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战后,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发展民族经济和争取经济独立,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了各种经济发展战略。
第一节 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基本特征
一国经济发展战略是该国家对其经济发展所作的带有全局性和方向性的长期规划和行动纲领。狭义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人们通常将这个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叫做某种发展战略,它表明这一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据此可以同其他发展战略相区别。广义说来,经济发展战略还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指标和战略措施等。
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①全局性。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既然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作的规划,因而它必然是全局性的,或者说是宏观性的。②层次性。为保证具有全局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有些国家还制定了地区性的和部门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形成了相互衔接的不同层次的发展战略。③长期性。经济发展战略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因而它具有长期性。④阶段性。发展中国家为向经济发达的社会过渡,往往要连续实施若干个经济发展战略。就这个意义来说,经济发展战略又具有阶段性。另外,为了保证每个具有长期性经济发展战略任务的实现,也需要将发展战略分成若干个阶段来实施。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编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的办法来使发展战略短期化,每个经济发展计划就是发展战略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化。由此可见,就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来说,它也具有阶段性。⑤稳定性。经济发展战略既然是要解决较长期才能完成的带有全局性和方向性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必须保持它的相对稳定性,绝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否则,牵一发而动千钧,容易搞乱国民经济,最终一事无成。当然,在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如果发现发展战略存在缺陷,或者影响发展战略的某些因素发生变化,从而对发展战略进行局部调整,甚至改变发展战略,这都是可能的。但是,这同保持发展战略的相对稳定性是不矛盾的。⑥群众性。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是涉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因而它不只是智囊团和政府部门的事情,许多国家还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广泛听取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意见。另外,它们还对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宣传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以动员人民群众为实现发展战略而积极努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包括某些社会发展的内容,但主要是规划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所以一般称为经济发展战略。这种用法是较为确切的。尽管人们的经济生活不过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毕竟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所以强调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正确的。另外,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紧密相关和相辅相成的,而且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因而经济发展战略也包括一些社会发展的内容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除经济发展外,还为突出社会发展的意义,使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一词,也是无可非议的。正因为这样,本书在一般情况下使用经济发展战略一词,只是在个别场合下才使用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
“二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经验,大多沿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强调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推行传统发展战略。例如,农矿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出口替代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优先发展轻工业战略等。20世纪70年代起,传统发展战略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种种弊端充分暴露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并逐步实施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
第二节 传统发展战略
第二次大战后初期,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克服不发达的关键是通过工业化迅速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这种以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为目标和以实现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人们习惯地称为传统发展战略或工业化战略、赶超战略。
一、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战略
农矿初级产品出口是一种外向型发展战略。它的特点是,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农矿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推动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独立前,绝大多数实施这个战略。这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强加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它们为保证自己有充足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通过政治、经济等手段,强迫当地人民发展供出口的一种或几种农矿产品。结果,绝大部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形成了单一经济结构,成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独立后,许多国家为实现经济独立,积极改造这种单一经济结构,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经济、技术、社会等诸多因素的作用,有的国家还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因而对单一经济结构的改造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同时,有些国家希望利用自己传统经济的优势,继续发展传统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以增加外汇收入,为发展民族经济积累资金。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经济至今仍然比较严重,其少数几种农矿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并未显著下降,甚至,有些国家反而上升。有些国家由于矿产资源的发现,从农产品为主变成以矿产品为主。
表6-1 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结构
注:*为1960年数字,**为1979年数字。
资料来源: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统计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版,第263~264页。
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的许多国家,为鼓励初级产品出口部门的发展,对其生产中需要的机器设备和投入品的进口减免关税,对其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并提供优惠贷款,政府还在兴建和完善基础设施、开展有关科学研究和推广新技术、开拓国外市场等方面提供服务。
