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收藏的现实与民办博物馆的处境

路东之

摘　要：民办博物馆十几年来可谓处境艰辛，尚未获得社会应有的认知、尊重和对待。近年来，尽管国家对促进发展文化产业的力度足大，但民办博物馆还面临归属不明，位置模糊，运营艰难，处境尴尬的局面，没有可以相应对接的法律政策和经济环境。为此，笔者从政策法规、税收减免、资金补贴、资助机制的建立等八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政府和社会对民办博物馆事业给予长久的支持和保障，使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收藏　民办博物馆　处境

在我开始收藏行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现实与今天有着太多的差异。那时候，收藏只是极少数人的另类行为，与文物、古董、旧货发生关系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群，而这一小部分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也还是买卖人，为生计计，“鼓捣俩钱儿花”。真正买了就不想着卖的实在是少得可怜。是啊，中国人民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渊渊孽海之中踉跄走出，刚刚能够填满肚子，所有人都在睁大眼睛向前张望，“收藏”两个字显得那么离奇古怪不合时宜。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偏偏有一些极个别的人，或出于性情天心，或出于智性觉悟，或受家庭渊源影响，或受偶然事缘影响，他们开始着魔上瘾一般执著于收藏古物，回望历史，怡情探秘。他们成为“新时期”最早也最纯粹的一代收藏家。尽管为数稀少，队伍细瘦，他们的确构成了“代”的概念。他们自觉不自觉抑或不得不随时需要关心其藏品直接经济价值的后来者又有着太多的不同。在我看来，自古以来的中国收藏家是可以也应该用代沟理论划一划“代”的。划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新时期”生成的一代，刚好是第六代，我称之为“第六代收藏家”。有幸，我是这其中的一例典型。

我的收藏很快由起步之初的古币、书画过渡到秦砖汉瓦、高古陶器，这是心性的选择，也有不得已的成分。因为痴情诗文书画，秦砖汉瓦、高古陶器既通魂洞腑契合我心又实在是太便宜了，但舍仨瓜俩枣便可背回古器。当然，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1987年负笈长安的大缘（我由鲁迅文学院转入西北大学作家班进修）。因为西北大学图书馆工地的收藏考古实绩与妙得“菩萨残碑”奇缘，因为迅速成为“瓦当大户”并以瓦拓题跋作品得以谋生，我开始把收藏作为事业主项。扪心感谢天地诸神，让我的收藏生涯痴心不坠也奇缘不绝，并陆续有所重要发现也逐渐构成重要影响。

我最初构成系列的收藏是瓦当。在我藏瓦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玩瓦者少，识瓦者鲜，作为冷门项目，瓦当的市价极低。可我知道50年前它曾是前辈收藏家钟情的大雅，仅仅因为我们时代的特殊现实才使之冷落。我决心恢复并提升它的价值、意义和尊严。1993年，我在北京举办了《路东之收藏瓦当展》，这是关于中国古代瓦当的第一个专题展览。同年，我在由我参与创刊的《收藏家》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藏瓦者说》。后来许多人告诉我，这篇文章对他们构成影响，甚至一些人就是由此开始的对瓦当的关注和收藏。1994年至1995年，我用了几乎一年时间，亲手完成了《路东之藏战国秦汉瓦当原拓本》60部，这是我“梦斋原拓本系列”工程的开基之作。此后，我每两年选择一个藏品系列作手拓本书，“梦斋原拓本”在海内外收藏界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声望。它是综合材料与手段完成的特殊作品，我穷尽心机，企图将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与文献公布和史实披露融为一体，将传统和现代、古典与前卫、艺术和考古糅合。尽管此后这种形式被一些收藏家和机构模仿，然而大家公认，无论其精良、纯粹与内涵所具价值意义和独特性还是其所构成的影响，“梦斋原拓本”尚无堪匹者。这当然不是我的创造，前辈那里早有传拓为书的传统和无数了不起的作计，我不过是一种传薪和继承而已。然而它们已经成为我的品牌和我维持收藏与博物馆生存的一个支柱。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古陶文明博物馆的瓦当收藏系列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完整也最具影响力的瓦当收藏体系。

