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丢失了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4）,美国经济以年均约120%的速度增长；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无可争议的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其经济份额占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2/3。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或被击败、或被削弱,美国则开始“独步江湖”、“顾盼自雄”。战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声称：“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使美国人民承担起了领导世界的责任。”^[15]

但对于中国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时的同盟结构也走向终结。在美苏两个大国逐渐分野并形成两极对峙格局的过程中,作为所谓“中间地带”的中国的抉择是十分困难的。对于美国人来说,国民党最终失去了政权,这一结局实在出人意料。仿佛在一夜之间,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势力在中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正如美国人在争吵“谁丢失了中国”一样,回顾中美关系史中这“沉重的一页”,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在战后这场美国与国共双方参与的三方博弈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方最后的摊牌和如此的结局？

套用“国际政治大气候”和“国内政治小气候”的说法,这一结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最根本的是：在国内,国共两党的利益冲突是本质性的、无法调和的；而当两党最终摊牌之时,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共的历史渊源等各种角度来看,中共都应当是选择苏联而不是美国。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外交政策的研究,既要强调中国党的本土特色,又绝对不能忽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其强有力的影响。“如果不频频地提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苏联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大量干预,中共的政治历史将根本讲不通”。所以有学者认为,“在对外政策上,虽然统一战线政策导致了中共领袖人物在1944—1946年与华盛顿谈情,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将与莫斯科成亲。无论是在野还是掌权,之于艺术或之于工业,见诸内政方针或见诸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是走苏维埃的路而不是背离它。”^[16]这些话或许有极端之处,但毕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共产党——这并不是可笑的废话,因为共产国际就曾经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存在疑虑。中共主张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与美国并不相容,这当然也是中共与美合作的根本障碍。对于中共,美国也一直视之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因而予以排斥。国民党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将国共两党之争上升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英美理论与苏俄理论对立”,从而以反对共产主义来寻求美国的支持。

但是,中共外交政策选择的必然性的一面并不影响我们对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失误的另一面的探讨。也就是说,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中共和美国就必然地不能合作。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中美战略合作呢？难道那时候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突然就不冲突了吗？或者说一夜之间中共又不是“共产党”了吗？至于从全球的角度去观察,美国的合作对象更是多种多样。一大批“专制独裁”政权乃至封建君主政权“紧密团结”在美国这个“民主灯塔”周围,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大奇观。所以,意识形态的“决定论”是不能完全解释战后中国关键数年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仍然必须深入到战后美国与国共双方所构成的三方博弈进程中去探询真正的历史答案。

早至1943年,美国就开始感觉到国共之间存在着爆发内战的危险。美国起先试图通过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并推动国民政府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仍然希望调动中国各方力量以赢得对日战争。1944年6月,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明确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华莱士还迫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17]这就说明,美国最初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方式,首选的还是“国共协调”,至少是“扶蒋纳共”。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认为,美国的政策一开始就必然是要“扶蒋反共”。就是毛泽东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8]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还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您的努力与成功,使得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19]

当然,我们也不会天真到认为罗斯福准备抛弃蒋介石政权,但是“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这种设想应该是有合理的基础的。^[20]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美国继续着其构建一个“亲美的、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的战略构想,希望中国出现一个“代表人民意愿并能有效的履行其国内国际义务的政府”。然而,国民政府“因为由一党也就是国民党严格控制,因而缺乏代表性,其治理、行政和司法机构缺乏效率,中国目前的陆军和空军腐败无能,个人和财产得不到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所以,美国希望“督促目前的国民政府迅速采取具体措施,建立立宪政府,实现自由统一和团结,这对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国,维护远东和平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21]

从其他各国情况看,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前后均参与了本国的联合政府,同时也并未取得支配地位。美国试图通过让中共像西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那样参与一个“立宪政府”,以阻止内战的爆发。再加上当时美苏尚未摊牌,美国还希望苏联能“约束”中共,因而在“扶蒋反共”问题上也较为谨慎和灵活。为此,罗斯福在世时极力调解国共,以避免中国爆发内战。美国政府在1944年间任命了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军队,试图在军事方面促进中国的统一。但是,史迪威和蒋介石最后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其结果是史迪威于当年10月被老奸巨滑的蒋介石赶回了美国。当年8月,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华,不久即接任高斯成为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是第一个在政治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美国官员。由于赫尔利受命于罗斯福总统,协助解决国共之间的争端,因此赫尔利使华也标志着美国开始规划中国战后的政治图景。