事实上,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在增加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和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其经济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深受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影响,造成严重的不稳定性。这不仅是由于农矿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而且,由于绝大部分初级产品输往发达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许多代用品,单位产品消耗的农矿原料也不断减少,这使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国际垄断地位压低农矿初级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兴风作浪。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时期,国际垄断组织一方面压低初级产品的进口价格,同时又极力提高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价格,使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的国家蒙受双重损失,贸易条件不断恶化。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农矿初级产品价格猛降,绝大部分已降到“二战”后最低点,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此陷入经济困境。
由此可见,一些刚由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实施农矿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战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长期实行这种战略,则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在国际分工中永远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许多实行这种发展战略的国家,强调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来积累资金,为发展制造业积极创造条件,并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多样化和现代化。
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
进口替代是一种内向型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的实质,是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取代进口货,并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来逐步实现工业化。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只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其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基本未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是减少原料产品的出口,并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提高工业品的自给能力,逐步实现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先后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
一般来说,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第一步发展普通消费品工业,即非耐用消费品工业。因为,相对说来,发展普通消费品工业,需要的资金少,技术简单,占用的劳动力多,而且有现实可靠的国内市场,这对缺少资金和技术但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易于进行的。到一定时期后,随着国内市场的饱和,普通消费品工业的替代逐渐结束。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面临新的选择。有些国家逐步扩展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中间产品的进口替代,即转为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也有些国家转向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到底走什么道路,是由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幅员较大,自然资源较丰富,其转入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战略的可能性较大;如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自然资源贫乏,但剩余劳动力较丰富,基础设施较完备,则转为出口替代战略较为合适。实践证明,实施侧重于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战略难度较大,进展缓慢,但有利于较快地提高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
为顺利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避免国内的幼稚工业遭受国外进口品的摧残,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进口替代产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进口替代产业实行保护政策。其中,包括通过进口许可证、进口限额和外汇管制等手段来限制进口替代品的进口数量,直至杜绝进口,以防止进口品的竞争。同时,它们还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进口附加税等手段来增加进口品的销售费用,以提高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能力;通过减免营业税、公司税和生产中所需生产资料的进口关税,提高本国货币币值等办法,以降低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其利润水平。但是,货币升值也会降低进口替代品的进口价格,提高进口品的竞争能力,不利于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为此,有些发展中国家在对进口实行严格管制,或课以重税的同时,实行复汇率制度,即对同国内产品有竞争力的进口品实行偏高汇率,以提高进口品的价格,保护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对国内产业所需投入品的进口实行偏低汇率,以降低其进口价格,进而降低进口替代品的生产成本。此外,为了扶植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在资金、基础设施、资源等方面提供方便与优惠。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外国垄断资本为了占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家的国内市场和攫取高额利润,往往通过在这些国家投资设厂的办法来绕过贸易壁垒。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采取限制外国投资的政策。
随着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口替代品基本上逐步满足了国内现有市场的需求,减少了外国垄断资本的掠夺和剥削,并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培养了一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扩大了就业,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国民收入,在某些方面减少了对外依赖性,经济自给能力有所提高。例如,从1948~1956年巴西的进口替代战略全面展开,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均6.4%,其中,农业为3.9%,工业为8.8%。又如,中国台湾在1948~1964年间集中力量发展食品、纺织等消费品工业,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形成了能满足其需求的棉纺织品、自行车和面粉等的生产能力,使自给率有了很大提高,进口占供给的比例下降。例如,棉纱由79.1%下降为0%,棉纺织品由71.3%下降为0.2%,自行车由100%下降为0.2%,面粉由46.4%下降为0%,电灯泡由59%下降为10.8%。但是,这种发展战略也有一些消极方面。主要是:由于这种发展战略必须实行保护政策,缺少竞争,因而不利于促进国内产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这种在高保护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从而随着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产品销售愈加困难,甚至无法继续扩大生产,导致经济停滞,由于实施这种发展战略虽然减少了某些商品的进口,但往往某些资本货物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却大量增加,而出口又不能扩大,从而导致国际收支逆差严重。另外,由于对进口替代产业实行保护和扶植,必然导致国内各集团和各阶层间的收入不均状况更加严重。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发展民族经济的初始时期,进口替代战略对于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是,长期实施这种战略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
