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与“市”——大唐西市复原评论

葛承雍

摘　要：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城”是在人口聚居地设立的行政单元，“市”则不是单纯作为城内的商业中心，也是政令传达、信息传递的最佳渠道。“城”与“市”的形象是一个城市综合的表现，是一个城市精神气质可视的表现，是一个地域共性的文化审美，绝不只是一种景观。

关键词：城　市

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那么“城”与“市”的区别和联系就值得思考。

如果说“城”是在人口聚居地设立的行政单元，“市”则不是单纯作为城内的商业中心，由于“市”的交易性质必须允许人民自由穿梭频繁出入，因而“市”也成为政令传达、信息传递的最佳渠道。隋唐西市的发达首先就是因为它诞生在国家首都经济发达的地区，“市”与人口快速攀升以及消费需求密切关系，“市”的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让统治阶层和在京城谋生的各类人物非常关注，所以处决犯人这类带有某些震慑性的公开政治活动也多在西市举行，名为“弃市”。

如果说唐代都城建筑是城市的外观风貌，那么商业的西市、东市就是城市文化的容器，也是城市物质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包括了点（具体商铺）、线（井字街区）、片（西市坊里）、面（长安旧城），西市如果没有城市公共活动空间，未必能使商业活动发展得很好，摩肩接踵的人流会造成麻烦，不仅有交通堵塞问题，发生过公主与官员争道事件，而且无法形成交通枢纽，便于人民的生活。

城市创造着财富，也消耗着资源（终南山森林和八水绕长安）。但长安城中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西市的给排水，有渠道、小桥、石涵洞等，这样就不会形成一条臭水沟，因为汉晋以来长安“水皆咸卤，不甚宜人”，生活用水质量难以保证。《资治通鉴》说隋文帝迁城因为长安“京都地大人众，加以岁久壅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咸卤”。这说明隋代人口激增下城市排污技术落后，导致水源环境恶化。因而唐代解决水的问题非常迫切，现在通过漕运渠遗迹来看，至少在西市运用了多种方法有效地解决了物品输入和运出。

中国古代一些城市有“城”无“市”，城墙圈住的是一个空壳化城市，平日里人民生活依靠的是简单的墟集、草市等，不是固定的市场，仅仅是流动的朝来夕散的集会式贸易。隋唐时代自从有了固定商业市场，有了天下知名的西市、东市，使得“管控城市”变成了“经营城市”，商业的聚集效应招徕了大量的人口，包括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来的胡商，虽然那时人们不会喝西凤、喋泡馍、吃辣子、吼秦腔，这是近现代西安慷慨激昂的壮烈表现；但那时人们入酒肆喝西域酒、吃胡麻饼、看貌美如花的胡姬，则是另一番胡风胡音胡俗。(www.daowen.com)

西市作为一个永远难以复原的历史记忆，它不仅没有保留最后的绝版，西域胡人带动的商业也没有传承已成为绝唱，只留下现存的遗址作为全国唯一现存古都城中的文化遗产，任人凭吊，其独一无二“市”的作用令人感怀。

“城”与“市”同是文化的载体，是商业之外的文化延伸，“城”与“市”创造和容纳了几乎人类文明的全部。人类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并依托“城”与“市”的互动和发展积累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物质的城市文化是指展现城市风貌的有形的物质设施：建筑、道路、桥梁、园林等，特别是关系人们生活的“市”，它们是城市的外在标志。

非物质的城市文化包括居民家庭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方式等等，这方面最有特色的仍然是“市”，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间的特征、一种市民的气质、一种下层社会的灵魂，这种特殊的文化品位和精神气质，构成了城市独特的魅力。

“城”与“市”的形象是一个城市综合的表现，是一个城市精神气质可视的表现，是一个地域共性的文化审美，绝不只是一种景观。大唐西市仿古建筑复原后新的建筑多是商业性的、时髦的，我们并不简单地否定新的建筑，但新的城市肌体若与历史的肌体在文化基因即文脉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则肯定是一种失败的建筑。从这个角度思考，我认为大唐西市博物馆倒是最有精神内涵的，尽管它使用的是西方现代积木式的外观，内部保留唐代文化遗迹仍令人浮想联翩。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说过：“唤起记忆是为了唤醒责任。”回味历史是在人们脑中描绘明天的蓝图。我祝愿在西市遗址上仿古复原的“大唐西市”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葛承雍：中国文物出版社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