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抗到“蜜月”

1949年2月7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发表了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应等到中国内战“尘埃落定”的讲话。有证据表明,中美双方当时均在探讨两国下一步的关系问题。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时,连苏联的使馆也跟过去了,美国使馆却仍然留在南京,等待着与入城的解放军联系。司徒雷登甚至试图推行“生日外交”(假借回燕京大学过生日与中共秘密接触）,但遭到美国务院的否决。尽管中共在1949年初宣布了“一边倒”政策,但是直至毛泽东主席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访问莫斯科并最后签定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美国才认为“尘埃”已经“落定”,并最终撤回大使,在台湾建立了使馆。

另一个将中美关系推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的因素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烽烟又起。美国认为,其全球利益受到了“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6月27日,杜鲁门发表了关于美军出兵朝鲜的声明。紧接着,美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次日,中国发表声明指出,美第七舰队向台湾沿海出动是对我国领土的侵略。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组成“联合国军”的非法决议。8月27日,中国就美国飞机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扫射中国人民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9月15日,麦克阿瑟率领的美军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实施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并迅速“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出现了进而侵略中国的可能。

这样,美国的出兵,特别是麦克阿瑟的卤莽行动(实际上他至少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但后来麦克阿瑟却成了一个实践“将在外而军令有所不受”原则的替罪羊）又使新生的中国同样认定自己的战略利益也受到了威胁。在信息沟通不畅,对对方战略意图处于相互间猜测、推断的背景下,刚刚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做出了决断,于1950年10月19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入朝参战,与刚刚上升至世界权力顶峰的美国开始了生死对决。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有关各方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迄今为止停战协定仍然生效,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的伤亡高达14.2万人,使朝鲜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最大的战争。^[38]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美之间也陷入了长期的对抗。

除朝鲜战争外,新中国在南部边境关注着越南问题。19世纪80年代后,法国的殖民扩张将其并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印度支那投降日本。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支持法国重新把越南作为殖民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美国则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1954年越南人民军攻克奠边府,取得8年抗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1954年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决定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相应组成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组织以“遏制”中国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亚的“扩张”。这包括1951年8月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9月的《澳新美安全条约》、《美日安全条约》,1953年10月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

从1960年起,美国开始对南越政权提供越来越多的援助。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开始向越南派出特种部队和军事顾问,实行“特种战争”。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此后,美国从1965年2月开始对北越进行了连续4年的轰炸。同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的岘港登陆。这是美国首次派地面部队进入越南,美国也由此开始了与中国南部边疆外的越南长达8年的战争。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入侵的斗争。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中国向越南派出的防空、后勤保障及各类工程等支援部队共达32万余人。^[39]另一方面,“美国飞机轰炸着中国兵站和供应线,中国的高射炮向这些飞机开炮还击”。^[40]到1968年时,在南越的美军已达到54万人。这场给美国留下了惨痛回忆的战争直至1973年美军撤出最后一批人员后才宣告结束。^[41]

美国学者承认,“从历史观点看,6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干预是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事件：我们想依仗优势的兵力来左右一个亚洲民族的国内政治形态”。^[42]更进一步说,越南战争并不只是针对越南。费正清进一步分析：“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43]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抗美援越”斗争。

在中美对抗时期,美国还在台湾驻有军队,中美两国并在台海地区发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武装冲突。1954年解放军炮击金门。1955年3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威胁说,如果中共进攻台、金、马,“我们要使用原子武器”。1958年8月23日起,解放军再次炮轰金门。美国则在次日宣布采取“正常防御措施”,调动6艘航空母舰、130艘其他舰只以及500架飞机、3800名海军陆战队和5000名地面部队集中到台湾海峡地区。自此,美国军舰、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海、领空。截止1971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正式提出的严重警告就达496次。

与此同时,美国长期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当然,在此期间中美也在持续接触,试图寻找实现地区稳定的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是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这一马拉松式的会谈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实质性成果。中美两国实际上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处于战略对抗状态。(www.daowen.com)

