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南北对话

第一节　南北对话的由来

“南北对话”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领域反帝、反殖、反霸斗争蓬勃发展的形势下，被迫采取的一项战略行动，也是发展中国家为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斗争方式。可以说，“南北对话”是国际范围内政治力量消长和世界经济演变的结果。如上所述，战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挣脱了殖民枷锁走上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但是，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增强。然而，随着世界各国间经济技术联系的加强和发达国家经济不断陷入困难与危机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也在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原料、市场、资金与技术各个领域都已充分地反映出来。

第一，在原料、燃料供应方面。“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一些人造合成原料及代用品不断增多，发达国家对某些原料产品的依赖有所减弱。但是，就多数原料和燃料而言，由于国内资源的减少与开发费用的增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石油为例，世界石油储量一半以上，产量1/3和出口量50%都集中在中东，而石油消费量的80%却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西欧。除石油以外的其他矿产资源，西欧的一半以上，日本的80%要依靠进口，其中，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部分分别占其消费量的25%～40%。美国的国内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在其工业生产所需的36种非燃料矿产品中，就有23种矿产品消费量的一半以上要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也来自发展中国家。

第二，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销售市场。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虽然主要仍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但是，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较快发展，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销售市场的作用在增长。1973～1980年间，工业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23%上升为28%。^[1]1983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已超过了对日本和西欧出口总额。^[2]同时，今天发展中国家已不再是一般消费品和低档商品的销售市场。耐用消费品和机器设备的成交量也在迅速增长，1973～1980年间，发达国家出口的机械设备中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已由27%上升为34%。^[3]

第三，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市场的作用亦不断增强。“二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垄断资本的资本输出仍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较之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利润率，对国际资本具有极大诱惑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与技术。因此，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增长速度与绝对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额从1956～1960年间的年平均72亿美元，上升为1965～1969年的120亿美元，1970～1974年的280亿美元，1975～1979年的660亿美元和1980～1983年的1340亿美元，即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平均每5年翻一番。1965～1983年间，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18%上升为27%。^[4]据统计，1960～1980年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累计的资本输出额在5500亿美元以上，加上1960年以前的资本输出额，则超过6000亿美元，为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资本输出额的12倍之多。此外，发达国家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私人直接投资的同时，还大量输出借贷资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之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第四，发展中国家已越来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的重要后备基地。目前，发展中国家有3亿多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这些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对于本国劳动力价格日益昂贵的国际垄断资本具有很大吸引力。世界银行预测，到20世纪末，主要移民迁入国每年将吸收70万人口，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约占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等主要迁入国人口增加数的36%。除永久移民外，过去30年临时移民也显著增加，到1974年欧洲外籍临时工人达650万，其中占卢森堡劳动力的30%，大都来自临近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5]与此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水平依然落后，科技人员工作与生活条件差，从而引起技术人才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报刊揭露，在近20多年中，有10位在美国和英国工作的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人员获诺贝尔医学奖，在其他西方国家工作的发展中国家科技人员中，获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和经济学奖的也大有人在。牙买加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1977～1980年间，60%受过良好教育的牙买加人流到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牙买加训练这些人员的费用为1.98亿美元，而牙买加从上述国家获得的援助仅为2830万美元。^[6]

总之，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残酷剥削、掠夺与不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原料和能源的供应地、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的作用还在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兴衰，对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现实，发达国家各利益集团，基于其在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具体利益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及其开展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主张，大致可分为对抗与对话两种不同类型。

美国是采取“对抗”的策略和思潮的主要代表。在美国的历史上，历届政府的决策人物往往采取敌视第三世界的政策。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对抗”，达到了新的高峰，叫嚷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秩序”的斗争为“多数人暴政”，宣扬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对世界起了良好的作用”，无需废弃或重建。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后，美国一再重申不接受“新秩序”的概念，表现出明显的“对抗”态势。70年代中期，面对第三世界以石油斗争为主的经济领域反霸斗争的强大攻势，和其他发达国家要求同发展中国家“对话”的呼声，美国被迫同意接受“对话”的倡议，参加了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会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建立“新秩序”的态度和立场有所“软化”，从而放弃了“对抗”的策略和主张。卡特上台后，情况略有变化，宣称美国将经济上与第三世界的合作视为“决定性的时代需要”，实际上这种变化主要侧重于政治和策略上的考虑，而对第三世界建立“新秩序”的要求却没有多大松动。特别是在卡特执政后期，美国政府对建立“新秩序”的要求表现得很不耐烦，在许多场合显露出明显的“对抗”情绪，从而导致联合国五届贸发会议、三届工发会议和联大十一届特别会议，未能达成一致的协议。

