其当作敌人或对手,阻止或者至少是推迟其最后的崛起。

但是,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这种充满敌意的激烈言论于事无补。其中一些理想主义者更多地看到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支持、其庞大的市场对美国商业的机会以及中国向更加“自由”、“民主”的社会的转变,因而在政策上主张更多地“接触”或者“交往”。

所以,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以降,关于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中执行何种对华政策问题,美国国内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在一些政治化的年代,比如大选之年,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其争论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甚至出现相互指责的局面。

实际上,上述两种看问题的方法都过于简单化。“交往”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或者说如政治对手所指责的那样为“绥靖”,现实的交往政策恰恰必须承认,对于中美这样两个国情迥然不同的大国来说,冲突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交往”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冲突。反过来说,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遏制”,在博弈理论中,冲突本身就意味着需要合作。

问题在于,我们要解决的并不是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不管“应当”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在美国,从公众到政策规划人员,已经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关于“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认识,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种认识自冷战结束以后不断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末逐步进入了高潮时期。

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中国的“妖魔化宣传”。尽管一些人认为这个概念太过偏激,但是其冲击力确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从技术上说,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媒体轰炸”。以至于到今天,我仍然想象不出什么更好的概念能让人能一下子联想起当时美国媒体所反映出的情绪。

今天,尽管中国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尽管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中国“个人自由的程度”“大大增加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中国的国际行为也不再是那样难寻规范”^[50],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一些人继续把中国的体制视为“专制独裁”,并通过大众传媒强有力地影响着公众舆论。哈里·哈丁认为,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人90年代初用来观看中国的眼镜与80年代末期观看中国的眼镜”已经“大不相同”了,“这种视觉镜头的变化意味着,对于同样的现象,如今的看法与昔日大不相同了。80年代中期曾被描述为实际上已经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如今却被描绘成‘严格实行中央控制’的典型……。国会议员们曾经说过,毛去世以后的中国人权状况‘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好’,但如今他们却把中国描述成‘世界上压制最重的国家’。中国出口的急剧增加曾被看作是私营和集体企业迅速发展的证明,如今却被归因于严厉而又有效的劳改工厂网络的成果。……”^[51]总之,从前美国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样板”,并由此增加了对中国的亲近感,而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却被认为“落后”了。

在这些美国人看来,由中国“专制独裁”的本质出发,中国也就必然要对美国采取充满敌意的行动——于是,在美国开始出现一个又一个“妖魔化”中国敌视美国的故事,美国官方则不断制造这样那样的事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似乎再次回到了“冷战时代”。一个突出的例证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突然成了美国当代“间谍故事”的主角。

早在1994年5月19日傍晚的黄金时间里,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华裔女主播宗毓华就称：每天都有满满好几架飞机的中国人合法进入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中一些也许会成为未来的间谍……他们潜伏在美国就像沉在海底的鱼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浮出水面……。“沉底鱼”之说由此在美国“走俏”。在当时的直播室里,《中国谍报工作》一书的作者尼古拉斯·迪米亚德斯更耸人听闻地说：据估计,在这些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人当中,每8个人就有一个是潜伏着的间谍人员。200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米勒甚至对国会说：“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成为给美国制造最大间谍威胁的国家。”

“中国间谍事件”著名的案例先有李文和事件^[52],后有陈文英事件^[53],甚至连最近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PC业务都遭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质疑,理由是“中国人可能借此进行工业间谍活动、窃取技术转做军事用途”——而“那是计算机本科生都能掌握的技术”。

当然,关于“中国间谍”问题“最权威”、“最全面”的文本还是当属1999年5月美国发表的《考克斯报告》。这份报告公开指控中国窃取美国国防机密,从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份报告很难说得上严谨。其实,关于中国的“间谍活动”,美国的不同部门,包括能源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等机构的官员,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都出现过不同的说法,有的耸人听闻,有的泛泛而论,还有一些自相矛盾。更进一步说,即使中国的谍报活动真的发生了,在这个充满着信息战、情报战的世界里,这实在也只能算是“技术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中国遭到了如此高强度的“曝光”并演变成如此情绪化的政治事件呢？我们可能只能从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以及美国处在变动中的对中国走向和性质的总体认识的角度去理解。