我最具学术价值的藏品系列是封泥。早在1987年，我在“汉城遗址”寻瓦的途中于一个农叟家第一次见到封泥。最初是十来块，后来又去求索再三，又得到十多块。我曾经一次次怀揣封泥寻师讨友求证高明，并写了一篇《二十封泥记》。此后八年，虽八方求索，痴心一贯，却只是零星有加，偶一得获。而这八年中，我的瓦当、陶器收藏已渐成气候，唯独封泥进展缓慢。可我心里会不时涌现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和奢望：既然四川、山东这样的地方都曾有大规模的“窖藏”封泥出土，而曾为秦汉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安，难道就没有更大规模的“窖藏”存在吗？心存这个感觉，我从不放过有关封泥的任何一个信息。1995年春天，封泥出土史上最大的机缘终于撞进我的怀抱。当第一眼见到200多枚秦封泥的时候，我心中的灵犀被撞动了。当我把那些比汉封泥更娇巧纤弱也更质朴美妙的秦封泥一一拿在手中端详的时候，我为残存在泥块上边精微细腻的简痕、绢迹和绳孔以及2000多年前先民团泥封检时留下的纤纤指纹、手印而深深地惊奇与感动。我认定它们不但是真的，而且是比以前所获封泥更早也更好的，而且是注定属于我的。当时，刚出土的秦封泥在文物市场大量出现，因为无人认识面临被分散售出、流失海外，以致被无知者糟蹋的处境。我直觉认定这件事很“大”，这其中一定隐藏着很大很精彩的2000多年前的秘密，隐藏着很大很精彩的学术课题。于是，我开始贪婪地追索它们、收集它们、探寻它们所蕴涵的美奥和神秘。在半年时间里，我竭尽全力筹来一笔笔资金，一次比一次贵地买进一批批封泥，每次都几乎倾尽所有的钱，而每次囊中仅有的钱又恰巧够用，恰到好处地买回要买的东西。对于收藏家，这恐怕是最好最得意的状态。在对这批封泥经初步整理后，我找到西北大学周晓陆先生。从此，这位“相逢知遇同诗鬼”，半师半友的周先生和我一起开始了后来被称为“秦文化史上又一次重大发现”，并成为通过“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选题”第一批项目的秦封泥课题研究。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开馆，特邀我举办瓦当封泥收藏特展，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相关领导首次见到被民间收藏家收藏保护，并首次确认、定名、首次展出的属于珍贵文物的秦封泥。1996年12月底，我参加在西北大学召开的首届新发现秦封泥学术研讨会，并将20件秦封泥捐给被我称作收藏考古发祥地的西北大学。一时间，秦封泥的发现和研究成了秦汉史学界、考古界热门话题。其内容涵盖了秦始皇三公九卿政治体制的各类官属，揭示了数十个失载的郡县、宫苑名称，揭示了许多与秦始皇及其秦代文明相关的鲜为人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容，从而被考古界、史学界专家称为秦始皇批阅文书的遗物，是可以弥补《史记》、《汉书》缺憾的珍贵文献，是统一的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百官表和地理志，是中国百代政治体制的源头档案。人们公认不是我奇缘慧眼和不惜代价地保护性收集并出以公心地迅速整理发表公之于世，这批弥足珍贵的重要文献早已被小商贩分销散买，明珠投暗，重新淹没于历史的角落，甚至可能被无知者糟蹋殆尽，化为碎泥了。1998年，我完成了“梦斋原拓本系列”之二的《路东之梦斋秦封泥留真》80部。1999年我和周晓陆合作的《秦封泥集》出版。越来越多的学术文章和著作涉及秦封泥相关问题，而我们对秦封泥的认识和工作还远未结束。有人说秦封泥是50年来民间收藏领域最具学术价值的收藏和发现。继秦封泥后，在世纪之交，我又圆梦一般收藏到数百件战国封泥。这同样是一次惊人的重要发现，因为此前人们对战国以前封泥的认识也几近于零。我和周晓陆先生再次合作，于2003年3月在《中国国家地理》和《收藏家》两杂志，同时发表了《发现原始封泥》和《泥上的历史和古城》两篇文章。于2005年10月在《文物》杂志发表《新蔡故城战国封泥的初步考察》。1996年前，全世界封泥藏品最多也最知名的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700余件，第二位是上海博物馆所藏400余件，而古陶文明博物馆在成立时就已有1000多件。如今，古陶文明博物馆以战国秦汉封泥总量约3000件成为全世界最重要也最知名的封泥收藏与研究机构。