另一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话”的策略和思潮却在西方其他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和发展。法国是“对话”策略和思潮的主要代表者，西欧多数国家和日本在许多方面也采取“对话”的策略与主张。这是由于这些国家虽拥有“富庶的经济”和“高超的科技”，但却缺乏“空间和资源”，它们从本国利益及政治经济诸方面考虑出发，逐步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与困难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以不平等、不公正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得不到发展，发达国家势必面临日益缩小的原料、能源供应和投资场所的萎缩，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困难也难以摆脱，经济也难以正常运行。发达国家一些有识之士还担心随着经济困难而来的政治动乱，将有碍于世界经济振兴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对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巴黎“南北对话”。1975年12月开始，南北双方27个国家代表在巴黎举行了“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即通常所指的巴黎“南北对话”，这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就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磋商的初步尝试。

区域性“对话”。西方国家不仅在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而其内部对第三世界的争夺也很激烈。为此，它们积极改善同各自利益密切相关地区和国家的联系。日本“对话”的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美国传统的“对话”地区是拉丁美洲。英国通过“英联邦”形式，保持着对前殖民地国家的“松散”关系。法国则主要加强同前法属非洲国家的联系，包括定期召开“法非会议”，增加对操法语非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极力促进“欧非关系”的发展，倡议举行西欧、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三边会议”。从实践看，第二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区域内和特殊范围内进行“对话”是改善南北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跨区域性的“对话”。欧洲共同市场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间的“对话”是跨区域性的“对话”的典型实例。双方通过持续10多年的对话，分别于1975年、1980年和1984年签订了三个洛美协定。三个洛美协定的签署和实施是第二世界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间用“对话”代替“对抗”，促进各自经济发展的重要范例。

事实证明，在建立新秩序和改善南北关系的过程中，“对话”比“对抗”好。但是，应当看到，虽然出于一些具体利益的考虑，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愿意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它们同美国等保守势力集团还有着维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在其“对话”策略与主张实施过程中，必然充满着矛盾与斗争。为此，发展中国家和支持变革“旧秩序”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切进步势力，仍须经过艰苦的斗争和努力，方能将“南北对话”与建立“新秩序”斗争逐步推向前进。

第二节　南北对话的曲折进程

1973年10月，阿拉伯产油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石油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猛烈地冲击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面对这种形势，美国拒不接受发展中国家关于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正当要求，并对产油国施加种种压力，离间产油国与非产油国关系，并纠集西方工业国组成石油消费国联合阵线，企图破坏石油斗争，恢复美国的石油霸权。而法国等西欧国家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它们虽然在维护旧秩序方面与美国有共同利益，也对产油国施加压力，但意识到它们在能源和原料问题上要依赖第三世界，如果进行“对抗”以致发生危机，首当其冲受损失的还是它们自己。基于上述考虑，1974年10月，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倡议召开以能源为主题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希望用“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解决南北问题。1975年12月，国际经济合作会议的部长级会议在巴黎正式开幕。会议开始后，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立场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当谈判进入具体实质性领域后，即步履维艰，进展缓慢。1977年5月末至6月初，举行了最后阶段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国际经济合作会议报告》，发达国家主要作出三项承诺:原则上同意设立稳定原料价格的共同基金，具体事宜由贸发会议商定；向低收入国家提供10亿美元的特别援助资金；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但是，发达国家并没有接受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对国际经济制度实行结构性改革”的许多建议。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企图以上述非实质性让步换取产油国同意按可以接受的价格确保石油的稳定供应，并建议成立能源问题常设性磋商机构以限制产油国的行动自由，但均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总之，巴黎“南北会议”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极力维护其既得利益，回避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本改革，只想以某些有限让步换取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的成果。另一方面，法国和一些中小发达国家尽管愿意在不触动“旧秩序”基础的前提下多做些让步，但由于其经济实力和所处地位相对软弱，难以左右事态发展，从而决定了巴黎“南北会谈”只能取得十分有限的成果。

