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

美国教育家，曾任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西安普敦学院院长。

本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一股妇女重返社会的浪潮，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在中断学业和职业之后又重新迈入校门或加入劳动大军。本篇就是贝内特针对这一现象而在一次专题会议上的演讲。着重抨击了社会的传统性别观念以及社会各界——教育、工商、家庭、同事——对妇女重返社会的态度；认为正是这种种歧见，对妇女重返社会和争取平等筑起了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造成了妇女地位的低下；强调要消除和克服这些障碍，除社会各界需承担起一定的职责外，关键还在于妇女自身。妇女必须自强、自信，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并勇敢地面对现实。整篇演讲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分析深刻，将社会各界对妇女复出的矛盾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1980年3月5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探讨妇女复出问题。那么，我们为之考虑和设想的这种妇女是何许样的人呢？我们的社会及其制度是如何看待她们的？而旁人和她们自己的态度怎样？谁有责任帮助以及何以帮助这种妇女？这就是我此时此刻所想讲的。

鉴于复出的妇女有着明显的个人特征，因此她们被冠之以种种称呼：反传统大学生，成人大学生，超龄大学生，兼职雇员，职业母亲等。不管叫法如何，她们确实特征明显：年龄一般30以上；早就脱离教育和职业环境；已经丧偶或离异，面临个人及经济上的窘境；子女业已上学或成年离家。

妇女决定复出的动机并不太容易解释。然而现有的研究表明，无外乎两个经济上的原因，二者居其一：一是出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原因而去进修、接受培训或重新加入劳动大军；二是为了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维护自身的尊严，也不排除由此获得相应的收入。当然个中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尽管早已人所周知，但有些仍值得我们注意：投身工作能改善家庭环境；保持个人爱好和户外活动可增进同丈夫子女的关系；减少生育有助于更好抚育子女；单身妇女人数趋于不断增长；大规模的社会问题正在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反响；如此等等。

对妇女复出的这些描述尚不全面，仅仅只是勾画了一个大致轮廓。但是，对这种现象的评价却不能过于简单化。妇女复出不再是孤立现象，也不再与传统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毫无关联。她们在教育、工商、政府及社会的规划和期望中是一支潜在的力量。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审视一下社会各界对妇女复出所持的态度和看法。

教育界对妇女重返校园是怎么看的呢？

80年代和90年代也许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学校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入学人数减少；办学经费不足；部分毕业生就职前景渺茫。因此，妇女重返校园无疑给众多学校带来了一线希望。校方已经意识到，就过去的几年而言，“她们已经成为一种宝贵的学生来源，学校理应重新规划招生活动，使她们成为自己的学子。”数十万妇女只要稍加引导便能重入校门，这无疑有着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迫使高等学府去重新评判新生年龄限定在18至22岁的传统做法。光1972年，就有50万30岁以上的妇女滞留于高等学府的校门之外，去年9月，准备接受二次教育的妇女已近百万之众。8年之内，寻求这种教育的妇女人数翻了一番。

教育机构为了吸引妇女重返校园，正在大力改进其招生及录用政策。许多学校成立了女子中心帮助新来者，为其重返校园提供指导服务，为她们提供所需的资助。

妇女重返校园，对教育机构显然是一大经济上的支持。但有些教育家们则担心，她们会影响到其他新生的录取。而有些教育家却认为，“从前的”学生对于活跃班级讨论有着积极意义；行政部门也宽慰地感叹，复学的妇女“不那么任性”。

工商界对妇女重择职业是怎么看的呢？

1978年，美国有50％以上的适龄妇女——人数达4千万之多——投身在劳动大军之中。在这之前的数十年间，妇女从业的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其从业的种类却变化不大：大多是办事员、售货员和小学教师，薪水不及男士的三分之二。这些情况对复出的妇女意义重大，原因有几个。第一，4千万职业妇女中有许多是重择职业的妇女；第二，这些妇女发现，她们以前所受的教育或培训是不够的，因而决定重新去获取就业或晋升所需的技能；第三，由于从业妇女人数增加，雇主会降低工资水准。因此，“粉领族”一词眼下相当流行，用来形容某些阶层的职业妇女。

“粉领族”的成员全是女性。在有的人看来，妇女喜欢多嘴，容易满足，乐于服从，轻易信人。因此她们不那么可靠，也缺乏能力，不适宜担当监督和管理职务。一旦妇女被套上这些特征，那么对她们职业地位低下、收入偏少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对她们低人一等，无法或无意去对待自身价值问题也更不足为奇了。

妇女即使没有上述强加的歧视性特征，她们也未必得到职业界的善待。她们往往又直接成为另一些流行谬误的牺牲品。直到前不久，职业界还是一致认为，职业男女之间有差别：男的敢想敢为，审慎细致，机敏果断，不失为领军之将；而女的热心有余，爱好挑剔，抱有偏见，乃系专制人物。总之，妇女一头扎进了无形的障碍之中，成了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她们身负“双重枷锁”：倘若如同普通妇女一般行事，就会被贬之为无能；否则却又会被斥之为出格。

