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

加拿大政治学家、海洋学家，马尔他国际海洋研究规划委员会主席和国际海洋开发中心主任，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37年毕业于苏黎世公立音乐学校，此后在芝加哥担任杂志和辞书编辑。1965年任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大学的高级研究员。1980年改任政治系教授。1985年任莱斯特·皮特森国际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86年进入国际海洋研究所。期间曾任联合国第3届海洋法会议奥地利代表团顾问，并参与筹备牙买加海洋法会议。著有《妇女地位的提高》（1963）、《海洋统治》（1968）、《戏剧性海洋事件》（1976）、《海洋的未来：罗马俱乐部报告》（1985）等。

1988年10月，第三世界科学院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共同举办题为“女性在第三世界科技发展中的作用”的国际会议。本篇就是博尔杰塞在会上的演讲。演讲从女性的整个发展过程着眼，叙述了女性投身科学的艰难性，剖析了各种偏见对女性从事科学研究的不利影响，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要消除歧视，实现男女平等，已不能光靠法律，而是应从社会及心理角度着手，去积极改变传统的心理定向和原有的家庭及职业结构。整篇演讲思路清晰，层次分明、结论明确，富有说服力。

1988年10月

前不久，我拿到了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年度报告。据到手的全部资料，我算了算院士人数：总共151位。然后再数一数女院士人数，哟！连我算进才5位。

昨天我又得知，另有5位女性已经膺选院士。这无疑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我想，以同样的努力，再过若干年，我们将会有40多位一流女科学家当选院士。

但是，请允许我坦率直言，如何发挥女性在科学中的作用，这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工业化国家的这种状况并不见得比发展中国家好。

让我给你们举些例子。

1977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866位院士中，女性只有8人，即使在此之后，情形也只是稍有好转，而无明显改观；在苏联，虽然有一大批优秀的女科学家活跃在生物学、医学、物理学和工程学各界，她们完全具备博士水准，但却有许多人得不到博士学衔。在声誉卓著的苏联科学院的近250位院士中，女性目前只占5位；而在全球荣膺诺贝尔奖的281位科学家中，女性同样也只有5位，其中更有3位是与其丈夫分享这一荣誉的。

造成这一窘况的原因何在？

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必须基于不同的视角：统计学的、法律的、社会经济的、心理的，最终乃至是哲学的。

比之其他职业，诸如律师、法官、医生、工程师、小说家、画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科学界女性的情况是不是更糟呢？是什么造成了其间的这种差别？对科学界女性的歧视究竟是法律引起的，还是社会性质造成的？抑或问题在于女性自身，是她们不愿迈入科学殿堂？能否断言女性的科学才能不如男性——天生对数学有着一种恐惧的“心理障碍”？

近期里，有关这类主题的文献出了不少。前段时间在纽约，我到国会图书馆进行计算机查询。我输入指令：请查找女性与科学这一主题。信不信由你，才两秒钟，计算机便显示，有关文献达1631篇之多，而且能轻而易举地提供全部的原文！

女性天生不宜从事科研，这种遗传学上的谬论必须尽快彻底抛弃。一个玛丽·居里，一个莉莎·迈特纳，就足以证明天性决不是歧视科学界女性的理由。

如果天性不足以成为歧视科学界女性的理由，那么这种歧视必定源自于文化。文化与天性往往相互交织，很难区分它们各自对科学家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文献清楚地表明，第二性征，如科学才能，显然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天性。

文化歧视的不利影响早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潜移默化，它表现在儿童游戏角色的分配上：女孩主“家政”，男孩主技艺。女孩一再被告诫，她们是学不好数学的，直到她们信以为真。在决定个人的特性和才能方面，环境的力量真令人可怕！

这使我想起了瑞士戏剧家弗里施的一部著名戏剧“安道尔”。安道尔系一小国，毗邻一法西斯大国。安道尔的执政者收养了邻国一位流亡者的孩子，并认为这是一个犹太人。执政者对这个孩子爱护备至，而孩子也希望继承养父之业，日后成为执政者。可是尚在童年，他就被告知，他不可能成为执政者，因为犹太人当不好政。他应当去做买卖。结果，孩子屈服了，自以为确实无此能耐。然而当戏剧接近尾声，剧情突变，原来他并非犹太人，而是出身于一个反法西斯的贵族家庭，现在他可以成为一流执政者了！

