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

美国历史学家，奥哈马内布拉斯加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颇为活跃的女权运动者，对女权运动的历史深有研究，多次就女权运动问题发表演讲，并为《当今重要演说》杂志所收录。

这里收录了两篇。第一篇是在奥哈马举行的第五届全美妇女平等日大会上的演讲，详尽回顾了早期女权运动者的正义斗争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谴责美国社会无视妇女在美国革命和独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强调女权运动者要加强战斗性，积极改变传统观念，参与决策过程。第二篇是在奥哈马克赖顿大学举行的“妇女与工作”会议上的演讲，通过女工参加工会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严重性，两篇演说各具特点，前篇气势恢宏，后篇叙史详尽，均上溯历史，近论眼前，下及未来，勾画出了美国妇女运动的艰难历程和应肩负的未来重任。

1976年8月27日

朋友们：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第五届妇女平等日大会上作演讲。

首先，让我引证伊丽莎白·埃文斯《美国革命中的妇女》一书里的一段话：“生活于18世纪下半叶的作者们大多认为，国家理应允许妇女同男子分享政治权利，这样，她们就不用专扮家庭主妇的角色，也不用担当有碍健康的劳作，更不必无休止地去哺育婴儿。”殖民时期、革命时期及联邦早期的任何一块墓地均能说明，妇女的死亡率有多高，她们多在分娩时同婴儿一块死去。一个男子在一生中有过二三个妻子毫不稀奇。只是到了20世纪近期，妇女的寿命才开始超过她们的配偶。

这种情况并不见之于《200年史录》，但下面的引文却是确凿无疑的，费城的一位药商克利斯托弗·马歇尔记下了其妻子在1778年某一天的生活：“从清晨到深夜，她一刻不停地忙碌于家务。除了操持家事，还要招待来往的客人，很少让来客带着饥渴离去。外出购物，进厨房烤面包，做馅饼，煎肉排，收拾餐桌，样样都要她料理。她清扫房间，修整果园，翻晒苹果，用手工榨家用的苹果汁，洗刷熨平全家的衣物，挤牛奶做干酪，此外还要做编织和针线活。因此，看来她就是适宜做家事，而不宜游手好闲。”

毫不奇怪，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妇女，对死亡和来世有着一种“属于正常”的看法。对于某些妇女来说，由于过分的劳累和过度的生育，死亡反而成了一种解脱——一个了结辛劳和磨难的好机会。

伊丽莎白·埃文斯提醒我们，美国人一面对英国人大叫，“无代表，却纳税，这是苛政！”一面却拒绝给予纳税妇女以政治地位和选举权。新泽西是唯一在18世纪就曾允许妇女参加选举的州。它在《独立宣言》颁布前二天通过了它的宪法，赋予妇女选举权。然而该州的立法者后来却在1807年废除了该法，因为妇女们不再选他们。

托马斯·杰斐逊出席了费城辩论，却反对妇女卷入政治。他在1788年9月——正值费城讨论联邦宪法之际——从巴黎写信给安杰莉卡·丘奇说：“我从你的信中得知，你从报上看到，你所在州对新宪法问题的讨论是多么热烈。但这无需你参加，女士们的娇躯用不着政治上的保护。”这就是杰斐逊先生，一位性别歧视者的自白。

艾比盖尔·亚当斯1776年3月31日写信给她丈夫约翰说：“我想象中的新宪法，理应包含我曾向你请求的内容，那就是希望不要忘了女士们，要比你的前任们更宽容和更友好地对待她们！别把那种无限的权力交给丈夫们。请记住。只要有可能，所有的男人都会成为暴君。如果不给女士们特殊的关注，我们决定酝酿一次反抗，而且将不受没有我们表决权和参与权的法律的约束。”而约翰·亚当斯则答道，“对你所说的宪法，我并不乐观。毫无疑问，我们男人很清楚不可能放弃我们的男性制度。”

生活对于以种植园奴隶身份在不堪忍受的条件下度日的黑人妇女尤为苛刻。她们日日背负重物，极易伤及腹部，因而往往年纪轻轻便死于怀孕或分娩。遭强奸，受酷虐，夫离子散，构成并贯穿着黑人妇女的历史。耶尔达·勒纳在她的开拓性著作《白人美国中的黑人妇女》中便记载了美国黑人妇女的这一被人遗忘的历史。

像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安东尼、露西·斯通这些争取选举权的妇女，都曾遭到教会和社会的责难。反对者们指责她们试图通过瓦解美国家庭来摧毁美国社会。教会以威胁相加，要她们听命于丈夫和上帝。妇女们被告诫，她们低劣的智能决然承受不了教育、职业或政治的重荷。社会则要求妇女呆在家中操持家务，抚慰疲惫而归的丈夫。同样的理由还喋喋不休地被用来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