这一时期,另外一些“偶然事件”使得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美国于1999年5月8日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在袭击中死亡。尽管如同后来发生的“撞机事件”一样,中国无法证明美国是“故意”；但美国人也根本不可能让中国人理解和相信,在贝尔格莱德那么多可能遭到“误炸”的目标中,恰恰是中国大使馆这座最为敏感的建筑发生了“意外”。所以,当中国人迟迟得不到美国真诚的道歉的时候,他们的愤怒在不断升级。与此相反,美国媒体却仍然在不负责任地放大中国政府对民众抗议的所谓“纵容”,言过其实地讲述着中国人“袭击”美国驻华使馆的故事。其结果是,作为施害者的美国似乎不仅没有感到尴尬和内疚,反而很快形成了一种对中国人不那么“通情达理”的愤怒和不耐烦——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从情绪的角度说,在恰好经历大约100年之后,美国人似乎在制造义和团围攻北京的西方教堂的场景,而中国人则恍惚间觉得回到了“八国联军”的时代。

这一情绪上的和实质上的对抗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当年4月1日,在西方的愚人节里发生了一场真实的危机：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一架军用飞机在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时,与突然转向的美方飞机相撞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事件发生后,中方要求美方道歉、赔偿并暂时扣留了降落在海南的美军飞机和机组人员。美方则拒不认错,中美关系再度陷入危机。

坦率地说,如果美国还没有决心与中国回到战略对抗的年代的话,这一时期的政策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从技术层次讲,都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是中美博弈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早在1986年7月,中国政府就向原“关贸总协定”组织提出了正式的“复关”申请。从1987年到1994年12月,中国共与4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了19轮谈判。1995年,原“关贸总协定”组织改建为世贸组织。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会员国,中国从一开始就努力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但遭到美国的刁难。在中国先后与世界各主要国家达成谅解或签署协议后,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审查实际上成了美国年复一年对中国的“折磨”。资中筠戏称：“仰之弥高,攻之弥坚,简直像是个移动目标。”^[54]

美国拒绝中国“入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许多领域里还需要进一步讨价还价。冷战后中美贸易摩擦也日趋频繁,甚至屡次发展到贸易战的边缘。不过,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认定中美在世贸组织问题上的博弈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畴,而演变成为了一场全方位的大国争夺战。例如,美国在中国能否“入世”的问题上附加了“人权”等政治议题。联想到美国曾经于1993年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主办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美国政府表示“选择奥运会主办国原则上应考虑人权因素”,美国国会通过有关“从人权领域考虑,不应同意中国的申请”的决议——美国将体育也政治化了）,美国遏制中国的图景便更加清晰。李光耀曾经就“申奥”事件评论说：“美国和英国……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55]

当然,如同中国最终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一样,中国最后也于2002年1月1日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美国人为自己的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华盛顿时,曾经为尽快结束旷日持久的谈判而提出了相当可观的让步；在指望中国做出更大让步的预期以及当时美国国内存在强烈的反华情绪的背景下,克林顿总统却拒绝了中国的提议。其结果是,美国人随后经历了更加艰难持久的谈判,并在中方条件后退的情况下最后达成了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入世”并没有让中美经贸关系更加平静。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时哈里·哈丁还在说“两国关系的主要基石”已经“从战略关系转变为经济”,^[56]但到90年代末时中美经贸摩擦已经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不过,如果与台湾问题相比的话,前述所有问题在爆炸性方面都显得相形见绌。自1992年9月2日美国首次突破中美关系中关于售台武器性能和数量的限制,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以后,台海地区局势开始出现倾斜。1995年5月23日美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总统亲自决定允许李登辉到美进行“私人访问”并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讲——而就在美国正式宣布这一决定一周左右之前,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还亲口向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表示美国不可能给李登辉发放签证。感到“被出卖”和“被凌辱”的中国则在此后直至1996年3月台湾“总统选举”期间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向台海地区试射导弹以为回应。这次危机形成了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倒退。1999年7月,李登辉公然提出“两国论”,否定了台海地区有关各方数十年来得以维持平衡的基础——虽然各有说法但都共同信守的“一个中国”原则,再次在台海地区引发重大危机。

