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协商民主及其参与形式的特性

回应现实世界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范式而存在。它强调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通过对话、交流、协商、讨论等形式，自由地参与到民主决策程序中来的一个民主对话模式，因此它体现出以下主要特性：

1.参与性（participation）

在民主理想的传统中，无论是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还是近代以来从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参与一直居于核心的地位，即使是著名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家密尔，也认为公民参与是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石，尽管间接的代议民主存在着致命的缺点——代议制结构下的简单多数原则并不能充分体现全体民众的真实意愿。以公民为主体的协商民主，更是体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它的参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强调公民或者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从协商民主陈述的理论内容看，公民参与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协商就是要求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到政策过程中，共同讨论、共同协商。没有公民参与，也就谈不上协商，民主过程充其量就蜕化为某个统治者的独角戏。无论是从约瑟夫·毕塞特反精英主义的宪政解释观点看，还是从后来哈贝马斯对话语民主的解说，他们都把“民主理想的基本原则”——参与作为协商民主的核心内涵，都主张协商民主应该体现为阐释民主理想与参与者利益的一致性。戴维·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时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作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31]第二，参与促进了协商，增强了民主。通过公民的参与，使协商成为可能，一个协商的政体会促进和推动互相理解的政治对话，而有公民参与的协商更增强了民主。政治对话并不意味着人们将彼此同意，而是他们愿意以辩论而不是其他方式解决冲突。^[32]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协商民主其本质意义更多是体现为公民的民主参与和公民的自由讨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是平等公民自由而理性的参与，民主决策是在平等公民之间共同参与讨论的结果，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各政治或者利益主体通过协商中的对话、讨论、相互妥协来改变自己的偏好，以求得共识和保证政策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公民参与协商决策不仅是现代民主决策的要求，而且也是培育公民公域精神的一条重要渠道。

2.协商性（deliberation）

协商是协商民主的核心概念，它既不同于投票，也不同于交易等决策形式，而是指人们之间就公共问题进行面对面的理性讨论和交流。也就是人们在充分讨论之后，个体依据其知识和良知对相关论据和观点进行充分思考后作出集体决策的过程。^[33]“在协商民主中，公民运用公共协商作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协商民主的吸引力源于其能够形成具有高度民主合法性决策的承诺”^[34]，因而，协商对公民在集体决策中的作用、责任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与协商的公民不仅要掌握相当程度的信息，而且还要站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判断和讨论。无疑，人们进行对话和协商的充分与否关系到被讨论决策的质量，一般说来，讨论越充分，结果就越科学、理性。贾尼斯·D·费伦（Jams D.Fearn）指出，在决策前进行的讨论和协商具有以下功能：揭示私人信息，使讨论信息公开；减少或克服有限理性的影响；迫使或鼓励一种正当要求或主张的特殊模式；在团体看来，有助于赋予最终选择的合法性，加强集体的团结或提高决策执行的可能性；提高参与者的道德品质或知识水平；作出独立于讨论结果的正确决定。^[35]

3.平等性（equality）(www.daowen.com)

平等性是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这种平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平等：一方面，协商民主中的平等意味着机会平等。也就是说，人们在准入资格上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着地位和权力而拥有多于或剥夺他人的参与机会，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协商中来，而且每个人都拥有提出自己意见和看法的机会。协商过程不会因身份地位的差异而使某人或某群体处于弱势或失去协商和讨论的机会，协商就是平等利益相关人就共同关心议题的协商和对话。但是，在现实的实践中，政策议题往往是由政府组织首先提出的，公民只是被动的参与者，正如约翰·帕克森（John Parkinson）所说：“组织者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经常是官僚化的，组织者拥有权力并管理日程，而参与者是次要的，只是提供信息而不是作为积极的公民参与到自我治理中。”^[36]因此，这就要求协商民主必须有另一个方面的平等，即实质平等的保证。协商民主不仅需要机会或程式的平等，更多的是需要实质的平等。在现实中，由于性别的差异和资源的占有不同，导致人们在教育、经历等各方面存在着一些客观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参与的能力。对这种现实不平等的改变就是让本来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更多地参与到决策中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正是作为公平所需要的平等内涵。协商民主所追求的实质平等包括以下重要内容：给予所有参与者同等接触相关政治和政策信息的机会；给予所有参与者同等设置议题的机会；给予所有参与者表达观点和看法的同等机会；只要没有对他人不尊重，所有形式的表达风格都不应被排斥；协商机构应当讨论共同体中的重大问题，以发现人们之间的差异。^[37]