值得自豪的是，我的收藏一开始便避开庸俗、华丽和热门，从而取向高古、大雅和冷门，并一直把学术价值放在首位。我发现“在我们这个文化沦丧的快餐时代”，许多价值被颠倒了，许多被前辈收藏家奉为瑰宝的东西被冷落了。我发现历史正在开敞一道玄机，一道透出奇异光芒的纤纤细缝。是历史在成全我一介书生，让我在十几年的“瞬间”八方蓄宝，迅速建立起一个足以和50年前那些集学识、权力与金钱于一身的前辈大家比肩、品位高雅而结构庞大的收藏体系。这时候，我发觉原本似乎是闹着玩儿的事情已经不那么简单了，面对已经构成体系的古代文明遗产，面对几千件先民杰作，在感受爱与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责任。我下决心亲手创办一座博物馆，要在自己生命力旺盛的季节以最积极的姿态、最大限度地亲手实现藏品的价值，也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历史又一次敞开怀抱，在经过许许多多收藏家不断努力的前奏下，北京市文物局决定特批成立首批中国私立博物馆。经过吕济民先生为组长的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全面认真地考察、鉴定和论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艰辛的工作，1996年10月30日，当时的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社会宣布，首批四家私立博物馆成立。我举办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名列其中，这一天是我35岁的生日。1997年6月15日，跨越了事先无论如何不堪想象的艰难困苦，古陶文明博物馆隆重开馆，其藏品以新石器时代彩陶及周秦汉唐陶器、战国秦汉砖瓦、战国秦汉封泥约3000件构成以古陶文明为主脉、以艺术考古为特色的收藏体系。这是第一座陶的专题博物馆，不仅具有填补博物馆空缺意义，更以其独特的内涵意义、文化品位和学术价值为中国当代文化广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民办博物馆的创办标志着国家文物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和对民间收藏的进一步肯定与支持，也为迅速发展的中国博物馆事业开创了新的途径与体例。与其说是文物政策与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进步，不如说是一个明智的合理的选择，是顺应历史的选择，是合理调动民间力量配合国家保护文化遗产选择，是我们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结果。然而，作为新生事物，中国民办博物馆十几年来可谓处境艰辛而尴尬。实际情况是，无论民间收藏还是民办博物馆，都尚未获得应有的认知、尊重和对待。尽管近年来国家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力度足大，但民办博物馆尚处于归属不明、位置模糊、运营艰难、处境尴尬的状态，没有可以对接的政策。作为私立博物馆中的重要标本，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情况既具有特殊性又有典型意义。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为有这样一个博物馆而惊诧、自豪、感动！陆续有多个其他省市的相关机构为解决好当地私立博物馆事宜前来调研考察，更有文博专家已将古陶文明博物馆的创办及其生存发展过程视为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标本研究考察。