出口替代是典型的外向工业化战略,也有人称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它的特点是,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并将其产品投入国际市场,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代替农矿初级产品的出口,以推动工业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战略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最初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进口替代战略的缺陷日益暴露,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另找发展经济的新途径。但是,应该看到,它们之所以能实行出口替代发展战略,是因为进口替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使国内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各项基础设施,有了一批熟练工人、技术和管理人员,而且,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能力显著提高,积累了一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经验。另外,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二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正是在这些有利条件下,一些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利用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积极发展以出口为目标的纺织、成衣、鞋袜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实行战略转移,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替代发展战略。
在实施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中,有的是以增加国产原料的加工层次为主,但一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则以加工进口原料为主。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阶段,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限制越来越严格;同时,又有一批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的新的出口加工国出现,成为那些早期实行出口替代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国家的竞争对手。在这种双重压力下,一些工业,技术基础较好的实行出口替代战略的国家提出搞“产业升级”,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电子、仪器仪表、机械、钢铁、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过渡,向更高级的出口加工工业转化。
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为了增强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般要贬值本国货币,减少或免征出口税,有的国家还给予出口补贴。为了扶植出口工业的发展,许多国家对生产中需要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减免进口税,允许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减少所得税,以优惠条件提供贷款、土地和基础设施,协助开拓国外市场等。此外,为了吸引外资入境投资办厂,以解决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的困难,利用外资的销售网开辟国外市场,许多国家对外资企业也实行种种优惠政策。如在一定时期内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减免进口关税,允许加速折旧,以优惠条件提供贷款、土地和基础设施服务,允许自由汇出资本和利润,并保障投资安全,对外资不实行没收或国有化等。
有些发展中国家为加速出口工业的发展还建立了出口加工区。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专门划出一块国土,兴建厂房和各项基础设施,成立专门机构,为来区内开业的外资企业提供方便和服务。同时,对外资企业实行特殊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外商到区内投资办厂,发展出口工业。
与进口替代战略相比,出口替代战略所制定的汇率较为切合实际,鼓励出口,实行低关税政策,因而实施这种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市场不足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增加了出口和外汇收入,扩大了就业,提高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因此,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较快,效率较高,工业化进程较为迅速。表6-2说明亚洲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情况。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成就更为突出的是新加坡。它于1959年颁布“新兴工业(豁免所得税)法令”和“工业扩展(豁免所得税)法令”,1961年成立了经济发展局,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1966年提出奖励出口办法,1967年公布“经济扩展奖励(豁免所得税)法案”,转向出口替代发展战略。1979年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向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发展。通过这些发展战略的实施,新加坡的国民经济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它的国内工业制品的直接出口值由1968年的5.98亿美元增至1978年的132.26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1960~1982年间高达7.4%,198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620美元。
表6-2 成功的出口者的经历
注:*为列示时期中的最后一年。
资料来源:摘自[美国]安妮·O.克鲁格:《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金融与发展》1985年6月号,第21页。
通过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虽然扩大了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国内市场相对饱和而造成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困难,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战略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对制成品的吸收能力,因而在世界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期,实行这种发展战略国家的经济容易遭受冲击。其次,有些国家由于大量引进外资,不仅劳动人民创造的巨额财富以利润或利息的形式被掠走,而且,外国直接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润的汇出造成沉重的外汇压力,那些通过大量举借外债进行投资的国家更是债台高筑,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造成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发展。此外,它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一样,由于它对某些产业实行扶植的政策,必然导致国内不同集团和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
四、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从上述几种发展战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独立后,为求得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和实现工业化,一般都经过进口替代阶段来保护民族工业的成长。在进口替代任务基本完成后,有的国家转为出口替代的外向发展战略。但是,也有些国家在积极扩充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进口替代的广度和深度,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和鼓励出口制成品的政策,实施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