因此，1977年巴黎“南北会议”草草结束后，“南北对话”即限于僵持局面。为了推动“南北对话”的进展，1979年发展中国家通过77国集团建议:在联合国范围内发动一轮新的南北谈判，即全球谈判，以谋求全面和综合解决原料、贸易、发展、能源和货币金融五个领域里的问题。第34届联大并就此通过了专门的第34/138决议。然而，由于某些主要发达国家的阻挠，未能就全球谈判的议程和程序达成协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墨西哥总统波蒂略和奥地利总理克赖斯基倡议召开南北双方有代表性国家的首脑会议，以促进全球谈判，改善南北关系。1981年10月22～23日，14个发展中国家和8个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墨西哥坎昆举行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

在坎昆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阐述了对当前南北经济关系的看法和主张，并就解决一些具体领域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与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要求对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加以改革，并强调应在联合国范围内尽快举行全球谈判。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代表，也支持和要求按联合国大会决议举行全球性的南北谈判。但是，美国在会上对全球谈判采取消极态度，里根提出了美国参加全球谈判的四个先决条件:①谈判应有一个实际目标，谈判议程将只包括贸易自由化、能源和粮食资源的发展以及改革投资环境。②谈判应尊重国际专门机构的权限。这些机构的决定是最后的，而且不应谋求建立新的机构取代之。③谈判的总目标必须保持互利原则。④谈判应该在同坎昆合作精神相似的气氛下进行。(www.daowen.com)

中国总理赵紫阳在会上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主张，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求实现经济独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五六十年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政治独立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并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促进国际合作与发展的五项原则，即:①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上独立自主以及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一切努力。②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③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紧迫问题正确地、密切地结合起来。④发展中国家有权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不应该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改革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提。⑤积极推动旨在改革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南北谈判以利于发展世界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赵紫阳总理指出，南北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问题。

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会议两主席的总结。总结指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以一种紧迫感在联合国内支持就发动全球谈判达成一致意见是可取的，这种全球谈判应在互相同意的基础上，并在可望取得切实进展的情况下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决心共同努力，以便建立一种国际经济秩序，使所有国家都能有机会均等地发挥潜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念进行发展。

根据坎昆会议达成的谅解，1981年11月，联合国倡议关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的全球谈判，多数发展中国家希望全球谈判能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铺平道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代表表示赞成早日举行全球谈判。唯有美国代表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从而未能使全球谈判付诸实施。1983年3月，77国集团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制定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纲领》，认为最近这次经济衰退不是简单的周期现象，而是国际经济体系结构失调的结果，并重申在商品、贸易、货币金融和发展领域需要有一整套政策，包括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紧迫问题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必需的世界经济关系和体制的调整。《纲领》还要求尚未批准《商品共同基金协定》的国家尽快批准并使共同基金早日开始使用；要求发达国家不再对发展中国家任何出口实施新的限制或其他保护措施，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的经济部门进行结构调整；要求发达国家改善普惠制，放宽受惠商品范围，确保普惠制的非歧视性；要求发达国家放宽官方和私人贷款条件，等等。1983年4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六届贸发会议上审议了《纲领》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但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反对，未能取得进展。

第三节　南北对话的前景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这场斗争必将是长期、复杂和曲折的反复斗争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后发展的总趋势仍将是在斗争与合作相互交叉的状态下，步履蹒跚地向前发展。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国家出于不同的动机，虽然在策略上接受了建立“新秩序”的要求，但实际上它们从不想根本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只是想对“旧秩序”动些小手术，以借此缓和第三世界要求建立“新秩序”的压力。