因此，很显然，女孩必须克服这种心理障碍，这样，她们就将能与男孩一样跻身于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领域之中。

至于说起第三世界的科学家，我怀疑，南半球传统社会中的这种心理障碍会更甚于北半球。据《纽约时报》近期一篇报道，美国小学的科学教育相当贫乏，这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其下一代能否造就足够数量的优秀科学家。而女孩的不及格率高于男孩：女孩有三分之一数学不及格，男孩则为五分之一左右。

女孩一旦能够锲而不舍，她们必定更为出色，更富主见。踏入大学之后，她们的智商要稍高于男孩。我的父亲曾获诺贝尔奖，而他在校时的智商测验结论为“低下”，这显然并不反映他的真正思考能力。现在大家都知道，智商测验并测不出创造性，也测不出许多其他的东西。我有预感，智商测验可以测得在本世纪前半叶间成为一个官僚所必需的素质，但绝不可能正确测出是什么促成了我们当代世界的科学家。

无论如何，女大学生的成绩是较好的。

然而，教授们是否对她们寄予同样的期望？她们是否有同等的机会去获取奖学金或最佳的实验条件？她们能否公正地获得名师的青睐？

文献显示，今天，要确凿证明存在某种实在的歧视，这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女生的人数还在减少，何况其人数原本就大大低于男生。所以，这里必定存在着极其敏感的心理歧视的阴影，例如，教师对学生的期望方式。

几年前，《纽约时报》报道了一篇有关心理暗示的调查报告。调查人随机挑了一位孩子，让教师告诉他，他在教师所任班上智商最高。结果，到学年末，这位孩子的各科成绩几乎均列班级首位。如果教授们坚信女大学生能涉足科学界，那么她们的表现定将更为出色。

诚然，有些女性成绩非凡，她们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谋到了助理教授的职务，从中几乎看不出有任何遭受歧视的迹象。然而自此之后，情况就变糟了。我的统计资料得自北半球，而不是南半球：事实的确令人沮丧。我们的科学家现在正投身于一场竞赛，那就是靠成果量来获得晋升。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在事关一位科学家发展的这场决赛中，女性在成果量方面确实是落后了。乔纳森·科尔在分析了565位科学家的成果量后发现，他们人均每12年发表9篇。然而科尔指出，科学家的成果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少数科学家的成果比率远高于整个科学家群。约占15％的科学家，不论是男是女，其著述量要占同性别科学家全部著述量的50％左右。但男女相比，男性的著述量高于女性。就医学著述而言，男性每12年为人均8篇，女性为3篇。(www.daowen.com)

要解释这种现象实际并不难。

在这一时期，人们通常都结了婚，女性有了孩子。许多女性喜欢就此中断职业生涯。《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今天的女性显现出一种偏好顺序：工作——持家——再工作。这一公式显然并不适宜于科学工作。科学是一门需要毕生持之以恒的职业，也是一门竞争激烈的行业。当女性再度工作时，她们的技艺也许已显得陈旧过时。

当然，女性也可以不中断她的职业。但在这种情况下，她所承受的压力会远远超过男性。男性仍可专心致志于他的职业，而女性则要身背沉重的家务包袱和肩负养育子女的责任。

我的感受是，来自社会结构方面的歧视，北半球要甚于南半球。在传统社会里，家庭的规模是较大的，家务多由非职业女性担当。这就使得职业女性享有与男性一样多的时间投身于她的职业。

很显然，正是由于女性的成果量少，她们的晋升比男性更难，所花的时间也更长，这未免使人灰心丧气。

科尔还指出，一般而言，女性的成果不仅在数量上不及男性，而且对质量的评价也不高。他统计了男女科学家著作的被引用次数，得出结论：男科学家著作的被引用率显然要高。根据一个分发同行科学家的多项目调查表，我只想提供一个典型的结果。例如，请被调查人列出一份过去10年里本领域最重要著作的作者名单。结果被选入的女性屈指可数：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中只占3％，生物学家中仅为2％，而在这些领域中，女科学家的人数几达20％至25％。这些数字难以说明，女性得到了其同行应有的高度尊重。