有人认为,同时执行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战略会发生一定的矛盾,甚至是不可能的。其主要理由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就必须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而出口厂商使用他们的产品作为投入品则势必提高生产成本,导致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从而制成品的出口贸易很难发展。实际上,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并不要求一切消费品(包括生活消费品和生产消费品)都由国内来生产,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出口厂商的投入品完全可以通过进口来满足。另外,在一个国家外汇极度短缺和迫切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外汇收入时,出口厂商因使用国内生产的投入品而提高生产成本所造成的损失,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或给予出口补贴等办法来弥补。由此可见,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不能同时实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一些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很大,只要实施正确的政策,就有可能将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战略结合起来,建立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自主地发展国民经济。因为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国际化日趋加强和国际经济关系愈加密切的20世纪后半期,即使这些规模较大的国家,如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就无法吸收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也不能获得有利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于发展本国经济的辅助效果。另外,就这些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如果抛开国内市场,不充分发挥国内发展经济的潜力,片面追求面向世界市场,即使得到一些“好处”,也只是杯水车薪,很难起到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国际市场变幻莫测,一旦发生较大的波动,这些国家难以像一些小国那样进行及时的调整,以摆脱国际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因此,有些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强调自力更生和立足于国内经济的基础上,通过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收外国资本和引进先进技术,在不断扩大国内市场容量和发展内需工业的同时,积极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实施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前进。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长期重视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尤其侧重发展重工业。独立前,它只有一些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钢铁和煤炭等重工业微不足道,机器制造业仅能生产一些简单产品,或将进口的零部件进行装配,还有一些机器修理业。但是,独立后,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它已初步建立了包括冶金、机械、汽车、拖拉机、飞机、船舶、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建材、电子、精密仪器、原子能以及各种轻工业在内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70年代以后,印度又在不放松对国内某些工业的必要保护和积极扩大国内市场的基础上,逐步放宽对出口的限制,进而采取一些措施来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它还放宽了外国资本的业务经营范围,对外资企业提供更多的优惠,加强对外国技术的引进与吸收工作,鼓励外资企业也转向生产出口商品,从而,在不断扩大纺织品、茶叶等传统商品出口的同时,非传统商品的出口也急剧增加。它所生产的采矿、钢铁、石油化学、交通运输以及一些轻工业部门所需的机器设备,不仅满足了国内需要,而且还向国外出口。50年代,印度机械工业产品出口在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70年代以后迅猛增加。
但是,印度的出口贸易额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很小的,以1978年为例来说仅为5.7%,显著低于实施典型的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60~1970年为3.4%,1970~1982年为3.6%,同期,工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4%和4.3%。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算快,属于中等偏下,但印度经济却没有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较为稳定地向前发展。
表6-3 印度出口贸易和机械产品出口的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印度政府财政部经济司[MinistryofFinance(EconomicDivision)Governmentof India]《1985/1986年度经济调查》(EconomicSurvey1985~1986),印度政府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64~165页编制;其中“*”摘自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84页。
巴西在1967年以前的较长时期里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1967年上台的新政府大幅度调整了经济政策,积极吸收国外的直接投资的贷款,并通过取消对出口的歧视性税收,放松对用于出口所需的进口限制,对出口直接给予补贴和实行货币小幅度贬值等办法,努力推动出口产业的发展,实施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在1967~1973年期间,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创造了年均增长10%的“巴西经济奇迹”,而且制成品出口也成倍增长。
表6-4 巴西的制成品出口
资料来源:根据[英国]C.H.柯克帕特里克和F.I.尼克斯松(C.H.KirkpatrickandF.I.Nixson):《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TheIndustriaLisationofLessDevelopedCountries),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资料编制。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之后,实施这种内外向相结合的战略,就能较为稳定地发展国民经济,减少由于实行出口替代战略所受到的国际市场的冲击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有害影响。它也有利于克服由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所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的困难,有利于消除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对工业发展的束缚。另外,它所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又能适当吸收外国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这种进口替代与出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虽然克服了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替代战略给经济发展造成的某些障碍,但它却没有摆脱传统发展战略共有的一些弊病,如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此外,有的国家由于过多地吸收了外国资本,不仅遭受巨额剥削,而且债务负担日益沉重。
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是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和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其中,尤其机器制造业直接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军事和科学研究等各个领域提供技术设备。因而,发展重工业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巩固国防和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从长时期看,要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并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独立自主地发展国民经济,就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使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所以,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使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较之其他部门更快些。