从1944年8月到1945年3月,赫尔利在国共两党之间开展了类似于基辛格后来开创的“穿梭外交”。1944年11月他还亲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谈判,签订了一份《五点建议》。毛泽东承认：“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22]赫尔利对《五点建议》也十分满意。“战地记者、军事观察员和外交官从共产党控制区发来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毛泽东的政策远比国民党的政策接近于美国人认为对中国极为重要的纲领”。^[23]

但是,蒋介石的目标是要消灭中共,以建立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体。对于赫尔利与中共达成的《五点建议》,蒋自然不愿接受；所以国民党提出了三条《反建议案》,重点强调要“保证有效的统一中国的所有军队”、“中国共产党在爱国战争中和战后重建中国中充分支持国民政府,将其全部军队交于国民政府和国防军事委员会控制”。其实质和核心是要收编中共的军队,取消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权。几十年的生死对决使蒋介石早已决定：解决共产党问题只能依靠武力；而蒋介石也早已清楚美国的底牌,也即只有国民党政权才能保证美国在华利益,即使“和谈”不那么让美方满意,美国人也难以放弃国民党。因此,蒋介石在共产党问题上态度坚决。赫尔利在这种僵局面前则调停乏术,最终屈从了蒋介石的意志。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反共,从而正式由调停人演变为冲突的一方。此后,赫尔利帮助蒋介石“奠定了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基础”,^[24]国民党很快与苏联签订了《中苏条约》,斯大林对蒋介石政府表示了支持。此外,赫尔利还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极力捧场,甚至为蒋介石个人摇旗呐喊。“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直率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25](www.daowen.com)

在赫尔利逐步由调停人转为冲突方的过程中,美国务院内一些在中国时间较长、对中国了解较深、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灵活对华政策”的资深外交官对其提出了批评,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激烈争论。著名的“三约翰”即范宣德、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共寄予了较大的同情和支持。但最终还是赫尔利影响了美国的决策。赫尔利不仅成功地影响了对华政策,甚至为仅随其后美国国内的反共强硬政策——麦卡锡主义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很显然,就算美国“真的”不希望中国打内战的话,那么他们在此期间的政策和行动也的确向国民党政权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倾向,使“蒋介石比以前更加桀骜不驯和反复无常”。^[26]不仅如此,“扶蒋反共”政策使蒋介石自信“必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因而更加毫无顾忌地加强专制独裁。这与美国要“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的理想主义目标实在是相去甚远。反之,这些信息同样强烈刺激了中共,“到了1945年春天,共产党人已对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一点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27]这一情势直接推动着中共“一边到”政策的最后形成。其结果是,美国政府“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28]美国也迅速由二战中中国人心目中的“友邦”和“盟友”变为蒋介石的“帮凶”。

当然,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是偶然的。最直接的,在于美国对于中国形势的错误判断和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舆论界关于中国的报道惊人地片面和无知。《时代》杂志授予“蒋委员长及夫人”1937年度“当年伟人夫妇”称号。1942年11月至1943年7月,宋美龄出访美国和加拿大,不仅从美国为蒋介石拉回大把大把的援助,而且以出色的“夫人外交”为蒋介石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继荷兰女王之后作为第二位应邀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联席会议的女性,在美国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讲。这次演说不仅在全美各报全文刊登,而且“招来”了3000多篇社论、评论。一时之间,蒋介石和他的夫人成为了中国“最开朗最爱国和最有能力的领导者”。