我们的前辈曾投身于美国的每一次重大改革，包括禁酒，废除奴隶制，推广和平运动等，但她们为自身事业的奋斗却进行得相当艰难。曾经多少次，成功即将在望，却因领导权、观念或策略等问题而烟消云散。这种分裂不光为反对者们提供了口实，而且延误了妇女公平参与美国社会一切活动这一正当要求的实现。一位前人曾说过，“重蹈历史覆辙，说明她们根本不了解她们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检验一下我们今日的女权运动。南希·威廉姆森在《为何说女权主义是革命的》一文中说过：“实现女权运动要求的先决条件，是要广泛改革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婚姻、家庭、教会及国家等制度。女权运动所面临的挑战既是观念上的，又有制度上的……它的目标是确保各人的自由，建立一个生活有保障的社会，使人类压迫永远成为历史的一页。”

那么我们在这场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所理解和接受的社会革命中又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呢？伯格大法官曾经确认了妇女对子女的监护权，但联邦最高法院却对此保持沉默。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等执法机构已积压了大量的申诉，够它今后忙七年。由于没有人力财力来确保机会均等，妇女及少数人群仍将难以涉足职业市场。

不可否认，美国制度上的一些变化，应归功于妇女运动对许多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之中涌现出了埃拉·格拉索、玛丽·安·克鲁普斯卡、巴巴拉·沃尔特斯、比利·让·金。但这样的人毕竟少得可怜。最近，妇女已获准进入军事院校。主教派教会——不论其想法如何——中也已拥有15位女牧师。当然，罗马教皇依旧在声称，罗马天主教不能也不想委任女牧师！

有许多事例将会激励或妨碍你们个人对变革的期望。《先驱论坛报》曾刊发了一篇妇女访谈录，那位刚被提升为所在银行副总裁的女士开口就是“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者”。对此你们怎么看？我不知道她所说的是指哪些人，但决不是投身女权运动的妇女。我们自称女权运动者，任何其他的称呼都会贬低和损害这一庄严的社会改革运动。有些妇女天真之极，以为不用施加压力，那些大权在握的男人也愿意与能够胜任的妇女分享权力。更有一些妇女一面从中得利，一面却在反对女权运动，向我们“指手画脚”。

我还想说的是，真正的变化在哪里？联邦最高法院和内阁中有我们妇女吗？有妇女担任总统行政事务助理、顾问和内外政策问题专家吗？又有哪个女士参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它们那里有女的当总裁吗？

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即刻去着手改变美国人对女权运动和女权运动者的看法。虽说勤于思考的一些美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有必要由社会各界来教养儿童，有必要向家庭主妇提供社会保障，甚至有必要支付家务工资和修改遗产、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更有必要将强奸视作一种针对妇女的政治暴力行为。但却也有人认为美国社会有理由存在性别歧视。

美国社会极少注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及年龄歧视之间的关系，以致机会均等的主张常常受到嘲弄。青年男女一直循着双亲、学校、教会乃至社会的安排扮演着传统的性别角色，从而使消除两性问题这种武断限制的斗争重任一再落到下一代的肩上——直到我们这一代彻底取得胜利。

在美国，我们的生活及其质量，乃至所有涉及我们的健康、繁荣与和平的事务全由极少数男性白人一手掌管着。然而他们之中却有许多人将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人种置之脑后，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治理这个国家并使其跨入更为人道的发展进程。

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你们喜欢这个2200周年纪念年吗？”不喜欢？噢！我同样也不喜欢。这是一个属于爱国男子的庆典，它很少或根本就反映不出妇女的参与和奉献。坦白地说，约克敦或葛底斯堡战役的历史再现并不令我激动。这个属于男人的200周年庆典，或者更恰当地说，这个男性神话的庆典尤其体现于到处泛滥的200周年纪念币和纪念邮票上，它们美化了男人对美国革命的贡献，而丝毫反映不出美国妇女对独立事业的杰出奉献。

我并无意指责贝齐·罗斯！贝齐是一位典型的美国爱国女子，当男人们在出谋划策、奋勇作战和英勇献身时，她镇定自若地坐着缝制国旗。然而，这决不是妇女对美国革命和独立所作贡献的精髓所在。