其次，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迟缓，保守思想上升。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国家不会在发展援助、贸易、贸币金融等方面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要求，因而南北关系难以出现较大幅度的改善。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依然可以凭借现有的经济优势、完整的贸易体系和在货币金融市场上所占有的垄断地位，控制和左右世界经济以及贸易、金融和航运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发展中国家尽管可以运用“多数国”的地位通过各种宣言、纲领和决议，对西方国家造成极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但是，西方国家只要不承担法律责任，这种压力就不会产生现实的法律制约作用，不会促使“旧秩序”崩溃。

再次，建立“新秩序”的斗争能否取得实际进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小和发展速度的快慢。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的实际增长率不及7%，80年代的增长率进一步放慢。按这样的速度发展，到2000年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充其量只能达到13%～15%，距“利马指标”相差甚远。而农业生产的实际增长率则不到3%。在70年代，只有24个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有所增加，达到自给有余，其他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进口粮食。进入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在1980～198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不到1%。至于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则连续四年下降。1984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发展中国家取得了4.4%的经济增长率，但1985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又趋恶化，其经济增长率只有3.5%。这样的经济实力不足以迫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秩序”的要求作出让步。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各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在争取建立“新秩序”斗争的过程中，对具体问题的态度和要求不尽相同。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最为关心的是废除贸易保护主义，要求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则最关注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和出口收入的稳定性；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获得发展援助，解决面临的现实经济困难。基于这种背景，少数发达国家以为有机可乘，对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秩序”的要求采取强硬态度。

尤其是里根上台以后，美国把与苏联争霸摆在对外政策最优先的地位，强调南北关系必须服从于它的对苏战略。因此，在南北问题上，采取了比卡特更为强硬的立场，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加以根本否定，而且对原已达成协议的问题，也提出需要重新进行审议。更有甚者，在保守主义政策思想的支配下，里根政府在坎昆会议前夕，就提出了所谓“全球经济发展战略”，力图维护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现状。这种“全球经济发展战略”集中反映了美国对南北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和观点。里根政府极力鼓吹“市场魔力”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万能药方”。认为只要实行自由贸易和私人经济，使市场调节的机制发挥“魔力”，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贸易优惠、原料与制成品价格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都会自行解决。实际上，里根政府所说的“自由贸易”，其根本意图在于转守为攻，企图把发展中国家谴责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压下去，使发展中国家更深地卷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体制中去，以便使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等开放市场”。而且，美国还利用自己的绝对优势，要求把投资、劳务和高级技术产品贸易列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内。里根政府强调的所谓加强“私人经济”，亦无非是指加强私人投资和私人借贷资本在国际发展资金流动中的作用，为美国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制造舆论与寻找借口，以便把美国的对外援助侧重于军事援助和对美国具有关键性战略地位的国家的双边援助上，从而减少通过多边机构进行的官方发展援助。目前，美国向世界银行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捐赠的资金已由占该协会资金总额的42%降为27%。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大力宣扬通过“复兴美国经济”来解决国际经济发展问题的“美国中心论”思想，即认为美国经济增长与繁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与发展的动力或前提。1981年10月15日里根在费城对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曾指出:“一旦把我们本国的经济整顿好，我们得利，他们（指发展中国家）得利，大家全得利。”以此回避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此外，美国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反对由联合国主持的全球谈判会议成为“管理世界经济的董事会”，同时坚持维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最高决策权，坚持必须在共同商定议程和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条件下才能召开全球谈判会议。

鉴于上述简略分析，今后围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南北谈判将是一个谈而不成或谈而少成的局面。但是，“南北对话”不会因此而陷入完全破裂。这是因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早日打破“对话”僵局，解决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不愿意放弃“对话”，转而走向“对抗”，以致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尽管美国坚持阻挠南北谈判顺利进展的顽固立场，给南北关系的改善带来很多困难，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只要坚持不懈的斗争，仍有可能通过多种形式的谈判协商逐步取得一些成果，为南北经济合作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

【注释】

[1]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5页。

[2]美国国务院《背景材料》:《美国之繁荣与欠发达国家》，美新闻署1985年4月29日发表。

[3]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5页。

[4]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126页表9。

[5]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第68页。

[6]美国《新闻日报》，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