由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惟一合法的领袖、蒋介石领导着中国的抗日战争,诸如此类论断简明地但清晰地、深刻地留在美国人的脑海中。与此相反,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在美国民众的头脑中几乎一片空白——如果不是什么坏印象的话。史沫莱特、斯诺等少数真正深入到延安的记者虽然发回了一些真实的报道,但在美国的“媒体轰炸”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自然,当国共冲突出现的时候,“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把蒋介石的失败和毛泽东的胜利看作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29]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这一政治背景下,赫尔利对于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认识,或者说即使他有过什么清醒的认识又能怎样,我们都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事实上,蒋介石是美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中国“民族英雄”,而一旦制造完成以后,美国人自己也难以抛弃这个“作品”,而只能维护这个“作品”,直到和他一起最终走向毁灭。比如蒋介石居然把“美国主子”派来的史迪威将军挤迫回国,这在我们关于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的理论里是讲不通的,它充分说明了美蒋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性。赫尔利从史迪威将军的下场看到“扶共”在美国政府那里是走不通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赫尔利都必须做出其他的选择。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共谈判中美方总是偏袒蒋介石,不断地压迫中共做单方面的让步,因为在早先的所作所为中,美国人已经愚蠢地把自己和蒋介石捆绑在了一起而无法自拔。相应地,三方最终谈判破裂、摊牌动武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当时“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势力扶蒋反共政策的代表人物”,赫尔利在此一时期的政策转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戴维斯说,是“赫尔利使自己和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入的卷入蒋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斗争”。^[30]所以不少人将美国率先采取“一边到”政策与直接决策者赫尔利个人的缺失联系起来。比如说他“爱出风头、爱虚荣、无知而又傲慢”^[31],“爱好浮夸,头脑简单,是一个较早出世的里根式人物”^[32],认为他“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也不是有军事素养的人”,他“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可以说基本上全无了解”。^[33]还有论者认为,赫尔利在执行罗斯福政策时,总要加上他个人的色彩,甚至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最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他误导、蒙蔽了罗斯福总统,僭越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在那一极为微妙对美国利益生死攸关的严峻形势中,撇开国务院而完全独立行事”。^[34]一些历史学家也指出,罗斯福后期重点关注欧洲,精力也日渐衰竭,赫尔利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实际上就成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决策。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去世仅几周之前,赫尔利发表了其4月2日的讲话。

当然,赫尔利之后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调停”的“努力”。正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冲突一样,军事和政治斗争总是交替进行。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1945年底再次来到中国,试图调停国共冲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随后成立了国共双方以及美国代表组成的三方机构即军事调处执行部,暂时结束了持续近4个月的武装冲突。6月,“和谈”再次陷入僵局,全面内战随即爆发。8月10日,马歇尔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事实上,就在“调处”期间,美国政府却忙着把国民党50多万人的军队运送到沿海地区和东北,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训练了大批军队、特务人员。由此,中共认为美国的调解是为蒋介石打内战赢得时间的确是合理的推断。内战爆发后,除了直接赤膊上阵,美国人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按毛泽东的说法,美国海陆空军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35]

内战的结局在1949年间的美国掀起了“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讨论。而费正清的一段评论或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的帮助不能改造它(蒋介石政权——作者注）的内在性质,反而使它可以更加不必顾虑国内的舆论,并且最后更趋向于依赖它手中掌握的新式美制武器了。在抗击日本时,无论从良心上或从现实情况上讲,我们只能采取支持蒋介石政府这一办法。但是,……从我们的战时同盟关系开始,美国军官就发现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方是个无能的政府,它被国内问题弄得虚弱不堪,以致不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我们为了竭力帮助它,同它的衰亡和没落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36]

在20世纪中期,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一度达到了顶峰；但国民党政权“不可思议”的迅速崩溃使美国人转眼间失去了一切。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几乎断绝了与所有西方大国的正式关系,西方人在华的机构、公司等业务也大都中断。反过来,大批苏联人涌入中国,大批中国人前往苏联学习。在军事上,中苏建立了以国际条约形式明白无误确认的同盟关系。经济上,双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此一体化的联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即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全方位地与中苏同盟紧密地联系起来。^[37]如前所述,这是共同意识形态的产物,是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天然联系和感情基础的产物,但也是东西方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国地缘政治的必然选择。其收益是,新中国迅速获得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经济技术上获得了大规模的援助,据称是世界史上最大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帮助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了国家工业核心。其代价是,新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在数十年间长期隔绝。

在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中美关系的确存在至少不同选择的可能。但是我们很难假设不“这样”的话中国又能“怎样”；因为这就是历史,而历史不能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