男科学家的“知名度”一般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他们的声望会在50岁或者甚至60岁时达到巅峰，而女科学家的“知名度”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

就此，科尔再度指出，“同女科学家相比，男科学家的工作更受人尊重，因而他们在社会上的名气更大。”

这里，让我引用一位女科学家关于这种现象的一段话：

“首先，科学从文化上被定义为一门并不适合女性的职业，只是科学女性人数的每况愈下，没能使这种定义流传开来。其次，即使有些女性克服了最初的障碍，成了科学家，但她们仍为女性能力不及男性的观念所困扰。无论这种观念正确与否，它都使女性对自身工作产生矛盾心理，从而抑制了女性投身科学的动机和行动。再者，一些事例表明，在科学群体中也确实存在着歧视女性的现象。”

近年来，随着女性进入大学和实验室，女性对从事科学工作的矛盾心理可能会愈发加剧。但是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最近，涌现出了一大批论述该问题的文献。这些文献指出，行动过于激进，反而会带来某些问题。如果不加区别，随意而为，则将产生逆向歧视，导致科研水准倒退。科尔断言，“由于种种原因，要想确定一个附有严格时间表的数量目标，似乎是不现实的。”

激进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追究产生歧视的根源。实际上，社会及心理因素往往会引发女性本身的自卑感。因此，要消除歧视，就得从这些方面着眼，而不是光靠法律行动。

采纳这种解决方式，必将引起北半球家庭的某些根本变化。而丈夫挣面包，妻子管子女的传统观念也势将被彻底抛弃。科学生涯中的绝对平等一定得建立在家庭中的绝对平等之上，否则它就根本无从谈起。

这种家庭层次上的平等过程业已出现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并且随着女性单亲家庭的增长而正在加速。但是这种现象本身也伴随着某些困惑。

不管怎样，家庭层次上的变化必须伴之以社会制度的变革。无论是单亲家庭，还是双亲家庭，它们都向往儿童养育的进一步社会化，都需要全日制的学校、幼儿园和托儿所，由其来分担父母所承揽的大量事务。

社会变化，包括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也将见之于南半球，虽然它采用的方式会有别于北半球，但最终的结果却可能是殊途同归。

《纽约时报》最近指出，劳动市场上全日性岗位的数量正趋减少，而非全日性岗位则正以相同的速率增加。非全日性职业有利于男女共同分担操持家务和养育子女的职责。可以设想，信息技术的改进和发展将会使科学工作分散化，有许多事完全可以在家中干。新型的工作方式有助于增进男女在家庭和科学职业上的平等。

家庭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无疑将产生深刻的心理效应，但心理偏见也有可能阻碍家庭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必要变化。然而可喜的是，这种变化的基础相当广泛，而且无从替代：它的形成是技术及经济显著发展的必然反映。

在我多年前撰写的《女性地位的提高》一书中，我曾经强调，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社会作用，主要取决于社会一体化的程度。强调个人作用和竞争的制度推崇大男子主义；激进的群体崇尚女性至上；社会主义思想家，从柏拉图到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维护女性权益；超个人主义者，如尼采，则贬低女性。所有这些表述均未免过于简单化。我今天所看到的是，人类正在力求实现社会化与个人积极性、共同保障与自由之间的新的平衡。在我看来，这实际上也就是男女社会环境之间的新的平衡，它正是解决科学界女性地位问题的基础。它将有助于更合理地利用人力资源，而这无疑又是南北半球所共同向往的。在现阶段，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主要靠人力资源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资本或无技能劳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决不能无缘无故地荒废50％的人类创造力。

提高女性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可以促使女性充分施展她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其作为人类存在特殊力量的作用，更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也是全世界所谋求的共同目标。我们应当力争在21世纪到来之际实现这一宏大目标。

节译自《妇女在第三世界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李国海、李兆雄译李淼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