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九八六

法国女权运动领袖。法国现代最著名的作家、哲学家之一。出生于巴黎。192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文理学院。1929年与著名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结为终生朋友。1949年出版《第二性》，探讨女性遭受压迫的本质，给女权斗争作出形式化与理论化的论证，被誉为“现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经典”，对西方妇女运动及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她也被称为“女权运动之母”。60年代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美国侵越战争，支持法国学生示威活动。曾任法国“妇女解放运动”正式主持人、法国女权联盟主席，把毕生献给了人类解放和争取妇女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一生写作范围极广，著作甚丰。

《妇女与创造力》是她1966年访问日本时作的一次讲演，驳斥了女性生来就比男性低一等、因而不能取得与男子同等成就的观点，指出社会的弊病和传统观念使女性在条件、机会和家庭负担方面都与男子处于不均等状态，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是她接受采访时的谈话，阐述了她对当代女权运动的一些重要观点，强调“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解放”。演说和谈话语言流畅，观点鲜明，坦率而真诚，表现了一个女权主义者顽强不屈的战斗风格。

1966年

今天我要讲的还是妇女的状况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在日本和在法国一样，也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我想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我准备探讨的问题是：纵观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政治、艺术、哲学等等——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讲，都不及男人们的成就大。这是为什么呢？是像那些反女性主义的院外活动集团里的人所说的那样，因为妇女生来就比男人低一等，因此也就不能取得和男人们同等水平的成就吗？还是由于由社会决定的妇女的状况而导致今天这种现状的呢？社会把妇女限制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影响了她们能力的发挥。显然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我想就此作出我的解释。有一位女作家我非常钦佩，你们中有些人对她也很熟悉，她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她为我今天所提出的同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她曾自问，在文学领域里，英国女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少，一般来讲质量也低劣，这是为什么呢？在她那本写得极妙的、书名为《自己的房间》的小书中，她为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她的回答非常简单，在我看来也非常正确。要想能够写作，首先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有一个自己可以独自呆几个小时的地方，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写作，你可以把自己写好的东西再读一遍，也可以批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冒被别人打搅之危险。换言之，这个房间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要想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人。从传统上讲，妇女没有独立性，而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女的财产。无论何时，她们的丈夫或儿女都可以找她们，要求得到某种解释、支持或帮助，而她们则不得不依从。妇女属于某个家庭或某个群体，而不属于她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一件的确非常困难的事情。弗吉尼亚·伍尔夫以莎士比亚为例。她设想，如果不是莎士比亚，而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小姑娘代他而出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她向人们显示，那个小姑娘是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的。她只会呆在家里，学习做饭、缝衣服，然后结婚、生孩子；根本不可想象她会受到莎士比亚受到的那种教育，成为演员和剧作家；她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她只能是一个小人物。在我那本《第二性》的书中，我自己也试着以梵·高为例做了一个类似的分析。我力求说明这样一点，如果不是梵·高，而是一个女孩子出世，她就不会有和梵·高同样的机遇；不会有他生活中诸如在博里纳日矿区那样的经历，不会有他那样的社会联系，而那些社会联系使得他得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也不会有在他生活中随之而来的那些事情。总之，我完全赞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我们俩的结论完全相同：一个人在开始时无论多么有才能，如果他或她的才能由于他或她的社会条件和周围环境而得不到开发的话，这些才能只会是死产的。司汤达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他在一句特别动人心弦的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人类得不到任何一位女性天才。”