在这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国航母战斗群都出现在台海地区。小布什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后,更宣称美国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台湾”。很显然,台湾当局——特别是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在2000年大选中首次执政以后——受到了错误的鼓励,正在一步步走向危险的边缘。继“两国论”之后,陈水扁抛出了“一边一国”论。2004年,陈水扁举行了一场失败的——但却是台湾地区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全民公投”。同时,在充满枪击案迷雾和引发广泛争议的选举中他再次赢得了大选,使得他明确提出的2006年“公投制宪”、2008年实施新宪的时间表现实地出现在台海问题有关各方的面前。

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当然是,如果台海危机演变为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将作何选择？难道中美之间真的将由此进入一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吗？可怕的是,形势一度似乎正在朝向摊牌的方向发展。所以,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存在“接触”还是“遏制”这两种选择,而且存在“对抗”这一第三种选择。“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在上世纪90年代中以后正在中美两国之间成为从普通民众到知识精英广泛讨论的话题。

当然,形势并不完全这样悲观。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势力不断增强、中美似乎即将走向对抗和冲突的同时,另一些美国人也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20多年里,美国对华政策主轴一直是遏制和孤立,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毛泽东曾经对西方的这一政策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57]其结果是,美国封锁了中国20多年。虽然中国并没有做到“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毕竟照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他们指出,美国的遏制政策不仅没能瓦解中国,反而激发、强化了中国国内的民族凝聚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军事、战略和政治对手,极大地牵制和削弱了美国的实力。这些人认为,至于中美冲突则更是不可想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将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赶回了朝鲜半岛南部。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的越南战争几乎拖垮了美国,在美国国内引发了重大政治、社会危机,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

这些人争辩说,反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里,美国对华政策转而以实施接触政策为主轴,其结果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国内政治状况逐步好转,更具市场经济取向的体制逐步形成。“简而言之,如果回顾过去的150年,刚刚过去的20年无疑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最好年代”。虽然他们也明白,“我们不可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与中国命运的改变之间规定出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后者的实现还是其它更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他们还是坚持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是一个主要作用因素,并且这种作用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生效”^[58]；如果采取遏止政策,将鼓励中国退回到采取狭隘民族主义政策的年代。

他们还说,中国的“转变”使其对外政策由此也更加“温和”、“克制”；在不少问题上,中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美国的“战略协作者”,或者是解决若干涉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时不能缺少的“伙伴”,比如防扩散问题、反恐问题、朝核问题等。其中,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本书第2章）以及在朝核危机解决过程中的建设性作用(本书第3章）,被不少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在讨论中美合作的地缘战略基础时被引为重要的例证。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美已在经济贸易领域形成了一个难分你我的相互依赖的整体。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发展,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美重要的消费品市场,美国对华投资也不断增加。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中美关系倒退到相互隔绝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连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和影响,更何况美国怎么能放弃似乎唾手可得的中国现实的和潜在的广阔市场……

再者,中国的发展不可阻挡,遏制中国在事实上也已不可能。由遏制政策带来的中美对抗将导致亚太地区出现紧张局势,还将遭到亚太其它国家的反对。“一个由美国领导、试图遏制中国的政策既是一个方向性错误,也不会成功。它肯定得不到美国亚欧盟邦和伙伴的支持,而没有这种支持,遏制政策必将胎死腹中”。^[59]

其结论是,美国应当坚持对中国的交往政策。正如美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所言,在影响亚太21世纪的发展进程方面,没有一个国家的作用会超过中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必将造成违背美国利益的结果。“全面接触政策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60]

可见,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内在冲突的和善变的国家。这样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老布什总统被中国领导人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在1989年却毫不留情地成为对华制裁的始作俑者。同样也可以理解,即使在1989年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各自面临国内压力的情况下,也仍然设法防止中美关系完全破裂。事实上,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当年7月就曾秘密回到北京,12月又再次访问中国,表达了“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

克林顿总统上任伊始“年轻气盛”,强硬地要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所谓的国内政治状况挂钩,使中美关系几乎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也是他自己取消了为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附加的条件,并宣布美国将实行“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进而,1997年10月26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宣布将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克林顿1998年6月25日－7月3日回访中国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播了中美两国元首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中国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克林顿则公开宣布他对台湾将采取新的“三不主义”政策……。美国方面以此作为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获得成功的证据,“接触论”在美国舆论中一时之间“走红”；中国也认为这是对美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中美关系在1998年确实达到了1989年以来的新高峰。