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曾说:“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如果要搞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要有制造机器的重工业”。[1]在尼赫鲁的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印度在1956~1966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着重发展了重工业。其后,印度政府对国营工业投资的重点也是放在重工业。例如,在1976~1977年度中央政府的企业投资总额中,钢铁工业占28.5%,化学和制药占18.7%,煤炭工业占11.5%,重型机器制造占7.3%,采矿(不包括采煤)占6.4%,石油工业占6.2%,合计占78.6%。从而,印度重工业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独立后,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从1967~1977年连续制订和实施了三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三个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把资金的绝大部分投向重工业。其中,基础工业占国家工业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8.7%、86%、88%。从而建立了以碳化氢工业为中心的包括钢铁、金属加工、机器制造、电力、建筑材料等在内的重工业部门。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不是片面发展重工业,而是要求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中,重工业的投资更多些,速度更快些。但是,有些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国家,由于没有相应地安排其他部门的发展,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同时,由于没有轻工业和农业在市场和资金等方面的相应配合与支持,导致重工业孤军作战,基础薄弱,出路不宽广。另外,由于发展重工业一般占用的资金多,建设周期长,发挥效益慢,从而难以迅速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基于以上种种原因,一些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国家,先后进行了战略调整,加强了农业和轻工业,以求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六、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战略
一般说来,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生活消费品的轻工业,需要的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利润大,而且多属劳动密集型工业,因而有利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另外,生产普通消费品的轻工业所需机器设备和工艺技术较为简单,而且原料大多来自农业,所以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优先发展轻工业的战略。
表6-6 南朝鲜产业结构的变化(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资料来源:[日本]柳原透:《发展战略的南朝鲜模式》,《亚洲发展战略的基本方向》,亚洲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
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邦政府后便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以纺织、成衣、食品、造纸、印刷和木材加工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由于这一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新加坡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基本上满足了国内人民的消费需要,而且缓解了当时就业严重不足的困难,并为以后转为出口替代战略和逐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南朝鲜于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到1964年以前,也是实施优先发展轻工业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纺织、面粉、制糖等轻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64年以后实施出口替代战略,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仍然优先发展轻工业,并通过“以轻养重”的办法逐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步伐,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重化工业的产值才超过轻工业。(www.daowen.com)
由于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南朝鲜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65~1973年间为10%,1973~1983年间为7.3%。同期,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4%和11.3%。1965~1983年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7%,198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2010美元。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实施优先发展轻工业战略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长期实行这种战略也会产生一些弊端,特别是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主要依靠进口,因而难以摆脱对外依赖性和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以,除了在工业化初期,或者由于前一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从而导致轻工业严重落后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时期里实施优先发展轻工业战略外,一般都应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步伐,以争取建立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第三节 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热烈讨论的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它是在总结过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批判传统发展理论和模式基础上提出的各种主张和观点的总概括。迄今为止,对这一课题的探索和讨论仍在继续,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也未能提出更加完善的实施方案和具体行动措施。尽管如此,这种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已渐渐地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接受、采纳。某些意见观点已经成为这些政府制定本国发展规划时的理论依据。它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产生
“二战”后,在传统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指导下,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传统发展战略,特别是联合国也于20世纪60年代制定了第一个十年(1960~1970年)国际发展战略,强调把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工业发展速度作为最主要的发展目标和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与此同时,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加快工业化进程,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内部资金不足的困难,国际开发和援助机构竭力号召工业国家通过投资、贷款、开发援助、转让、培训等方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援助。在联合国和国际开发机构的倡导下,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和60年代先后开始了旨在加快资本积累和投资,加速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从数量指标看,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所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的目标,甚至超过了发达工业国同期经济增长的水平。然而,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当经济和工业化取得高速增长时,仍然伴随着贫困、失业、城乡和地区差别的扩大,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占人口最大多数的穷人生活没有得到改善,相反,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得的分配比重更少了。经济增长成果和带来的好处只使富人和中产阶级得益受惠。例如,在那些经济高速增长,按传统发展理论标准看取得更大成绩的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加悬殊,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P.格兰特在他的著作中说:“按传统标准看,墨西哥是非常成功的,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15年,每年上升6%或7%。但是,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失业却一直在增加,而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明显扩大。在50年代初,墨西哥人口中收入最高的1/5人口的总收入,等于收入最低的1/5人口的总收入的10倍,到1969年就达到16倍。”[2]这不仅仅是因为“墨西哥人口增长非常快,还因为政府的政策忽视了墨西哥全国的劳动密集型小生产,而首先鼓励大农场和建在城市的工厂。此外,政府提供的就业、住房、教育和保健设施一般也都对高收入集团有利”。[3]应当指出,这种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合理和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首先要维护统治阶级和有产者的权益。结果,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公平分配,贫困没有自然地消除。相反,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最富有的阶层手里,占总人口40%的最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到20%,有些国家甚至低于10%,他们依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详见表6-7。