你们会说情况确是如此，直到不久前，情况仍然如此。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机会，她们有选举权，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妇女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不假。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那种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男人和妇女的机会是均等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我想向诸位说明为什么说男女的机会不是均等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妇女的职业问题。我在上一次演讲中已谈到过这一问题，但是我今天还想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次探讨一下这一问题。不错，现在我们确实有女律师、女医生、女工程师及女建筑师；但是在法国，在法律、工程技术、医学及建筑领域里，有名望的却都是男子。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妇女命里注定只能是平庸之辈吗？让我们较详细地看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正如我那天所说的那样，只有极少数妇女真正进入这些领域。当今统计学的法则认为，群体越大，这个群体中的某一成员成为稀有人才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先把平等这一点除外，我随便拿两组医学专业的学生作比较，一组有100人，另一组有12人，如果要问我哪一个组里可能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医生的话，我会先验地把我的赌注下在有100人的那一个组上。我将会有10比1的机会获胜。这是一条基本的真理，然而这也是一条常被人们忽视的真理。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妇女的人数大大少于男子。因此在这些职业中，一个男子比一个女子就更有可能取得特殊的成就。其次，在每一种职业中，妇女都面临一个主要的障碍，使她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能超越某种限度：她们挣的钱不如男人们挣的多，也得不到和男人们同等水平的职务或同样的官职；更重要的是，或在我看来是如此，她们不能获得和男人们同等的才能。人的才能不是天生就有的，正如天才不是天生就有的一样。人的才能是靠努力而获得的；如果你不得不面对困难，如果你要努力战胜这些困难，你就被迫一定要出类拔萃。如果你只做些容易做的事，那么你就只能获得某种才能。如果出于反女性主义者的偏见，人们拒绝把难度大的纠纷交给女律师去解决，拒绝把难度大的病例交给女大夫去处理，那么妇女就永远也得不到展示她们真实才干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讲，展示你的真实才干常常就是要超过你的能力的极限，超越自己的才能：去冒险，去探索，去发明；正是在这种时刻，新的才干才会显露出来，才会被发现，被承认。现在，妇女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而她们自己也不愿意到那些难度大的领域里去冒险。首先，她们被各种各样繁琐的家务捆住了手脚，那天我在演讲中已提到了这一点。她们要为很多事情操心；她们不得不为那些她们自己的职业之外的事而操心；她们得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半用于自己的职业生活，另一半则用于家庭生活。其结果是，她们不敢考虑让自己干任何太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现在触及到了关键的问题。在试图取得任何成就这一点上，妇女自己从来就没有以和男人们同样的胆量和同样的自信去争取过。从一开始，她们就觉得自己是命该如此，因为她们知道社会不会给她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如果你知道你既不会得到必要的支持，又不会有足够数量的病人，那么试图做一个普通医生或是做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或某专科医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这种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只能很明智地选择妇科学，或儿科学，或社会医学。你接受那些你的男同事们不愿接受的次等职位，因为你觉得如果自己的雄心再大一点，无论如何自己也会在工作中累坏的。事实上，很多妇女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也就为别的妇女树立了令人沮丧的榜样。

另外，综上所述——实际工作的妇女数量很小，工作的妇女仍被看作是某种例外——妇女的抱负就自然而然地变得比男子的抱负更具有局限性。在电影导演这一行仍为男性所独占的时代，我曾对一位年轻的电影女导演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感到吃惊。当我问到了她的抱负和打算时，她回答说：“啊，这已经是很难的了。在法国，即使是当一名电影女导演也已经是够不寻常的了。别的且不论，如果我得做一个一流导演的话，那就太难了！”做一个导演她已经相当满足了，即使做一个平庸的导演她也满足了。她的抱负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想象过她会有拍摄一流电影的财力，同时也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她来说能拍摄二三流的影片已经足够了。

最后，还有一条使妇女对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感到满足的原因。考虑到妇女的双重角色，考虑到那些工作的妇女同时也想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也想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有一个成功的家庭，因此她觉得在职业这架飞机上占一个后排座位是可取的。一个男人在医生、外科医生或是律师的岗位上干得越好，人们就会觉得他越有吸引力；他的妻子会钦佩他，也为他感到高兴。然而，如果一个女人的成就太大，那她就得冒使她的丈夫感到不舒服、令他烦恼、觉得丢脸的风险。她不敢这样做。我们有理由说妇女在事业上的平庸是由各种不同的情形造成的，而这些情形并不是她们天性的产物，而是她们的处境的产物。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要探讨的问题，也即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你们一定会对我说，在这一方面个人对于他人的依赖性要比在其它更为传统的职业中的依赖性少得多。一个在家里呆着的妇女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她比一个整天把时间耗在办公室里的男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她为什么不更好地利用她的自由呢？