不过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美国就在对南联盟的战争中“误炸”中国大使馆。紧接而来的小布什总统则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甫一上台就对中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政策并直接导致了中美“撞机事件”及随后发生的中美危机。但“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其全球反恐事业,中美关系再度“正常化”。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3年9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外交政策演讲时甚至说,“目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处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轮回几乎成了带规律性的现象：从大选期对政治对手“绥靖政策”的指责,到新总统上台后锋芒毕露的强硬政策,再到中后期对华政策的修正,然后又回到大选期对政治对手“绥靖政策”的指责并开始新的政治轮回,让人眼花缭乱。

历史告诉我们,中美之间确实曾经存在过特殊的“战略关系”。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冷战时期,美国都曾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力量。美国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也确实因此而得到了解决或者缓解。反之,在清末以降中国面临列强瓜分的危难之际、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生死关头、在面对苏联“社会霸权主义”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危险时刻,中国也不断地更加善于运用“以夷制夷”的战略和策略,包括在很大程度上借重了美国的力量。

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中美两国也存在着重大的战略冲突,并在不同的时期导致了两国的直接对抗乃至于战争。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热战即朝鲜战争就是以中美为主角展开的,美国人至今对此讳莫如深。此后不久,中美又在越南展开了一场较量。冷战结束后,美国再次进入全球权力的顶峰时期,而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却似乎日渐模糊,美国也重新出现了忽视和敌视中国的言行。

因此,在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美关系之船驶向何方,将是对中美两国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总的来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既接触、又遏制,同时还准备对抗。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反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从决定和影响中美博弈形态的主动性、控制力的角度看,今日之中国早已经远远超越了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这样的发展趋势至今仍在继续。

【注释】

[1]《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在“康乾盛世”的早期,“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还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其前身——英国在北美地区的13个殖民地。

[3]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76页。

[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页。

[5]同上书,第9页。

[6]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1页。

[7]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1页。

[8]《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82页。

[9]《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

[10]袁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4页。(www.daowen.com)

[11]《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44期。

[1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44页。

[13]同上书,第221页。

[14]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7、555页。

[15]丁白编著：《美国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91—92页。

[16]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44期。

[17]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4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4页。

[1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20]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21]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10—41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4—1115页。

[23]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6页。

[24]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04页。

[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5页。

[26]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27]同上书,第112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5页。

[29]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30]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19页。

[31]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63页。

[3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6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

[33]霍世亮：《幻想与现实——1945—1952年美国对华政策》,《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3期,第9页。

[34]《新华日报》,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五日(1945）。

[3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2页。

[36]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5—236页。

[3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3页。

[38]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83页。

[39]袁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36页。

[40]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页。

[41]在此期间,美国还先后侵略了老挝和柬埔寨并最终失败。

[4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2—333页。

[4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3页。

[44]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页。

[45]石原慎太郎、江藤淳：《敢坚决说“不”的日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7页。

[46]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47]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5页。

[48]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49]欧文·哈理斯：“A Year of Debating China”,美国《国家利益》季刊,第58期。

[50]欧文·哈理斯：“A Year of Debating China”,美国《国家利益》季刊,第58期。

[51]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74页。

[52]1999年,《纽约时报》暗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所研制的W88核弹头可能失窃。美国执法部门则仅仅因为李文和的种族就把调查重点放在他的身上并致使这位华人科学家蒙受不白之冤。2000年,美国在“查无实据”后尴尬收场,法官在宣判时向李文和郑重道歉,指出此事“让全体美国人都感受到耻辱”。

[53]陈文英曾为“洛杉矶－广州”友好城市协会主席,也是美国共和党南加州地区的募款人。美国在“这个难缠的女人”身上耗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美国司法部门的面子”,奔走于亚洲、大洋洲、北美洲搜集证据,最后仍然被迫于2005年1月宣布陈文英无罪。媒体评论说,这个充满刺激和悬念的“中国情色多面女谍”案最后仍然成为一个“政府刻意制造司法不公”的笑话。

[54]资中筠：《中美建交十周年与二十周年——变与不变》,《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5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16页。

[56]哈里·哈丁：《美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5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6页。

[58]欧文·哈理斯：“A Year of Debating China”,美国《国家利益》季刊,第58期。

[59]沈大伟：《美国和中国：一场新冷战？》,《当代历史》,1995年9月。

[60]约瑟夫·奈：《深入接触的理由》,《外交》,1995年7月/8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