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同盟的形成

“门户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暂时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国家。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国放弃了继续争斗并在中国获取更大权益份额的努力。列强或独占吞并、或联合行动、或结盟对抗,各种博弈策略在中国大地上持续演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包含的“机会均等”和中国“领土完整”两个核心观念不断受到冲击。

就是美国自己,在瓜分落后、实力不够时鼓吹“门户开放”,一有机会却照样在中国单独行动,夺取自己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后,美国更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渗透。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美国从《辛丑条约》确定的赔款中分得3290多万两白银,同时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兵权。1903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迫使中国内地完全向美国开放。1920年,美国倡议组建美英法日四国银行团,试图掌握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大权。1922年,英日同盟结束,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开始超过英国。此后,美国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持续努力使美国成为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大国。

在此期间,中华民国的建立使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国突然面对着一个甚至多个新的对手。柯伟林(William C.Kirby）认为1912年以前的中国“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11]；其实,清政府崩溃后的中华民国事实上也很难说真正统一过。在一个内部军阀割据、外部列强环伺的困境中,中华民国的外交注定难有太大的作为。

不过,与晚清政府相比,民国政府毕竟在名义上维护了中国的传统疆界和版图。即使在根本无法行使实际管辖权的时期,中国外交也仍然奉行着“名份主义”这一执着的信条,直到形势出现有利于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西姆拉协定,支持回到内地的班禅,对新达赖进行传统的册封,拒绝与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建立的“外交部”发生关系……在新疆问题上,在30年代末苏联红军实际上控制新疆之时,民国政府继续坚持对新疆的主权……在所谓的“满洲”问题上,中国军队先后与苏联和日本军队发生了战争,同时通过灵活的外交活动主张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伪“满洲国”仅获得日本、萨尔瓦多的“外交承认”……只有蒙古是个例外。国民党政权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事实上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到1945年,几乎被肢解的清政府时代的版图均已恢复。1949年,取代国民党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地继承了中国的全部主权。

影响民国对外关系的另一项政策是它对旧条约制度的清理。从1925年开始,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里发生了反英宣传和抵制英货运动。到1926年底,英国已经被迫同意“对条约权利做同情性的调整”,包括无条件的关税自主等等。作为标志性的事件,中国政府于1927年初在英国人未做任何实质性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收回了汉口英租界。通过1928－1931年间的修改条约运动等努力,到30年代初,中国政府已经重新控制了海关、关税、邮政、盐专卖岁入以及近2/3的租界。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仅上海、厦门两地继续存在公共租界,租界数目也从最多时的33个减到13个,直至1943年全部租界正式归还。实际上,从那时起,对中国主权最主要的威胁就已经由“治外法权”变为日本的直接侵略了。当然,对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根本性清除还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的。

这样,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中国政府第一次多少以博弈一方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对于美国来说,1927年英国放弃汉口租界标志着英国等欧洲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衰落。这在客观上使美国进一步获得了进入中国的机会。而美国也很快将迅速崛起的国民党政权选中为推行自己东亚扩张战略的工具,直至最后以美国的优势地位终结了欧洲列强控制中国的局面。

但在此期间,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问题日益突出起来。美国出于自身实力和战略利益的考虑,一开始并没有与日本采取对抗策略。此外,在1929－1932年间,美国还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9·18”事变以后,美国总统胡佛并没有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行动。美国也派代表参加了国联针对日本侵略“满洲”的调查团,但这一调查行动最后不了了之。虽然美国对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坚持1915年拜兰国务卿以及1931年史汀生国务卿提出的“不承认主义”,但却仍然将各类物资继续出售给日本。1937年“7·7事变”以后,美国姑息、纵容甚至事实上帮助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政策并未改变。甚至1939年9月德意与英法的战争爆发后,美国还在声称日本“在远东建立真正的安全与稳定”。

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经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保持着中立,做着向双方出售军火和其他战略物资的如意买卖,等待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时再收取渔翁之利。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人的炸弹落到自己的头上时,美国才不得不检讨自己的对华政策并于1942年1月1日与苏英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对德意日宣战。所以,1941年底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标志着“门户开放”政策的最后失败,中美关系进入第一次战略合作时期。

从中国方面来说,实力的薄弱迫使它更为重视博弈策略的运用。早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晚清政府在无奈之中就曾经尝试“以夷制夷”的博弈策略,但以1900年八国联军联合侵华为标志遭到了失败。此后,民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寻求支持者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列强出现了分裂局面,以大国协调和大国一致的方式来控制中国已经不再可能,这在客观上使民国政府的回旋余地有所增强。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开始尝试以博弈的一方参与其中；虽然十分勉强,地位低微得可怜,结果也让人大失所望,但毕竟不再面对一个完整的列强整体,而是可以单独地与某个西方国家打交道。(www.daowen.com)