首先让我们问一下自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女画家和女雕刻家寥若晨星呢？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她们的情况。我们会很快发现在职业领域里起作用的那些因素也同样在这一领域里起作用。一个想成为雕刻家或画家的男孩子很少能得到家庭的支持，在整个学徒过程中他得奋斗。但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情况就会更糟。人们会认为她发疯了；人们会告诉她去做一些女人该做的事，比如说打字或做衣服什么的。只有极少数的女子能够真正当学徒，以求成为一名画家或雕刻家。在这一点上，统计数字又能说明一些问题：想成为画家或雕刻家的妇女越少，能创造出伟大艺术作品的妇女也就越少。在这里，我以前所提到过的那个障碍也是一个因素，因为这些职业实际上是需要一定数额的本钱的。这样的职业需要得到相当数额的资助。诚然，朋友或家庭有时可以提供这种资助。但是这种资助只会提供给一个男人，而不会提供给一个女人。

此外，要想赚钱就必须得到艺术品商人和艺术品收藏家们的支持。我知道事实上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品商人是不会支持一个年轻女子的。他们为自己的这种作法辩解说，她会结婚而放弃绘画；如果她已结婚，他们又会说，她将开始操持一个家庭而放弃绘画；如果她已经有了孩子，他们又会说，她会有更多的孩子而放弃绘画。他们总是在假设，认为一个女子总有那么一天会放弃绘画，因此对她的投资是不合算的。事实上，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掩藏着另一种更没有理性的想法；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她是一个女人，因此她不可能是很有才能的”。因此，他们就拒绝为她提供条件，使她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是有些才能的；这等于进一步加深了原来那种陈腐的偏见：她是一个女人，因此她不可能是很有才能的。

另外，如果从一开始一个女人不能靠自己的艺术来维持生活的话，她所面临的困难是相当惊人的。一个不得不拼力挣扎、以求生存的男画家可以过一种被人称之为放荡不羁的生活，他的居住条件可能极差，他的衣着可能很寒酸，他可能没有社会地位，他可能经常在各种酒馆里闲逛。但是，这样一个男子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位艺术家。他被归入某一类型并被人们所接受；他的怪癖表明了他的职业，也证明了他的才能。如果一个女人要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她付出的代价就要大的多：不能有一个很舒服的家，不能穿讲究的衣服，而这些是和大部分妇女头脑中传统的自我形象截然相悖的。人们必须明白，每一个妇女——无论她是何等的解放——都深受她的教育和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抚养的影响。因此，她们会犹豫不决；很多人不会有勇气去过这样一种生活；而那位有勇气过这种生活的女子就会在街上遭到人们的嘲笑，被人们戳脊梁骨。她不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个疯女人或是一个怪物。一个女人需要有比一个男人更大的勇气才能接受这样一种生活。如果她结婚有了家庭，那么她要继续工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对很多妇女来说，要在做母亲和种有创造性的职业二者中选择需要痛苦的斗争。男人就不必作此选择；他很容易地就会成为父亲，享受家庭生活，有妻子，有家庭，能有一种完全的、成功的感情生活，同时仍然可以是艺术家。

也有一些有决心的妇女，为了绘画或雕刻，她们情愿放弃其他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要抵御来自公众舆论对她们的压力，又要战胜她们自身内在的阻力。因此，她们发现在自己的工作中远不如男人们自由，他们就可以免受所有这些困难。自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得以发挥的最必需的条件之一。要达到创造力的最高水平，一个人就得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要有完全的自由而不受任何烦恼的干扰。现在我们触及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能使我们理解在文学这个看起来妇女很容易就能发挥自己才能的领域里，为什么妇女还是低男人一等，而只有个别是例外。在解释妇女所取得的成就的局限性时，我们应该看到妇女主观条件的作用远比我刚才一直讨论的客观条件更重要得多。

乍看起来，想搞写作的妇女是有希望的。当然，有些妇女生活在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的那种环境里，连个自己的房间也没有。可是有些人的情况则不同，一旦子女长大成人，她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在那些家庭条件较好、通常家里有帮手的家庭里，她们甚至在子女长大成人之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们不能取得成就的原因既不是缺乏训练，也不是时间不足。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中只有极少数干出了一些成就呢？在那些有某种价值的人中又为什么只有极个别的人是真正一流的呢？

第一个原因是，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干而从事写作的妇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这一点和那些无其他事可做而提笔写作的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而这个呼唤通常是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在鼓励男孩子要有抱负，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鼓励女孩子要同样有抱负。如果想写作，也就是说想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想为这个世界负起责任并将此告诉别人，你就需要有惊人的抱负。抱负这东西是一种鼓励男孩子要有的东西，因为他属于一个高级的性别。从他开始懂事的那天起，从一开始就给他树立起一个男子气概的典范，目的是不断地鼓励他去超越别人。社会要求他出人头地，要干得比他的同辈人出色。