革命史怎能略去下面这些妇女：玛格丽特·科克伦·科尔宾，她被以军葬礼安葬于西点；德博拉·桑普森·甘尼特，她化名罗伯特·舒特莱夫与马萨诸塞第四团一同抗击英国人和印度人；玛丽·海斯，她曾动手操纵大炮轰击英国兵及其雇佣军。为什么提也不提黑人女诗人菲莉丝·惠特利？她的诗作曾赢得美国人和欧洲人的赞誉；为什么就忘了默茜·奥蒂斯·沃伦或者艾比盖尔·亚当斯？

更为重要的是，苏珊·安东尼在1876年7月4日费城独立广场举行的100周年纪念庆典上作妇女选举权的演讲时遭到了抗议，而当女权运动者准备集会与之相抗衡时，却遭到了阻止，这又是为什么？1876年的妇女就敢于抗议美国政府对妇女不公，1976年的妇女就更应该仿效我们的先辈。苏珊所说的那一天恰恰印证在今天，“到那时，妇女首先是为了自身的幸福，对自身拥有绝对的权利……”一家报纸曾展望当今的女权运动浪潮：“只有死亡方能使像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这样的妇女保持沉默，然而她们的教诲却将永存，并促使人们基于共同的原因去组成一个强大的姐妹团体。”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如何突出我们的行动重点？又如何去推进女权运动的未来纲领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科研与开发大多为男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所把持着，他们投入资金和人力来从事涉及我们妇女的遗传工程。当夫妇能够选择子女的性别并使其遗传组织更完善时，事情会怎么样呢？选择的第一个孩子会不会是男的？我们的选择对两性是否公平合理？我们能去维护一种非人道的性别制度吗？(www.daowen.com)

其次，为了去转变人们的观念，我们必须成为观念上的开拓者。不同团体的女权运动者应该充分而坦率地共商各种妇女问题，为此，我们必须构成一个强大的组织阵营，鼓励有更多的妇女出现在传播媒介中。

第三，我们必须参与决策过程。为此，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投身于政治、商业、财经、劳工、军事等领域。夺回和使用我们的权利，作出有利于我们健康、财产及和平的决策。

第四，我们必须劝说和鼓动美国人——无论是男是女——去建立、维护和支持事关妇女问题的组织，为它们提供各种帮助。

最后，在看了BBC制作的关于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斗争的纪录片之后，使我产生了一种印象：美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斗争落后了，因为一直到阿丽丝·保尔发出战斗呼吁之前，美国妇女始终缺乏战斗性。为此，我强烈主张，我们——女权运动者——应该更加富于战斗性，并向英国的女权运动者看齐。

谢谢各位！

节译自《当今重要演说》李东南译陈威校

1979年5月5日

我的演讲题目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显得过于模糊和广泛了些。因此我将集中谈谈妇女在美国工会中的历史以及妇女在组织起来保护她们自身经济利益时所遇到的问题。

今天，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有一半的妇女投身于劳动大军，即在家庭或家庭环境之外的地方工作。1978年，50％16岁及16岁以上的女性已在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特别是，美国大约40％的工作由妇女承担，她们正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向工业劳动力市场挺进。

美国妇女为何要工作？美国妇女参加工作是因为她们必须工作和她们希望工作。眼下，有近70％20岁至54岁的妇女在工作。尤其重要的是，54％的美国黑人妇女在工作，50％的美国白人妇女也在工作，更有23％55岁及55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在工作或在寻找工作。

本世纪属于职业妇女！妇女加速进入美国劳动大军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革命。生活的现实正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改变着我们对职业妇女的期望和看法。

“职业妇女”是一个矛盾的词语。妇女从来就未曾停止过工作。建国初期，妇女即参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随后，在19世纪，妇女以及儿童作为工人开始加入到正在形成的工业经济当中。

然而，妇女的工作具有双重性。从传统意义上讲，妇女负有与家庭及其成员有关的种种主要家庭职责，然而她们在家庭内外的生产率却始终遭低估和忽视。很久以来，世人已经认可了强调妇女充当主妇角色的社会规范，偏信了妇女工作是为“零用钱”而不是生活需要的神话。令人惊奇的是现实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现实是，专职妇女的平均工资大约相当于男人工资的56％，而且差别还在扩大——它正在伤害妇女……

无法回避的结论是，性别歧视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对每一位美国的“职业妇女”来讲——不管其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专业能力如何——它始终是一种生活现实。

为了反对市场上的这种性别歧视，妇女们已经加入、正在加入并将继续加入工会。然而，妇女并不觉得组织起来便能轻而易举地改变事实。历史上，妇女们曾经抗击两大对立势力。一是雇主的剥削；二是社会的性别歧视，性别歧视的重新泛起导致了对妇女作用不甚了解的男人们把持着工会。通常而言，妇女的联盟并未曾使情况有多大改观，她们仍然依照社会准则行事，因而作用不大，无法与男人的联盟相比——只有少数例外。