表6-7 若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
续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28、229页。
同时,在传统发展思想和模式的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脱离本国的实际和能力,不适当地强调工业化,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因而忽视或无力顾及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发展,忽视了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协调配合,从而陷入了不讲究经济效益的高投入、低产出,以及盲目刺激高消费的恶性循环之中。事实证明,这种高增长发展战略还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经济的畸形发展;农业落后,粮食和农牧产品短缺,交通运输设施陈旧;财政、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恶化;以及外债急剧上升、债务负担难以承受的困难。反过来又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衰退和下降的局面。而且,鉴于现存的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不利地位及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高增长发展战略时将不可避免地要把相当部分的成果作为利润、利息及其他各种费用转移到国外,流入国际金融财团和跨国公司的腰包。
另外,在传统发展战略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片面工业化政策还导致其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一些重化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甚至爆发像印度博帕尔工厂那样严重危害生命安全、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例证就是非洲热带森林被遭破坏,撒哈拉沙漠迅速扩大带来的灾难。1982~1985年的严重旱灾使非洲大陆陷入深刻的“生存危机”,几百万人饿死荒原,几千万人营养不良。
实践使人们重新认识发展的概念和含义。经济增长不包括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而且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内部条件和外部国际环境的制约。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等同工业化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能仅用量的概念和数字统计去衡量。而且,即使经济确实增长了,人均收入指标也提高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贫困问题就能解决了,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对传统发展理论和战略提出批判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再迷信和崇拜经济增长的各种数量指标,而是更密切注意和强调发展进程中的质量概念,开始探索新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在制定联合国第二个十年(1970~1980年)国际发展战略时,各国专家和学者比较一致同意把社会发展目标作为主要内容列入发展战略的范围。除了经济增长、工业发展等指标外,还把教育、保健、营养、住房、收入分配、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发展等社会指标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同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的综合发展战略强调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改善收入分配,减少和消除贫困等内容。因此,它亦可称为“增长与公平”的发展战略,或“增长与再分配”的发展战略。
二、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和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提出了各种观点和模式方案,引起了各种不同的评论,目前仍在探讨和争论。而且,新战略提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方案还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验证和进一步完善,使之更加切实可行。虽然这些观点和方案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基于以下几点共同的思想和立场。
首先,他们认为传统发展理论和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单以经济增长来衡量发展是片面的。实施传统发展战略并来消除贫困,也无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因此,应该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合变化了的世界形势和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以消除贫困和争取公平分配为目的,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中心内容的综合发展战略。它要求在整个发展进程中体现出人类文明、物质文化、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自己情况和需要的行动方案和具体模式。
其次,赞成新战略的人们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改良政策措施来实行某种结构性改革,争取达到收入的公平分配,使贫困阶层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他们寄希望于各国政府和上层人士,认为只要这些人能真正致力于社会变革,廉洁公正,新战略就能顺利推行,并能得到人民,特别是农村贫困阶层的积极响应。
最后,他们主张改良和变革的重点不仅要放在经济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上,而且还应强调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参政、决策和体制改革等方面需实行更广泛的改进,使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平等。
由此可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既对传统发展理论,也对激进派的观点持否定态度,是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色彩的理论观点。目前,这种观点已被有些国家政府和上层人物所接受,并采取了下列相应措施:
(一)满足基本需求,消除贫困
满足基本需要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主要的发展目标和核心内容,并为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大力宣传和推崇。他们称这种战略是向贫困发起攻击,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满足基本需要战略是强调满足最大多数贫穷人民的最低物质和非物质生活水平之需。它是这一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基本需要”的方面包括食品、住房和衣着的消费;清洁安全的饮用水和保健卫生医疗服务;文化教育、公共交通、社会福利等公用服务设施等物质需要,以及包括民众自由、安全、自决、参政、享有民主权利等各种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内容。当然,满足基本需要作为综合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并不排斥经济增长目标。恰恰相反,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该战略的先决条件。因此,经济增长和满足基本需要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曾经指出的那样,穷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必须达到7%,才能保证到2000年前后满足这些国家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4]