一个小女孩的情形就与此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她就传统地与自己的母亲认同，而她的母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位传统的女性，一个相对的存在，一个附属的存在。因此，她就学着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在她的娱乐活动中，在她的梦想中，在她的神话故事中，她都渴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也就是要摒弃或抑制一切抱负。因为她缺乏抱负，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相对的存在，因此她觉得她受到了社会的保护；社会并不要求她有杰出的表现，也不要求她自立。因此她也就不必去超越或改变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她不像男孩子那样需要去创造出一件艺术作品来；她比男孩子更顺从，而顺从恰与创造力相对立。创造力的源泉就存在于与现实的论战斗争之中。因此，由于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原因，女孩子们往往远比男孩子们更少选择有创造性的职业。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成年妇女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文学创作这一方面所看到的情况是不错的，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如我刚才所说，要创作就要向人们揭示这个世界；因此，一个人必须能够观察这个世界，而要想观察这个世界，就必须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完全卷入某种事件，你就无法描述它。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是无法描述那场战斗的。但是同样，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情况，你也无法描写它。如果有谁试图在没有见过任何战斗场面的情况下去描述一场战斗的话，那后果会是很糟糕的。略微沾一点边的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比如说一个战地记者，他分担一点交战双方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风险；他卷入了军事行动，但不是完全卷入；那么他就处于描述这场战斗的最佳位置。妇女的情况与此相类似。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职责及重要的行动都靠男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只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她们比男人们有更多的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们不只是有时间，她们还有那种注意、观察和批评世事的内在气质。她们习惯于做旁观者，而这对于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的位置。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妇女所处的位置使她们能够进行文学创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大量由妇女创作的重要而成功的作品的原因。

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而妇女却是不会这么做的要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任的。她们不必像伟大的艺术家们那样去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她们不以任何激进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妇女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什么主要的宗教或哲学体系，甚至连什么主要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建立过。要和这个世界抗辩好像就必须抛弃所有通常认为是想当然的东西——就像笛卡尔对待所有知识那样——一切从零开始。考虑到妇女的处境，她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就过去的妇女而言，情况是好的。但是，对于今天的妇女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妇女们应当能够掌管事务，和男人们一样感到对世界负有责任。她们应该有能力以同样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摧毁这个世界，以求建立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不仅不能低估她们所受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不能低估妇女生活的整个处境的重要性。这种处境在今天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让我重复一遍，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另外，我刚才所提到的有关妇女选择职业的几种因素——她们在男人面前感到羞怯，她们害怕如果自己的事业太成功就会搅乱家庭生活的平静——在这里也起一些作用。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有一些妇女就拒绝接受传统的妇女形象，她们设法创作对她们来说难度大、分量重的作品。她们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创作。在今天的法国，对一些妇女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写作，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她们每天的生活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而安排的。除此之外，她们对世事感兴趣，参加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就她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成就而言，她们和许多男作家不相上下。然而，在她们任何一个人中我们都找不到我称之为某种极端的品质，因为她们无法摆脱那些关于女性的神话。每个世纪中只有五六个人对自己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自信和如此严格的标准。她们这些人要想开花结果就需要有特殊的条件，而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做一个人。妇女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别人对她们没有信心。她们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极端的要求，而仅这些极端的要求就能使一个人得以取得最高的成就。由于妇女没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因此她们就缺乏那种极大的耐心，而布丰则把这种极大的耐心称之为天才的真髓。她们没有这些品质不是因为她们本质上有什么缺陷，而是由她们所经历的条件作用所造成的。

因此，最后我想说，很多人关于创造力的本质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创造力是某种自然的东西，艺术家和作家就像奶牛产奶那样创作艺术作品。妇女的本质决定了她们不能有这种生产力。说实话，创造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制约。所以说问题是很清楚的，男人和女人的处境完全不同，女人的条件比男人的条件差，给予她们的机会要少，因此她们的成就也就会少。确实不能说如果给妇女以均等的机会她们会比男人们干得差些，因为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从来就不是，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机会都远不是均等的。如果说我强调了这一点作为我演讲的主题，那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我想让妇女逃离这一恶性循环。人们总是告诉她们，过去的妇女没有取得任何伟大或持久价值的成就，这是为了使她们泄气。他们说这话的基本意思是：明智一点，你们永远也不会取得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所以也就不必浪费时间去尝试了。考虑到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妇女们很容易地就相信了。我想让她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她们还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得到一次真正的机会；如果她们为得到更多的机会而斗争，她们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成就而斗争。妇女不可被过去所吓倒，因为在这一领域里和在其他一切领域里一样，过去决不能证明将来。