此后,中国政府曾主动试图进入“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国联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如1931年的所谓“满洲”危机。但是,这个“国际社会”是如此的不公和无能,中国被迫转而探讨以其他的方式争取自己利益,比如结盟。特别是随着日本加紧入侵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到支持者和盟友已经成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曾与德国建立了全方位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在1927－1938年间,德国给予了国民党政权军工设备和军事培训(蒋介石之子蒋纬国还亲赴德国学习装甲兵）,派出了德国军事顾问团(蒋介石与其第一任、也是最信任的德国顾问Max Bauer之间还建立了近乎师生的关系）。在国民党政权对付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前线,对阵双方的军事顾问居然都是德国人——当然,这只是有意思的巧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德国的交往是近代中国以至当时的最接近于“平等”的合作。这一合作使中国获得了重要的军工能力和战略回旋余地。

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特别是共同对付日本的需要,民国政府在1938－1940年间还与苏联也重新建立了一定形式的联盟。早在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就曾两次发布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定的不平等条约。1922年,几经失败的孙中山先生开始同共产国际合作,并开始了其对国民党的改造。1924－1926年,苏联顾问曾在广东训练准备北伐的国民党武装。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这一合作中断。1929年中苏断交。在德、意、日日益形成世界性威胁的形势下,中、苏再次开始接近并于1933年复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支援。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则与美国最终建立了实质性的战略联盟。9日,中国正式宣布对德、意、日作战。中国战场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2年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政府从财政、物资、技术等各个领域对中国提供了援助。活跃在滇、缅边境地区的陈纳德上校“飞虎队”标志着两国人民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其人脉关系还绵延至今并影响着中美关系。这样的结盟对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在对日战争中确保中国的生存,直至最后中国进入全球权力政治的中心,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换一个角度看,美国在中国的势力也因此而上升到顶峰。根据1943年的两项中美协定,美军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而且拥有“治外法权”。到1945年,在华美军已经高达约6万人。“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12]

现在回头来看,中国利用后起大国与传统大国的利益冲突,在不同时期先后与世界三大强国德国、苏联和美国建立起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联系,对于抵御日本的侵略毕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不少中国人都把美国视作“友邦”,并表示中国战后的重建离不开与美国进行友好合作。所以费正清认为,“这是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的一块里程碑”。当然,有感于中美后来的长期对抗与冲突,他继续说,“如果没有真正成为一块墓碑的话”。^[13]

由此延伸,中国在战后大国地位的获得,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成为亚洲战场的主力,将日本陆军部队的大部分兵力牵制在东亚大陆,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国得以避免顾此失彼。从这一战略态势出发,美国认识到：一个亲美的、“民主的”、强大而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反观近代历史,中国的衰弱招致的是日本势力在东亚大陆的崛起,其结果是对美国形成挑战并导致东亚地区的动荡与战争；因此,中美的战略同盟关系可望成为美国亚太战略的支点,使美国在东亚大陆获取如同在欧洲那样的有利的地缘战略态势。

这种认识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不断加深对中国的渗透,大力扶植中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国际关系格局中获取大国地位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不仅视中国为二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甚至主张战后“中国成为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并期望“中国能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利用中国作为对苏联平衡的力量”。^[14]早在1942年1月1日的26国《联合国家共同行动宣言》中,中国就首次以世界四大国的身份出现。到1943年12月,中国以四巨头的身份参加了开罗会议。在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坚决主张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中应享有大国地位。这一设想也是中国在战后得以跻身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美国甚至支持中国向战后日本派驻中国占领军。

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是自清朝晚期以来中国所进行的生死博弈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在此之前,中国尚处于生存堪忧的困境之中。1900年,从人数来说无疑是一支小小军队的“八国联军”居然占领了北京。而在1937—1945年间,中国的抗日战争坚持了八年之久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已由被列强联合控制的对象演变成为一个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砝码。中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从法律的角度强化了这一大国地位。新中国建立22年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然此时的中国并不是美国从前设想的那个“亲美的、民主的大国”,这着实让美国人吃了个“哑巴亏”。按邹谠先生的说法,它标志着美国“在战时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战后无奈中的美国转而开始扶植日本；如今,美日同盟实际上成为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当今在东亚所起的作用恰恰是美国当初预留给中国的。历史真是给世界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