赞成这种战略的人[5]还认为,满足基本需要目标最适合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为实施这种战略可使这些国家稀缺的和有限的资金得到合理和充分的利用,取得最佳效果。美国社会卫生协会(ASHA)曾设计了一套衡量发展的参数指标和计算公式。它把一国的就业率、识字率、平均估计寿命和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乘积除以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的乘积得出一国发展的衡量指标值,认为理想的指标值应为2023。按传统发展战略模式,一国的经济增长需使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才能实现理想的发展目标,而如果采用这种新的综合发展战略,则只须使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即可达到2023这个理想指标值。而且那些非物质因素的需要只要政府制定恰当的方针政策,加强指导和帮助,充分发挥各种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可收到良好的效果,不一定非通过经济增长和高投资手段实现。许多人引用斯里兰卡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成功例子。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斯里兰卡属低收入国家。但该国政府通过增加教育、保健和社会福利开支,实行社会福利、教育的低收费制度,增加粮食价格补贴,免费定量供应部分食品等政策措施,积极推行满足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尽管取得的成绩和进展是低水平的,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斯里兰卡在许多重要的社会指标方面都超过了许多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73年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达120美元,但平均寿命为68岁,婴儿死亡率为45‰,死亡率为6.4‰,出生率为28.6‰,识字率达76%。其平均寿命、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相当于1939年美国的水平。[6]1983年斯里兰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30美元,平均寿命为69岁,婴儿死亡率为37‰,死亡率为6‰,出生率为27‰,小学已经普及,人均日卡路里供应量已达需要量的107%。[7]
为实施和保证新战略的成功,它们强调包括分配和对外贸易在内的生产结构改革,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力,扩大和开拓国内市场;调整工业发展方向,生产满足最大多数人需要的消费品;改善资金的分配和利用,采用符合本国实际的适用技术或中间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和农村发展,缓和城市膨胀、失业剧增的矛盾,以及缓和城乡、工农业和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矛盾。同时,他们还呼吁国际开发援助机构重新确定对外援助方向和重点项目,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金额。他们认为,如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有140亿~15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资助穷国实施新战略的优先项目,就可满足10亿穷人最低物质生活的需要。这些措施理所当然得到最不发达国家的欢迎。然而,也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同意把满足基本需要作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目标。尤其是拉美国家害怕发达国家的援助集中在最不发达国家,而对拉美国家的援助减少。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害怕自己永远处在不发达状态,经济得不到增长。
(二)强调增加就业机会
国际劳工组织在考察了哥伦比亚、肯尼亚、斯里兰卡等国之后,针对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上升、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失业严重的情况,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时应优先考虑增加就业,提供生产性就业和基本社会服务就业,以提高人民大众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劳动力就业增长相适应,以便缓和因失业带来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的加剧,减少社会不安定的种种因素。
对于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途径方面,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应该重点发展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部门。这些部门所需的投资相对少些,但可创造比其他部门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符合许多资金短缺、劳动力多、失业率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为此,国际劳工组织要求这些国家根据本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和引进恰当的中间技术,以便发挥现有的基础设施、劳动力、传统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作用,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改变投资方向
不少经济学家通过对不同阶层在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分析研究,提出边增长、边再分配的主张,[8]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从而使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所改变,使穷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比富人更快,逐步缩小差距。他们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采取重新分配增加的收入和改变新资产形成的各种措施,也许是更可取的办法,而且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方法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也较少。”[9]为此,不少发展中国家重视增加那些与低收入者直接利益有关,能促进其生产率提高和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投资,重视教育、卫生保健和信贷等方面的发展。他们认为应把那些规模大的高、精、尖投资项目转变为更有实用性的中小型项目,使投资从比较集中的工业地区和大城市转向需要发展的边远地区和农村集镇,从而使低收入阶层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和好处,在渐进和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逐步改善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四)强调人力资源开发
舒尔茨[10]和阿德尔曼[11]等人研究了开发人力资源对于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的积极影响后指出:“发展的首要目的不仅是帮助穷人达到相当好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在经济及其他方面创造条件,让穷人及其子女继续得到自我成才的机会。”[12]为此,他们提出了在经济发展中开发人力资源的设想。他们认为,第一阶段应该进行激烈的资产再分配,缩小财富占有,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巨大差别,对金融资本的积聚也加以一定限制。这一阶段的经济可能处于低速或出现负增长,但却为下阶段的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第二阶段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包括加强医疗保健、在职人员培训、初、中等教育、成人教育及科技推广活动,进行必要的人口迁移和就业变动等项工作。通过这种广泛的人力投资,使全民的身体、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迅速提高,为经济的高速增长积聚大量人力资源。这一过程约需10年的艰苦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伴随着经济低速增长和政治社会动荡的局面。第三阶段推行以人力资源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化战略,使经济开始出现高速增长,就业和收入也出现持续增长。这时,只要注意制定恰当的政策,如小国实行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政策,大国执行内向和外向相结合的工业化战略,它们就可使经济增长与收入公平分配的发展战略取得成功,实现消除和摆脱贫困的目标。他们还认为,“这一整套办法——资源的再分配、大规模的教育措施、劳动力的密集增长等项政策——必须按先后次序加以采用,以求达到迅速成功。不完全按照这一计划行事,诸如只用土地改革或只进行教育而无劳力的密集增长,是不能奏效的”。[13]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开发人力资源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如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增加了教育经费所占的比重,在努力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积极开办职业培训班,并通过发展中小企业的办法扩大就业人数,等等。
(五)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地区