节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972年

爱丽丝·史瓦兹（以下简称“爱”）：你对妇女处境的分析一直是最激进的，自从1949年你出版《第二性》后，还没有人能超越你。新的妇女运动主要受到你的启发。但是在23年之后的现在，你才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妇女的集体奋斗，你加入去年11月的国际妇女游行行列，这是为什么？(www.daowen.com)

西蒙·波娃（以下简称“西”）：因为我发现在过去20年内，法国妇女的处境并没有改变。在法律方面有一些小的改进，像婚姻及离婚法。避孕虽然比较普及了，但普及的程度还不够，只有7％的法国妇女服用避孕药。在工作方面，妇女并未获得任何重要的进展。职业妇女虽较过去多了些，但人数并不很多，而且仍局限于低级工作。多担任秘书而不是经理，做护士而不是医生。比较有趣的行业把妇女完全排除在外，在职业的升迁发展方面，妇女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这种情形迫使我思考。我认为妇女如果真想改变处境，必须采取主动。当法国的妇运者来和我接触时，我自愿加入她们的奋斗。她们问我是否愿意一起来策划堕胎宣言，和其他妇女一起公开曾经堕胎的事实。我认为这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有效方式。因此，很自然地我走到街头加入激进分子的游行，接纳她们的口号，主张堕胎自由化，避孕自由化，做母亲自由化。

爱：你谈到法国妇女的处境，不过你也曾访问过若干社会主义国家，在那边妇女的处境是否有根本的改变？

西：是有些不同，几乎所有俄国妇女都工作，不工作的妇女（政要的妻子们）会被别人轻视。俄国妇女颇以工作为荣，她们负有颇多的政治与社会责任，而且真正体验到承担责任的感受。然而，在中央委员会或人代会中握有实权的妇女代表，其人数远低于男性。其他专业领域也是如此。最不吸引人及最不具名声的工作通常都是妇女担任的。在苏联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是妇女，因为医疗免费，国家发给医生的薪水很微薄，而医疗工作又特别辛劳。妇女们被期望能从事医药及教育方面的工作，而真正重要的工作，像科学或工程方面的工作则很少让妇女参与。在苏俄的妇女，一方面仍难获得与男人一样的职业平等，另一方面处境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恶劣，家事与照顾小孩仍然由妇女独力负担，妇女运动正在攻击这种状况。换言之，她们在繁重的职业工作之外，还须承担家务琐事，和其他国家的妇女并无两样，实际上可能更辛苦。从某些方面来说，俄国妇女的处境比资本主义国家好，但也更困难。总之，在苏联，两性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平等。

爱：女性主义受到诸多误解，你如何界定它？

西：在《第二性》一书的结尾，我曾说过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我相信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妇女问题将自动获得解决。此处所说的女性主义，是指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专门为女性问题而奋斗的主义。现在我仍然这样界定女性主义。在我看来，女性主义者是结合阶级斗争，但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力求改变妇女处境的女性——甚至男性。她（他）们谋求的改革并不完全依赖整个社会的改革。基于以上的解释。我说我现在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因为我了解：在社会主义的美梦成真之前，我们必须为此时此地的妇女地位奋斗。此外，我发现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男女之间的平等亦未达到。所以，对妇女而言，将命运操在自己手中是绝对必须的。这是我现在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便是甚至在法国左派及革命团体和组织中，男女之间仍存在极大的不平等。我相信这也是妇女集合在一起缔造妇女运动的原因之一。妇女通常只做些最低等的、最乏味的工作，或幕后的事情，而男人永远是发言人：他们写稿，做所有有趣的事，承担重要的责任。在理论上，这些团体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包括妇女，获得自由；但事实上，即使在这些团体中，妇女仍然居于次要地位。尤有甚者，许多（但非全部）左派男士极端地敌视女权运动，他们公开地鄙视我们。我想他们现在已开始改变这种态度，只因为妇女不再依赖他们，开始独立采取激烈行动了。