2003年，一位在美国某大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并兼任社区文化管理工作的女士来馆。她对我所做的一切赞赏不已，兴趣极大地向我追问博物馆各方面情况。当知道我们完全没有外援资金，是我用全部文化艺术劳动收入填补博物馆开支的时候大为诧异。她说：“你有这么好的藏品，有这么高的文化艺术能力和文博专业能力，如果在我们美国，你这个博物馆，我们的企业和基金会是要追着给你钱的。难道你们的企业家就真的没有人捐助吗？为什么？”我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现实还存在很大差异。你们美国有发达的基金会系统，你们的企业，你们的有钱人已经有钱很多很多年了，他们自然要做公益事业要有财富以外的追求，要有文化品位和深远目光。我们中国人刚刚远离‘文革’，远离贫困和动荡。我们目前的有钱人大多还刚刚聚集起财富，他们有钱还没多久，他们还只能顾及眼前的，更直接的，更近时兴与功利的。他们的目光还不够深远，他们还看不清我的光芒和价值。”我告诉她我并不抱怨什么，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是合乎情理与逻辑的。她愣愣地看我，我相信这位大洋彼岸的同行不可能完全听懂我的话。同样，不少饱经沧桑的老华侨在博物馆展厅激动不已，他们一定要见见博物馆主人——他们想象中的比他们有钱的老先生。他们怎么都不相信这一切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书生一手建立起来的，他们总想问问有多少是上辈给我留下的遗产。我告诉他们我没有遗产，我的父亲于“文革”晚期死在了申冤告状的途中。我告诉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现实成全了我的收藏，而且是因为我一直没钱才固执冷门的追求，才拥有了眼前的一切。如果我有钱，没准也会追逐热门，也许早会迷失或改变了方向。我告诉他们收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缘的问题，是审美的问题。他们同样迷茫地看我，我知道他们同样不能完全听懂。说到捐助，我当然也寄予希望，却是这么多年来从未敢指望。问题是捐助公益性事业后享受税收优惠减免政策既力度太小又远未深入人心，且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然而，这是全世界所有博物馆事业发达地区的共同经验和方向。我们实在应该认真对待，并尽快出台更加合理进步简单方便的方案和政策。

2007年6月24日，《古陶文明展——古陶文明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纪念展》在首都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是迄今最具综合意义、全面反映中华古陶文明历程的专题展览。展品大部分为首次面世，其中有许多珍稀孤品。在《古陶文明展》展期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始终观者如潮，络绎不绝。许多观众在留言册上写下了他们激动不已的感言，很多人说他们对这样一个陶的专题展览已经期待了很久，而《古陶文明展》在展品的珍稀、漂亮与学术价值方面，在展览设计与展陈语言的奇异与独特方面均超过了他们的想象。我在《古陶文明展》前言中写到——“古陶文明博物馆开馆十周年了。十年，我们固执孤旅，低首前行，从来未曾改变过方向！为了能在“理想主义的细瘦行列”中不至掉队，我们动用了最大的真诚、智慧和信念，忍受着艰辛、苦困和孤独，也感知着欢乐、幸福与自豪！十年，这个漫长的一瞬！对于茫茫宇宙，十年不过一瞬；对于个体生命，十年已是漫长的岁月；而对于“博物馆”，对于本馆创办之初所设定的理想，十年，还只是一段小小的行程。远道修修，前路漫漫，我们依然处在开始……”

因为民间收藏以及民办博物馆藏品身份模糊、来历复杂，许多体制内专家与权威机构往往以“非科学发掘品”而轻视、忽略，以至于否认。文物、文化遗产是一个异常巨大、复杂的客观存在，国家没有可能实现对它的全部拥有和保护，全世界任何博物馆的藏品也不可能都是“科学发掘品”，而在历史学、考古学、文物类型学、数据库、信息与资讯手段都如此发达的今天，“非科学发掘品”的价值和意义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认知和实现。任何人对此的轻视、忽略和否认都是愚昧、无知而且困难的。