在中美对抗的年代,两国之间相互隔绝、充满敌意。美国国内舆论大肆制造、渲染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1950年,威斯康星的麦卡锡参议员发动了一场从政府部门清除“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新中国早就被美国“妖魔化”了。一些被认为是“亲华”或者“亲共”的中国问题专家、新闻记者遭到了调查甚至起诉,被迫调任他职或离职。有代表性的是谢伟思连续六次经美国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查明无罪,但仍然在忠诚复查委员会的要求下被革职。美国民众在美国的宣传和舆论控制下,大多“认为中国是一支侵略性的、不理智的力量,它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因而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44]出于对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以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他们在相当长时间里容忍了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麦卡锡主义“给美国社会,尤其给知识分子留下了严重创伤”。^[45]在中国,“打倒美帝国主义”成了用得最多的口号之一,“历史上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也深深地印入中国人的脑中。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国际战略形势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美国继在朝鲜战争中失利以后,又陷入越南战争的困境,国内反战运动高涨,美国政府急于脱身。另一方面,中苏关系却日渐紧张。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上谴责了这位在中国受到尊重的共产国际领袖。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裂痕逐步发展。摩擦的结果是苏联人于1960年8月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中止了对中国的援助。随后,中苏之间在东北以及中亚边境地区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特别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几乎进入战争状态。

在美国看来,“1961年的中苏分裂和1972年的美中修好,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46]他们认为,战后的中苏结盟堪称“战略性灾难”。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对抗使美国在欧洲和东亚面临顾此失彼的困境。反之,中苏从战略盟友转变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使美国发现,中苏之间不仅不像自己从前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而中国也并不像自己长期想象的那样咄咄逼人。美国开始意识到,美国实际上长期执行着一项愚蠢而错误的政策。现在,在双方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的背景下,是改变这样的政策的时候了。

在共同的战略利益的驱动下,中美两国开始接近。1968年后,美国逐步从越南撤军；与此同时开始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当年8月,尼克松表示“将访问中国”,同中国谈判。从1969年初开始,美国开始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放松对华禁运和接触。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总统终于来到了中国,完成了他那“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事后评点说：“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1973年,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大使级联络处。

中美缓和使中国迅速摆脱了同时面对美苏两方压力的不利局面；同时将自己的“战略噩梦”变成了苏联的“战略现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为两线作战的可能而寝食不安的苏联再次面对同时来自东西方两线的军事压力。而苏联对于自身安全环境恶化的认识进一步将其拖入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实际上为苏联最后的崩溃也埋下了伏笔。

对于美国来说,中美事实上的战略同盟的逐步形成,不仅实现了其“尽早并尽可能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西方在欧洲的压力大大减轻,而且不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面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挑战,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和西方战后的地缘战略态势以及全球地缘战略平衡。在中苏对抗期间,苏联被迫将其近1/3的陆军、海军和战术空军部署在远东。尽管中国没有与美国以及任何其他西方大国正式结盟,但是中国所起的作用却是当时美国任何一个盟国也无法做到的。“因此,周恩来和尼克松在北京机场一握手,就根本改变了全球地理政治的轮廓”。^[47]

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年的中美关系停滞后,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30多年来的不正常状态成为历史。同年1月28日至2月5日,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来到美国,进行了“破冰之旅”,在美国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热潮。在整个80年代,中美关系曾出现多次反复,甚至在80年代初期曾因“三T”(纺织品、技术转让和台湾问题,英文首字母皆为“T”）、“两H”(网球明星胡娜叛逃美国、湖广铁路债券事件,英文首字母皆为“H”）问题而陷入困境。但总体来看,中美关系最终得以稳步发展。1984年,中美两国实现了最高领导人的互访。中美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蜜月”时期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之间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而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既使美国工商界人士对一个广阔的大市场充满憧憬,也让那些长期以来对于让中国人接受美国价值观充满“传教士热情”的美国人重新燃起了“希望”——尽管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但在当时却的确增加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同和亲近感,甚至“一些保守派人士确实曾说服他们自己,以为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放弃马克思主义、接受资本主义、甚至可能实行民主改革的共产党国家”。^[48]

当然,中美战略合作的“蜜月”只是掩盖或搁置了中美之间某些固有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事实上,由于中美之间既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又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因而自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呈现出前进与停滞交替、合作与对抗并存的曲折发展形态。随着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美双方与苏联的关系逐步缓和,中美战略合作已经开始出现松弛的迹象。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政治风波,美国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中断两国之间的高层往来,中国则强烈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中美关系遭遇强烈冲击并大幅倒退。中美关系中的“蜜月”时期由此结束。此后不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关系继续在剧烈的震荡中调整,中美间或旧或新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