4.合法性（legitimacy）

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是协商民主追求的目的。从协商民主的过程来看，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正当性在于公民的广泛参与，而且来源于参与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所达成的共识。因为，政治决策的有效实施是建立在广大政策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的基础上的，政策合法性的来源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过程和相关主体间的相互认可，这正是协商民主的目的所在。但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代社会的利益多元性和人们价值观的差异性致使公民对公共决策很难表现出一致的认同，从而考验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来源。对此，毛里西奥·帕瑟林·登特里维斯指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公正和合法性问题变得尤其严峻。多元主义是指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和集体持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常常敌对的和不可调和的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和看法，这些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既有个人层面，也有集体层面，因为它们既可指个人也可指集体对幸福的看法，或是这两种看法的部分结合”^[38]。由此可见，公共决策要取得合法性就必须引入公民参与，倾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是建立在广泛公民参与基础上的协商。马修·费斯廷斯泰因（Matthew Festenstein）阐述道，“协商民主理论通常被看做是一种阐释政治决策合法性的理论。它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民主决策是合理、公开讨论支持和反对某些建议的各种观点的过程，目的是实现被普遍接受的判断”。因此，“统计选票前的公开争论、讨论和说服过程对于结果合法性来说是关键的。支持这种观点的核心理由包括：这个过程表现并完善了选票背后的偏好；就选民面临的问题而言，它能够使公众得到近乎正确的参与或最好的答案；公共协商的过程体现决策的公共标准”^[39]。以上论证都力图说明，协商民主需要公民的参与、讨论、对话和协商来赋予政治决策以合法性。

5.责任和理性（respo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在协商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参与者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更要以促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己任。在协商过程中，公民应当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协商结果的政治合法性不仅基于考虑所有人的需求和利益，而且还建立在利用公开审视过的理性指导协商这一事实基础之上”^[40]。马修·费斯廷斯泰因认为，参与协商过程的公民还受制于其他一系列特定的义务，包括：第一，有责任在协商过程中提出对其他所有参与者都有说服力的论点；第二，有责任就他人的论点作出回应；第三，为了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建议，有责任根据协商进程中的论点提出修改建议。这三类责任被看成是“特殊的责任”，因为它们由参与协商的成员而非外人承担。费斯廷斯泰因将有价值的社会关系看作协商责任的基础，最有可能体现这种社会关系的是公民认同。公民认同被认为是一种伦理范畴而非仅属于法律范畴的理念。这里关键的责任是要认真对待彼此的政治论点，将彼此的利益视为有效主张的来源，调整论点以利于形成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形成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模式，并且模式的道德特征得到全体公民的承认。^[41]

从费斯廷斯泰因总结的公共参与者这三方面的责任，我们可以看到，公民不仅要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质疑，还有责任作出回应，并且要提供别人同意自己观点的理由。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协商过程才能不仅使公共决策在充分的论证、讨论和协商中进行，而且使得公民更易于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偏好，在论证中调整自己，达成共识，以形成最优的决策，更进一步地说，这种通过参与者理由的陈述与意见的交合而形成的决策是更易于被各个利益相关人接受和执行的决策。此外，公共参与者应承担的角色和责任也体现了公民主体间的一种合作精神，有了这种合作精神，公民主体之间共同寻找各种路径，使具有不同的或冲突的利益取向的观点实现融合。与此同时，协商民主也要求参与公共决策的公民不应故步自封，陷入褊狭主义，应站在公共利益的高度上承认他人理由的合理性并接受它们。公民参与的这一责任也杜绝了由于个人的固执己见而使决策陷入无休止争论的尴尬境况的发生。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协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是在责任和理性基础上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