20多年来，我在收藏的渊谷里迷醉得太深。“我固执前行，仿佛被一束神秘的暗线牵引，又仿佛被遥遥远方的诱惑招魂。我不计归途，也忘记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景观和出口。就在这幽深的渊谷，我相逢了一道道奇缘美景，得获了一颗颗玄珠。我把这玄珠编织成串，一轮奇彩的光环显现出来，我看到了那光环上镶满我理想的颗粒，我发现那是我痴心追索的五千年文明的收藏大梦。”渐渐，我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收藏已经构成整体意义的古陶文明收藏体系；渐渐，一个框架庞大的课题工程构想在头脑中生成——《古陶文明坐标系》。陶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非自然物质，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是人类最初的科技语言，也是人类共有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大河中，陶是一条承载文明的主线，是一张连接与编织文化诸端和颗粒的大网。这张大网触及我们生活的全部空间和内容，这张大网与我们全部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陶的发生发展历史构成一个异彩纷呈而延绵有序的庞大文化遗产，直到今天，我们从未停止过陶的创造、使用和审美。如是，整体意义的陶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正有待我们全面整理和总结、发现和实现、弘扬和开发。尽管全世界都在将陶用于考古、科研、审美和其他诸多领域的应用，却至今未有一部完整反映陶的文明历程的大型类书，没有一个跨越时空、民族和品类的坐标体系，没有一个可供大家使用的综合数据库，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遗憾。《古陶文明坐标系》构想最初产生于2002年，在我心里，它是一个包含着无数分支坐标系、子坐标系的庞大坐标体系。大约是2003年夏，我将“坐标系”构想和部分原始文字、图稿先后向古陶文明博物馆顾问、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晓陆先生及杨广泰、王保平、蓝翔、杨凝等挚友朋兄诸人说及并探讨，大家均表兴趣与赞同，尤其周晓陆先生，更是赞同、赏识和激动，并愿意一如既往地给予帮助。然而，每当进入深度探讨，所有人都感觉到工程太大而困难重重。需要一个班子、需要一些设备、需要一笔钱……然而，即使具备这一切，工程也会遥遥无期，千辛万苦难见成果。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坐标系课题”无实质性进展。2004年夏，我决定启动“古陶文明坐标系工程”。我在6月15日馆庆当天举行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理事会成立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古陶文明坐标系”课题及其初步计划方案，并将最初文本的“《古陶文明坐标系》纲要”拿给大家看。此后又是相当长的岁月，因为力量薄弱，我孤军奋战，虽努力多年而“坐标系工程”无大进展。我无数次地修改“纲要”，“工程”整体总是难于进展，虽梦魂牵绕却力不从心！唯一从未停止而收获欣慰的是古陶实物的收藏，它们是我“坐标系”上的重要标本，是“基础工程”的重要基石，我企图最终提供它们尽可能周全完备的资料信息，除了常规资料信息之外，还希望获取科学检测数据信息。然而现在，它们拥塞在我陋小的博物馆库房，连常规资料信息也大都未能整理完成。似乎一切遥遥无期，我则一直在条件极其简陋且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主持“坐标系”基础工程。我心中的《古陶文明坐标系》，是一个归纳、总结、整理和提供人类与古陶文明相关全部内容的文博课题工程，拟建立尽量完整的、权威意义的单一门类综合知识体系与资料信息数据库，是一个随时处在补充、修正、更新、完善过程中的综合课题计划，是一个成长着的、发展与变化中的人类古陶文明相关知识体系的共有资源，也是一个既能服务于社会大众也能应用于专业科研、同时又利于宣教传播与产业开发的创意文化产业工程。2009年春天以来，我多年努力的“坐标系”计划陆续获得历史、文博、考古、教育等相关领域多位重要专家、学者的赞赏、认同和支持，并正在努力提供帮助和为之呼吁。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分别联名多位政协委员，在200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题为《关于援助〈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的提案》和《建议援助〈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的情况反映》两个提案文件。

古陶文明博物馆创办之初确立的理想是：“建立具有权威意义的古陶文明收藏与研究体系，最大限度地发展并实现其价值，将陶类文物的收藏鉴赏、学术研究、宣教展览、信息传播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创作、产业开发、资本运营于一体，开创中国博物馆事业新的途径和体例。”如今回看13年前自己拟订的这段文字，确有些高远宏大而深邃的理想主义色彩。记得当年开馆当天收到恩师壶斋叟刘毓煊老人整张红色宣纸上的榜书贺词——“开拓万古心胸”时十分激动，这六个大字是那么契合我心。13年来，我确是孤独寂寞而艰辛地固执走在这条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路上。某个瞬间，我也会低首自问：这一切果然是我一个贫弱书生可以为之的吗？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信念！时常，大众与媒体因为偶然看到博物馆门可罗雀抑或展厅空荡便轻言惨淡、不成功，我只好淡然一笑。对于一项立意高远的博物馆事业，难道可以如此片面、简单、轻易而迅速地判断成败？在这个急功近利而喧嚣浮躁的时代，平坦、深邃而凝定的目光已经越来越少。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浮光掠影，习惯于疾视斜瞟，习惯于信口随言，这是人类动物的悲哀。为了实现理想，我们正在寻求一块可以充分使用的生存发展空间，正在规划和设计一座多功能的、包括“陶文化创意产业”形态的新馆方案。同时，也在开始寻求合作式异地设立古陶文明博物馆分馆的可能性。经过陶呈义、王昱东、祝链、苏彤、傅晶、马小玫、夏高生、宋向光、程序等诸多策划精英的参谋和帮助，基本形成了一个《古陶文明博物馆新馆及其创意产业运营方案》。其核心创意是由从前展览宣教与学术研究这一个中心拓展出“陶文化创意产业”这第二个中心。第二个中心以“陶文化生活馆”为主体形态，其内容由多个子单元互动项目构成：

