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

美国学者，妇女问题专家。1934年获威斯康星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此后先后担任过《纽约商业周刊》、《新闻周刊》、《财富》等杂志的编辑。1972年任拉塞尔·萨奇学院教授。1977年起担任西里瑟夫大学教授。有关妇女问题的著作甚丰。主要有：《无形的创伤》（1969年）、《被压迫妇女》（1968年）、《职业妇女》（1976年）、《妇女想要什么？》（1979年）、《双重工资》（1979年）等。

本篇是1977年6月4日在威斯康星州举办的“国际妇女年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她以犀利的语言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妇女究竟想要什么？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想要做的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性。然而她认为，所有的美国妇女是生活在由男人制定并为其服务的法律和习俗之下，而这些法律和习俗则视妇女首先为女性，然后才是人，以致阻碍了女性无拘无束地做人。

1977年6月4日

哦，上帝！妇女想要什么？这个问题难倒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即使这位精神病学者能在你自己都不知道想要什么的时候就知道你想要什么。反倒是头脑简单的人却从来不曾感到困惑，他们不问就知道妇女想要什么。

20年前，我为一家公关公司工作时，曾问我们的汽车代理商，为何不能将车门做得能让小孩从里面把它打开。我说，要想向妇女推销，你就得推销出安全。

几位被问及的男士只是宽容地一笑。其中一位则告诉我，妇女对汽车唯一关心的是汽车颜色及车内装潢是否与她们的服饰相协调。

我说，我对颜色就不感兴趣。

这位男士说，“这正好说明你并不了解妇女想要什么。”

哦，上帝！妇女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一再宣称，我们想要做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羡慕那对杰出的弗洛伊德博士具有诸多意义的男性生殖器官，我们真正向往的是社会向那些有幸生为男人的人所提供的选择机会。

所有妇女想要的是，拥有男人所享有的选择自己人生目标的自由，分享法律赋予男人在政治、就业、宗教、工会、媒介，乃至家庭中的各项权利。

我们难道没有这种自由与权利吗？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或许甚至包括一些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士会认为，我们现在是平等的。

确实，我们妇女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阿拉斯加油管铺设工地上有许多妇女头戴安全帽在工作；犹太教有了一位女教士；圣公会甚至有了一位黑人女牧师；卡特总统也已任命了两位女士进入内阁。传播媒介曾热情报道了这些妇女。然而，尽管妇女正在取得进展，她们却仍然很少占据执掌实权的职位。美国参议院现在仍没有一位女性；在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储委员会已经拥有黑人成员时，却还是没有一位女性出现在这些要害部门。

对于雇主们来说，妇女是一种贮量丰富的资源。大多数妻子现在不得不出去挣钱，但是，由于她们都挤入诸如办事员、店员、记账员、出纳员、理发师、女招待、佣人、小学教员等“粉领丽人”职业圈，因此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别正在日益扩大。这些收入低微的粉领丽人也许会诚恳地说，她们的收入并不比男人少，这是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某位男士正在干她们的工作。在保罗·塞缪尔森看来，雇主正是通过将妇女划入所谓的“女性职业”来获取利益的。

对纳税人来说，职业妇女也是一种贮量丰富的资源。如果她已经结婚，那她在丈夫没有收入时就得按应纳税率交税。女性的工资单上的每一项扣除额总是多于男性，或者说，女性的工资余额总是少于男性。

最后，对经济以及投资者来说，职业妇女也是一种贮量丰富的资源。现在的失业不会造成像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那样大的伤害，原因之一就是几乎一半的失业丈夫，其妻子都有工作。

无论富有还是贫困，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受过教育还是未受过教育，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无论已婚还是单身，所有的美国妇女都生活在由男士制定的、并为他们服务的法律和习俗之下。

富有总比贫穷好。但是，任何一位自认生活舒适而无需平等权利修正案保护的富有妻子，也许都会设法找一位律师立一份遗嘱。许多靠丈夫办公司获得生活保障的妇女，当她们的丈夫去世时，不得不卖掉公司来支付遗产税。法律根本不考虑她是否参与了公司的工作。除非她能够证明她曾经把钱投入了丈夫的公司，否则财产都是丈夫的，得作为遗产留给她。

受过教育总比未受过教育好。但是，当工作机会十分稀少时，女博士们便发现，她们去干社会留给妇女的工作未免是“大材小用”。(www.daowen.com)

哎呀！白人总比黑人有权。但是，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白人妻子在家的发言权还不如黑人妻子，因为白人夫妇之间的收入差距比黑人夫妇更大。

妇女想要什么？我们想要无拘无束地做人，彼此可以不同。黑人妇女可以梳卷发，而我可以留直发。

我们想要做的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性。可惜，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位女性都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这倒不是因为男人贬低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女性看不起自己，而是法律和习俗认定我们首先是女性，然后才是人。

我们将不得不去改变那些法律和习俗，然而这决非易事。

我们需要切实贯彻就业机会均等的法律，使妇女有真正的职业选择权——假如她们愿意，也包括可以选择家庭主妇的工作；

我们需要法律来确认家庭主妇对婚姻所作的贡献；

我们需要制定特殊计划来帮助那些以往由于蒙受性别歧视和承担家庭责任而错失机会的妇女——她们是我们正在力求改变的性别角色化的受害者；

我们需要真正的生育自由来支配我们自己的躯体；

我们需要平等的法律保护，包括家庭法以及政府的计划及其实施；

我们需要结束教育、培训、保健、住房、信贷及保险方面的性别歧视。

我们需要传播媒介准确地描绘和反映我们妇女；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妇女进入决策岗位；

我们需要有偿照料孩子。

这次会议必定是一个开端。国会给了我们一次机会，使我们能够彼此增进了解，结交朋友，熟悉我们平常并不知晓的各国妇女的生活。

这是一次我们尝试推行一种时代新精神的机会，是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彼此对话的一种新途径，因为这些问题影响着我们所有的人，无论她们富有还是贫穷，受过教育还是未受过教育，有技术还是无技术，年老还是年轻，黑人还是白人，西班牙后裔还是美洲土著。

这是一次我们酝酿一项在法律之下保障平等的国家行动计划的机会，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尚未出世的世世代代的女性。

这是属于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不要失掉这个机会。

谢谢各位。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崔志鹰译天成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