工商界一面认为妇女不能委以重任，只可充当报酬相对较低的配角，但一面却又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妇女，发现复出的妇女乃是一个敏感而兴旺的经济市场。于是，直接针对她们而发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美国的商界似乎很乐意为妇女的声望和尊严加以装饰和点缀，但在职业上却决非如此。(www.daowen.com)

家庭对妇女复出的态度又如何呢？

各个家庭对妇女复学和复职的决定反应不一。有的将此视作“当妈妈的时新消遣”，不以为然地一笑了之；有的却抱有反感，甚至持有敌意，不能理解妇女除了金钱和感情外还需要些什么；当然，也有支持和鼓励的。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有许多妇女并无多大的选择余地，她们复学、复职，甚至是边进修边工作，完全是为经济所迫。对于这样的妇女，要描绘其家庭的反应是很难的，因为她们自身往往就抱有怀疑和不安全感。

无论怎么说，环境的影响总是占优的，家庭通常仍旧赋予这些复出的妇女以传统的角色：搞搞烹调，开开汽车，跑跑推销，洗洗衣物，做做护理等。职业和学业仅仅只是附带的。“做母亲的应该怎么怎么样”；“如果你长期工作，我就难以专心事业，家庭更难保持完善和谐”；哪个妇女未曾碰到这样的劝告呢！

同样是妇女，对复出决定合适与否也意见不一。如今。美国只有17％的家庭还合符“传统家庭”的定义，即一个在外挣钱的丈夫，一个在内持家的妻子以及两个学龄子女。这些家庭遭到了持非传统观念的妇女的激烈抨击。尽管她们已经感到面临着变化的威胁，她们仍不时作出反击姿态，怀疑妇女的家庭职责观何在，讨论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失职问题，同情丈夫的不幸。在她们看来，这意味着要求丈夫做婆婆妈妈的事。

然而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一切已逐渐开始转变；有些群体——家庭——开始认识到社会对家庭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意识到妇女就业的经济价值。现在，有一种观念正在得到加强，即怎样维持家庭生存，由谁承担家庭责任，这样的决定都应根据兼顾妇女需要和生活的新标准来作出。

旁人对妇女复出又是怎么看的呢？

与复职妇女共事的男性，其态度同样是矛盾的。他们对妇女争取提薪和晋升权利的呼声充耳不闻，对她们的据理力争无动于衷，但同时却又千方百计掩饰他们内心的不安。

女同事们则将其看作一种威胁，因为她们已经生成一种文化上的执见：同性之间是竞争而不是合作。

当然，复出妇女自己对复出的态度更为紧要。她们往往是自身的最大天敌。妇女一般缺乏自信，自控力差，急于求成，因此她们对事业有成的自信度不如男性。此外，妇女择职还深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为社会对职业妇女的消极态度所制约。很显然，妇女在决定改变其生活之前，理应重新审视她们的自我感觉和力量，这一点十分重要。

社会及其制度对此的态度目前正在慢慢转变，究其原因，是联邦及各州立法的加强，机会均等纲领的推行以及妇女后援团体的增加，但最根本的则是妇女自身的发展。

在不久以前，妇女还始终是在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接为社会的预期所左右。如果不是所有的，那至少是大多数的妇女履行着被指定的功能——配偶、母亲、主妇和职业配角。妇女在履行了这些功能之后便“烛灭光熄”，但在今天，妇女在完成其生活使命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借助习惯和文化预期的环境氛围“大放异彩”，在社会上寻求一席之地。因此，对妇女复出大加议论，甚至表示怀疑、不安和敌意，几乎毫无必要。

妇女要投身这一进程，要改变她们的地位，这还得取决于妇女自身。计算机和技术行业并不愿接纳复出的妇女——除非由它们来挑选。然而我倒希望这种选择权应当属于她们。

如果选择权的这种换位是正当的，有价值的，那么可以深信，这些妇女重新获得的不仅是教育或职业，更重要的还是她们自身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妇女必须认清社会所设置的障碍，明白自己的感觉、能力和需要，更得应付许多压力：能支配的时间太少；需要为复出准备资金；缺乏可靠的儿童照管机构；需要克服孤立无援感；难以克服的自信心不足及自卑感。所有这些问题汇集在一起，便会构成一道极其难以逾越的屏障，造成一种有违生活选择权这一神圣传统的罪恶。

很显然，社会及其制度——教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必须为抵制和消除这种障碍承担起一定的责任。同样，妇女也必须勇敢地正视其中的一些问题。任何面临选择的妇女都须懂得，她们正在迈入一个对她们来说是全新的和未知的领域，也更应知道，她们需要不断的自我评价——认识自己的能力，明白自身的价值，确立自我的目标和重点。这种努力对她们的帮助是莫大的，当然她们得具备四种必要意识：完善意识；长远意识；自信意识和幽默意识。

当妇女有了这些意识时，我想她们就会比较乐观。一位实现了复出打算的妇女最近对我说：“复出计划对我来说是一种推动，根本用不着害怕。”我们希望每个妇女都能消除恐惧，作出决断，去重新审视、评价和确立她的生活。而在这方面为她们提供大力支持，则是我们应有的职责，更是我们享有的特权。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李兆雄译陈威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