陶文字室（综合古陶符号、文字、书法认读讲习欣赏宣教互动空间）

弄陶工房（综合陶艺互动空间）

传拓工房（综合制拓互动空间）

手印工房（综合丝网印、版画互动空间）

装饰工房（综合装饰服务工作室）(www.daowen.com)

修复工房（综合陶瓷修复服务工作室）

陶文化苑（综合陶文化创意产品营销中心）

陶文化香（陶文化品牌香房）

陶文化茶（陶文化品牌茶室）

陶文化餐（陶文化品牌餐厅）

这第二个中心连同一个名为《古陶文明之光》的中华古陶文明综合门类主题展览以固定模式、以“古陶文明博物馆分馆”形式追求多地实现，并为此寻求多种可能的投资与合作。其第一次实现需尽最大可能追求标准性、规范性与可复制性，以构成品牌价值和意义，以实现本“创意产业方案”的再生性与品牌性。同时，作为第一个中心的博物馆主馆及其所属“《古陶文明坐标系》计划工程中心”、“陶文化创意产业研发中心”、“古陶文明网”等将为各分馆提供核心思想、主导方针和总体操控与宣传推广。为此，还需要设立“古陶文明基金会”，以期对整体古陶文明博物馆事业给予长久的支持和保障。

随着我们国家整体意义的发展进步，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得以改善都获得实惠，从国企、外资、合资、私营经济到科研、教育、影视、出版、演出团体，从农民、民工到摊商散贩，都已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各有新的政策所依。唯独民办博物馆四六不靠，哪都着不上边儿。古陶文明博物馆成立14年来，至今从未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来自国家方面的扶持。从前我们从政府方面所获得的都是情感、道义和理论意义与层面上的。尽管说起来谁都认为我们不容易，我们一直在奉献，我们最应该最有理由获得关心、资助和扶持。其他行业其他领域的政策法规都在不断地修改完善，到了博物馆事业应该出台更为合理也更靠近现实的政策法规的时候了。

作为博物馆事业的合理补充与新生力量，民办博物馆已成为我们整体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及其相关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民办博物馆事业正面临跨越式的发展契机，却也面临诸多困境。资金短缺、政策滞后、没有外援，是民办博物馆的主要困境。为此，我列出如下几条建议：

一、促进和援助民办博物馆事业发展并出台新的政策法规；

二、认真修改并加大力度推行有关捐助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事业的税收减免方案；

三、由政府相关部门协助解决民办博物馆舍用地、房租、水电等优惠与减免方案；

四、由政府相关部门出资实施对民办博物馆基本运营费用、基本陈列展览、相关学术课题及其著作等给予补贴；

五、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组织专业队伍对民办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法律法规、设计陈列、宣教讲解、保护保管、鉴定评估、修复整理等）；

六、切实扶持与援助民办博物馆创意文化产业项目，给予项目基金补贴、项目运营贷款、税收优惠减免等相关政策；

七、由政府相关部门组建一个具有权威意义的评估鉴定班子，对民办博物馆进行鉴定评估，给出文化属性定位、行业级别定位、品牌价值定位等；

八、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成立一个“中国民办博物馆基金会”，并形成一个资助与奖励机制，以期对整体民办博物馆事业给予长久的支持和保障。

14年来，我一直秉承良知、道义和信念，竭尽我一介书生所堪承载的最大可能。古人称“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需待七年期”，毛泽东老人说：“风物长宜放眼量”。我期待并努力争取着中国民办博物馆事业的良好未来！

（路东之：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