当然，有很多妇女仍然坚持参加工会，犹如她们坚持主张平等教育、选举权以及《平等权利修正案》一样。没有技术和组织，她们就更容易受到雇主的盘剥。19世纪充满了有关妇女、儿童和移民劳动力的恐怖故事。人口调查以及人口和经济统计数据曾经证实了我们最坏的想象。

19世纪的一些工会曾大力鼓励妇女入会。威廉·H．西尔维斯于1866年创办的全国工会曾强调维护女工的利益，赞同工资平等，并鼓励妇女“在工业竞赛中同男性展开公平的竞争”。工会承认，工作对于男女来说都一样必要，两者应得到同等的关注。

然而困难依然存在。司空见惯的是，妇女将工会活动仍仅仅看作是男人的天下。当妇女成立单独的女性工会或者与男性工会合为一体时，工资平等又成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虽说已经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女性工会，然而不幸的是，1873年的不景气摧毁了大多数的妇女工会。

对于职业妇女来说，深为不幸的是，成立于1886年、由塞缪尔·龚帕斯领导的美国劳联并未承袭1869年劳动骑士团的先例。龚帕斯和他的美国劳联同事们认为，女工的加入抑制了工人的工资，使雇主有意雇佣女工以降低工资。1889年他曾告诫妇女：“要明白严峻的事实，她们如果希望改善她们的条件，就必须在工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然而，美国劳联的下属分会及其成员们并不准备通过接纳女工入会来确认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永久性地位，他们按惯例排斥妇女，拒绝了她们向地方分会提出的一再申请。工会相信，妇女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在于充当家庭主妇和母亲。这反映并强化了社会对妇女的成见。

19世纪的工业化同样也促进和推动了根据性别界定的严格的职业分化。工厂里的某些工作被指定由男性去做，而另一些工作则由女性承担。而被指定由男性做的工作的工资总是比由女性从事的工作的要高。因此，最需要加入工会的女工却最无力支付工会会费。这是一种恶性循环；除非女工支付工会会费，否则她们就不能分享工会的利益。

战争期间不论婚姻状况而对妇女的雇佣——出于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信仰——使一些老问题更加突出，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工会的一般成员及领导依然相信，妇女是属于家庭的，妇女寻找户外工作，无非是为了“零用钱”，而不是她需要或者希望工作。工会与工业管理部门——偶尔还与政府——串通一气，根据性别或职业分类体系协商达成了工资级差，从而阻碍了工资平等法令的贯彻。此外，妇女还受到不适当的日托制和产假缺勤的制约。由于这种种原因，性别角色方面的成见在女性工会会员中和在男性工会会员中一样依然普遍存在。

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是如何帮助工会或非工会会员的职业妇女的呢？由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相当任意——一些人认为是半心半意地——实施的《公民权利法案》第七条未免使所有的从业人员，尤其是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感到失望。特别是，它对日益扩大的专职男女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从未曾产生过明显的抑制效果。尽管最近的25年间，妇女劳动力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但是，目前70％的从业妇女仍然局限于传统上由女性承担的工作中，同时，职业性别角色的成见也变得比19世纪末更深。

那么，工会女会员又是如何来掌握她们自身命运的呢？为了同存在于工会和社会之中的职业性别歧视作斗争以获得平等，来自58个工会的3200名妇女五年前聚会芝加哥，创建了工会妇女联盟。工会妇女联盟的主席奥尔加·马达传话给乔治·米尼等人，明确表示，“我们来芝加哥不是为了交流菜谱的……”这个新建的妇女劳工联盟旨在鼓励妇女加强她们在工会中的决策作用；力争使会员增加到3000万名；将法律保护扩大到男女所有成员；保证儿童养育法规的实施；争取产妇的权利及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

总之，我想提一提一些涉及全体职业妇女重大利益的方面。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平等权利修正案》得到批准，它对所有职业妇女来说是一条“基准线”。现在大约有25％的职业妇女属于工会。然而还有75％的从业妇女从事着办公室、服务业、专业技术工作。她们对劳工组织态度冷漠，有时甚至充满敌意。新的努力必须旨在动员她们加入工会。我无需提醒各位去铭记“工会意味着力量”的格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韦伯裁决必将具有深远意义。性骚扰必须结束；地方工会必须建立申诉委员会并贯彻自己的决议；妇女在她们所属的工会中必须担负起制定决策的职责，并在工会男女会员中促进男女平等意识。对于80年代的这样一个议题，让我重复苏珊·安东尼的永恒之言吧：“失败是不可能的！”

节译自《当今主要演说》崔志鹰译天成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