爱：你在《第二性》一书中，提及女性特质并未对你个人造成影响，你认为自己处于非常持平的地位。你是否意谓：妇女可以以个人之力，在职业上及人际关系中，避免女性的处境？

西：能完全逃避身为女性的处境吗？不可能！我拥有女性的身体，但是显然我很幸运，我确实已经避开了许多奴役女性的事，像做母亲及做家庭主妇的责任。在职业上也是如此一在我的年代，受教育的妇女比现在少。我在哲学方面得到博士学位，使我在妇女间享有优势地位。简单地说，我让男士肯定我，他们以朋友的方式对待一个和他们同样有成就的妇女，因为这种女性在过去是很少有的现在有许多妇女受很好的教育，男士已经开始为他们自己的工作担忧。像我这样，一个女人不必做妻子或母亲，而仍然有充实而快乐的生活，就表示将来会有一些妇女可以获得充实的生活，且不必承担妇女的苦役。当然，她们必须生长在优裕的家庭，或须拥有某些才智。

爱：1968年5月之后，你积极参与阶级斗争。例如，你曾主编过一份激进的左派杂志，并参加街头行动。依照你的观点，阶级斗争及两性间的战争，其间的关联是什么？

西：我能得到的结论是，严格地说，阶级斗争并不解放妇女。这使我在《第二性》出版之后，想法有所改变。不管打交道的对象是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派或毛派，妇女仍然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结果，使我深信妇女必须变成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工人受剥削和妇女受剥削之间的关联，以及推翻资本主义能对妇女解放有多大助益，都需要更深入的严谨分析，目前我并不了解。但有一点我很确定：推翻资本主义可以立即创造较有利于妇女解放的条件，但真正要获得解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如果家庭制度不变，推翻资本主义并不表示推翻了父系社会的传统。我深信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及改变生产方式，还要改变家庭结构。我认为必须取消家庭，代之以共营生活的公社，或其他尚待发明的新形式。

爱：在个人层面及集体层面，你觉得妇女解放各有哪些具体的可能性？

西：就个人的层面而言，妇女应该出外工作。假如可能，应该拒绝结婚。我认为婚姻对妇女是危险的。假如真想独立，最重要的是有一份工作，这是我对所有问此问题的妇女的忠告。工作是必要的先决条件。假如你已结婚而想离婚，这表示你有能力离开，有能力负担子女，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然，工作并非仙丹现在的工作有自由的一面，也有疏离的一面。结果，许多妇女必须在两种疏离：家庭主妇的疏离与职业妇女的疏离中作一选择。工作不是万灵药，但仍是独立的首要条件。

爱：妇女能以个人方式奋斗，使她们自己获得自由吗？还是必须以集体的努力争取自由？

西：她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截至目前为止，我自己并未这样做，因为还没有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是我赞同的。

爱：你对现有妇女运动迄至目前的发展有何意见？

西：我认为会有进展，但不敢确定。在法国，正像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妇女是保守的，她们想做“女性化”的女人。我认为现代的家事环境已经给妇女一些自由，使她们有一些时间去思考。她们不会主动反抗，她们需要有人领导，才会反抗。在职业方面，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国家，男人失业时，妇女将永不可能获得工作。这就是我认为除非完全改变社会制度，妇女永不可能获得平等地位的原因。

我认为妇女运动可能会和学生运动产生同样的作用。学生运动开始时也是很有限的，后来则演变为全国性的罢课浪潮，可以造成爆炸性的效果。假如妇女能立足于职业世界，她们可以引起巨大的变革。当前法国和美国妇女运动皆有同样的弱点，我认为是由于太少劳工阶层的妇女参与其中。

爱：这不是妇女运动的一个阶段吗？

西：当然。妇女参加罢工，才体会到权力与自主，在家中就比较不会屈服。任何事情都是彼此相关的。

爱：所以你觉得有需要去发展此种团结一致的感觉？

西：绝对需要。个人层面的解放是不够的，必须有集体的奋斗。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女性，若不属于左派，不可能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即使社会主义不足以保证两性平等，但仍然是平等的必要条件。

爱：的确，在历史上，妇女运动首度变成革命运动。妇女运动者相信：若不彻底改造社会，妇女的命运绝不会有所改变。

西：真是如此。我在意大利看到过一则很贴切的标语：“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革命，没有革命就没有妇女解放。”

节选自《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