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跟进战略”到“门户开放”

1857年,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到任。18年后,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到任。中美建立了正式的日常联系管道。

不过,从《望厦条约》签订到19世纪末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前,美国在华的基本战略还是承认其他列强在华的领先地位,同时紧跟列强特别是英国进行扩张,我们称之为“跟进战略”。当时,在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是英国。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忙于恢复国内经济,而且美国对华贸易的份额也相对较小,至于在军事领域它就更无法与英国相比。

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经济大国后,一些美国政治家日益明显地表露出在国际政治、军事等领域谋求相应的大国地位的心态。其中,他们又特别把美国的大国地位同亚洲联系在一起,主张宣告应用于中国的“新门罗宣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步超越了“跟进战略”,转而主动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

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取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美国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强国。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美西战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美国越过辽阔的太平洋,第一次在东亚地区真正地站稳了脚跟,同样第一次如此之近地面对着中国。“美国开始感觉到,在亚洲拥有势力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绝对必需的。……它必须在远东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美国同时认识到,要做到这一点,菲律宾只不过是个跳板,东亚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中国大陆。

然而此时的列强在中国掀起了领土瓜分的狂潮,其主要方式是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在这场瓜分中国的竞赛中,美国明显地落后了。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的行动,美国甚至没有机会扮演一个像样的角色,更不用说“维护我们(美国）在那个地区(指中国）的巨大利益”。因此,在瓜分中国的形势刚刚出现时,美国麦金莱政府就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局势。

当时,作为后起的大国,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维持“跟进战略”,即紧随列强之后参与瓜分,获取租借地与势力范围,从而确立自己在东亚的大国地位；一是超越“跟进战略”,不是以参与瓜分,而是以后来被命名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全新扩张方式获取自己在华的权益和优势。

对于两种选择,美国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并获得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比如对第一种选择,麦金莱总统本人也曾倾向在中国夺取一个海军基地,国务卿海约翰、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康格等人也都对于获得势力范围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康格继任驻华公使后,甚至明确建议把直隶省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海军对于在中国建立基地与势力范围更是充满热情。早在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海军战略委员会就制定了一项计划,主张海军势力应从美国东海岸通过运河,经夏威夷、关岛,向西扩张至菲律宾与中国。为此,他们提出,美国在中国至少必须拥有一个港口。1900年,美国海军部长向国务院明确要求在舟山群岛获得一个基地。

对于第二种选择,国务卿海约翰和他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顾问柔克义也在积极的研拟之中。恰在此时,意识到自己实力、地位以及东亚大国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的英国也向美国发出了建议,希望“在反对别国可能会倾向于以强加优惠条件或以实际上割让中国沿海领土来限制所有国家在华的商业自由”时实行英美合作。美国虽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却从中得到了启发：作为局势的调介人与秩序、规则的维护者,同样可以在中国获得与已经获得势力范围的列强同样的大国地位。这一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的“门户开放”宣言。1899年9月6日,海约翰向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特殊权益”,主张“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照会要求“每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只应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且只能按中国的条约税则征收”,“一个占有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公民不应取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上的优惠待遇”。^[6]

此后不久,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事件。中国进一步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特别是俄国进占“满洲”,图谋吞并中国东北,使中国是分崩离析还是继续保持完整的问题日益突出。此时的美国政府仍然面临着继续“跟进政策”抑或是进一步维护“门户开放”两种选择。

1900年夏天,麦金莱总统仍然试图仿效欧洲列强,在中国夺取一个港口。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也态度暧昧,至少没有公开否定在中国得到租借地或势力范围的选择。当然,“门户开放”政策的制订者也在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强调中国完整这一概念。比如柔克义认为：“门户开放”离不开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领土被瓜分及中国的崩溃,将导致“门户开放”名存实亡,甚至在中国将找不到一个“国际义务”的履行者。海约翰也认识到,美国试图得到基地将进一步刺激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甚至可能导致列强在中国的最后摊牌——世界性的冲突和战争。

在这种考虑下,海约翰将“门户开放”原则扩展到了反对任何国家扩充势力范围的地步。他于1900年7月3日再次向列强发出照会,明确提出要与列强一起行动,维护在华利益；同时进一步提出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统一体”,后来又改成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以维护、协调列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这一做法在西方殖民史上确属一大“创造”、“发明”,它使美国在中国的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为后起的大国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扩张方式。

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列强在实力基础上进行博弈最后达致的一种均衡结果。列强在中国竞争激烈,但是他们都试图避免战争,因为没有一方能确保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一方能下最后的决心去打破列强在华的均势。美国作为后起的大国,自我感觉在华更是缺乏同列强竞争摊牌的实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主张并得到了列强的认可。但是,这一政策已足以维护美国当时在华的利益。

“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了美国的商业利益。当时,中美贸易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远东的全部投资也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6%,对华贸易在美国外贸总额中的份额也不过4%左右）,但是石油、棉花等行业在中国市场仍然有着重要的利益。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要求政府保护自己在华的商业利益,确保自己不会因为中国被瓜分而被列强从其各自的势力范围里赶出去。但是,商业最关心的并不是领土,而是市场。“门户开放”完全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利益集团在1898年6月成立了“美国亚洲协会”,敦促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护门户开放”。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商业集团进一步敦促“政府尽其职责把东亚从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中恢复过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中国领土的完整,就没有完整的中国市场。(www.daowen.com)

“门户开放”政策也符合美国传教士的利益。费正清承认,传教士与商人、海军武官一起构成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7]从19世纪20年代起,美国开始向国外派遣传教士,并将其作为“教化”其他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维护美国在当地利益的重要工具。美国外交至今仍然具有的在全球推进美国文明和美国式生活的强烈的“使命感”,即可溯源于此。最初,美国传教士主要的传教地域是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托曼帝国。到19世纪末,中国逐渐成为美国传教的主要场所。据统计,1900年美国在华传教士已约1500人。他们的要求同样影响着这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因为正如美国官员所云：“这些传教士是有权象商人一样得到我们的保护的”。

“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美国政府综合对美国对华政策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各方利益而做出的选择。所以麦金莱总统在1898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如果德国、英国与俄国所租借的领土胶州、威海卫、旅顺、大连港确为他们所宣布的将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出现任何歧视美国公民及贸易的协定,那末,我国政府也就心满意足了。”

更进一步说,“门户开放”照会不仅达到了保护美国商业利益、传教利益的目的,而且由于列强也都“最终的与正式的”接受了美国的照会,包括后来1902年的英日同盟实际上也承认了这样的原则,所以美国实际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让列强认可了美国在中国的发言权,确立了美国在中国的大国地位。

对比一下1823年的“门罗主义”可以发现,“门户开放”是不同背景下、针对不同地域而提出的特点迥异的对外政策。门罗总统在其著名的国情咨文中称：美洲大陆不得被任何欧洲列强作为以后殖民的目标；欧洲君主国家任何试图将其制度推展到美洲的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美国不会干涉新世界中仍然被欧洲国家占领的殖民地；欧洲政府压制和控制宣布独立的殖民地的企图则会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立场……。当时,拉丁美洲正在发生一场脱离西班牙统治的巨大变革。一些欧洲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试图干涉新生的拉美共和国。“门罗主义”实际上是宣布美洲是“我们的”,这是典型的传统的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经过美国“持之以恒的努力”,包括不惜与欧洲大国发生冲突,美国最终实现了自己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美洲实际上成为了美国的“后院”。

到美国在远东扩展势力的年代,出于前述各种原因的考虑,美国没有采取争夺租借地与势力范围的传统争霸方式,反而认可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此为交换,列强认可美国以“门户开放”和自由贸易取代“特殊权益”的主张,共同维护中国市场以平等的条件向各国开放。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大国协调取代了结盟和对抗,暂时避免了殖民竞争在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可能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因此,将“门户开放”戏称为历史上后起大国“和平崛起”的最初实践似乎也不为过。柔克义把这种与欧洲殖民扩张不同的新的扩张方式称为“海约翰主义”,并认为这是一项“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与不可改变的原则”。换一个角度看,它并不表明美国在远东向欧洲列强“示弱”；作为这一地区的后来者,美国实际上在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当然,美国这一新型的扩张方式从一开始起也遭到了列强的各种反对。比如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列强采取大国协调的政策发动了八国联军入侵行动。但是俄国一直在尝试打破大国协调,以采取单独行动,进一步占领乃至吞并中国东北。同时,八国联军其他各国在北京也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麦金莱政府一度对形势感到悲观失望,甚至打算从“门户开放”政策倒退回“跟进战略”去,哪怕分得的只是“较小的一份”。

海约翰和柔克义则继续坚持大国协调、“门户开放”的主张,与英、德、日保持一致,与清政府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从而制止俄国独占东北的图谋,并进而防止别的大国分割中国的野心。最终,海约翰的意见在美国政府内部和列强之间得到了认可,俄国回到了大国协调的轨道,“门户开放”政策得以维持。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美国同情和支持日本,企图以此平衡俄国在满洲和朝鲜的扩张,维持东亚的均势。根据1908年11月30日的鲁特－高平协定,美日两国同意协助维持太平洋现状,共同维护中国的“门户开放”及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在俄国的扩张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后,早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行将结束时,美国就开始出现了抵消日本在“满洲”扩张的想法。1913年的日美纠纷甚至一度走到冲突的边缘。1915年日本试图将“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政府,使中国事实上成为日本的卫星国。对于这一企图,美国明确表示“美国将不承认任何违反中国政治与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的中、日协定”。^[8]由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抗议,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日本被迫暂时放弃了它控制中国的计划。但是此后,日本仍然继续谋求在中国取得超越其他西方大国的特殊利益。美国则坚持日本应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并协助维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独立。博弈的结果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以含混的外交辞令进行了妥协,于1917年11月2日签订了蓝辛－石井协定,从而暂时稳定了这一时期的美日关系。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涉及的大都是美国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博弈,而本应该是博弈主角的中国却似乎不见了。这是当时中国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及中国自身实力所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不存在着互动。比如,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着自身文化传统和运行轨迹的国家,任何试图瓜分中国并试图直接统治中国的做法都将付出西方国家难以承受的代价。这种认识是美国决策者最终选择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中国行政当局以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原因。此外,清政府也曾经尝试“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总的来说,加速走向崩溃的清政府在中美关系的互动中还是处于被动的、微不足道的地位。严格地说,“门户开放”政策是说给列强而不是清政府的,因为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门户”早就“开放”了。“门户开放”政策解决的不是中国“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以及向谁开放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1914年8月4日,威尔逊总统宣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美国是在大战爆发两年半后才于1917年4月参战的。在战争的前半期,美国置身事外,向交战双方高价出售军火,获取了大笔利润。战争期间及战后时期,美国工业、贸易等飞速发展。美国参战的时候还欠欧洲国家45亿美元债务,而战争结束时,仅欧洲欠美国的战争贷款就达约100亿美元。美国不仅更富有,而且极大地增强了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1919年7月威尔逊宣称：“我们的孤立在20年前就结束了。毫无问题,我们已是一个世界强国。”^[9]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外政策实践中,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继续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在远东,美国则继续执行其传统的大国协调、“门户开放”政策,试图维持美国在远东利益的现状。美国反对日本控制山东的企图,以致日本退出了巴黎和会。在英、美的共同压力下,日本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被迫让步,重申美国的“门户开放”和不干涉政策。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签署有关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给中国以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之政府”、“各国在中国商务机会均等”、“不得因中国目前之状况,趁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这一条约实际上将“门户开放”原则进一步具体化了。^[10]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人试图将“门户开放”政策与其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精神”联系在一起、声称他们希望中国享有民族自决权利、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这样的说法即使不能绝对否认(例如早期美国人中间的理想主义、一些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等）,也实在让人将信将疑、感觉虚伪,因为其主要目的还是防止自己被列强排除在中国之外、防止瓜分中国可能导致的列强冲突和利益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