由于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忽视农业,造成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不相协调,出现结构性的失衡。因此,新的发展战略主张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农业和农村地区。他们认为,农业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来说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提供价格稳定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从而保证人民的基本消费需要和劳动力价格的稳定。随着工业化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指农业以外的劳动者的收入),对农产品和原料的需求也将相应扩大。如果农业得不到协调发展,势必影响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速度。第二,农业部门拥有扩大就业的巨大潜力,无论是直接的(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农产品加工及农产品的销售服务等领域),还是间接的(包括农村消费增长、购买力提高促进工业发展带来的就业扩大)渠道均可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促进就业者收入增加。优先发展农业、加快农村地区的繁荣对许多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完全切合实际、势在必行的。它可为经济发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目标作出贡献。
为实现这种战略目标,他们提出,首先,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创造前提。其次,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节约型的技术为主,通过农业技术改革和推广,改良种子,使用化肥、农药、扩大灌溉面积等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通过扩大国内外市场的销售,为农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前景,为向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业过渡,为农村劳动力向其他经济部门转移创造物质前提。最后,为了加快农业发展,他们还增加政府农业投资,修建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提供资金、税收和信贷等优惠,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中国家在优先发展农业部门的同时,促进工农业的协调一致,互相配合,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发展。
除上述措施外,发展中国家还认为,只有在国际形势出现某种变化之后,这种战略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它们还在实施本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同时,积极开展争取建立较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努力改善外部经济环境。
三、对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实施的评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已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确定为各国发展战略和计划的主要内容。一些国家在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具体规定了各项社会发展目标,以及相应的改革和调整措施。从各国初步取得的成绩和效果看,只要选择适合本国实际的战略模式,采取正确和得当的政策措施,政府的号召能得到人民的响应,也会取得一定的进步。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加上在实施中的努力程度和措施是否得力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在不同国家中取得的成效很不一样,甚至有些国家由于领导不力或未真正实施预定计划而发生了挫折和失败。这说明,新的发展理论和思想需要逐步消化吸收才会变为实践的指导,同时,理论和模式也要不断总结经验才能进一步完善。
应当指出,提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经济学家一般属改良派。他们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去寻求较为公平合理的改革,因此,这种战略不能不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但是,鉴于目前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格局,各国的政治形势、阶级力量对比,人民的觉悟、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等诸因素的影响,这种新战略的思想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吸引力的,正被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层和决策者所采纳,被发展中国家中下层居民所欢迎。因而,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根据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的实践,以下几点经验可供借鉴和参考。
1.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多样性,因此在实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手段和措施,进行多种选择。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己的特点、需要、资源状况和发展水平,本国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等特点,以及文化、民族传统等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选择恰当的战略和模式,以求达到最佳的预期效益。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别国的经验或模式。也就是说,在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时应有适当的灵活性。
2.更好地满足基本需要和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是长期的任务,需要各国认真努力,艰苦奋斗才能实现。在一定意义上,它比取得经济增长更难,需要政府和决策人把计划变成真正的实际行动。从目前实施新战略的情况看,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很多。有来自政府官僚的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抵制,有因经济实力弱小而无力推行某种改革或实施某些政策措施。因而直至今天,大多数穷人的生活状况仍未得到明显改善,公平收入分配的改革停滞不前。因此,发展中国家实施满足基本需要战略只能处于低水平状态,真正的公平增长更难推行。尽管如此,如果各国政府确实努力实施这种战略,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还是可以取得进展,实现一定程度的改革的,从而改善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缓和其政治和社会矛盾,为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
3.在实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是因为实施新战略需要加强宏观控制,需要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也需要加强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和管理,所有这一切均与国家的职能和作用紧密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自主决策能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是实现新战略的关键因素。在这些方面,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别很大,因而效果也明显不同。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办事效率高,以及较为廉洁公正的政府,无疑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取得较好的成效。相反,腐败、官僚主义、专制独裁的政府,不可能真正实施新战略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相反,甚至成为他们聚敛财富、鱼肉人民的机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和贫困。
4.农业和农村发展是新战略成败的关键,在实施过程中,应该优先安排。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了的国家,一般来说,经济增长较为稳定和迅速,工农业发展较为协调,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差别缩小。相反,忽视农业和粮食生产,忽视农村发展,不仅使农业长期处在落后状态,甚至成为阻力,拖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导致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展缓慢。目前,有些非洲国家出现饥荒和粮食短缺,除了客观原因外,还与他们政府长期忽视农业或农业政策不当有关。这一教训已引起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和密切注意。
【注释】
[1][印度]鲁德尔·达特和K.P.M.逊德哈拉姆(RuddarDattandK.P.M.Sundharam):《印度计划中的发展战略》,《印度经济》(IndianEconomy),斯·德昌有限公司,1985年第22次再版,第122页。
[2]詹姆斯·P.格兰特曾任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引文摘自其著作《自上而下的成长:面向人民的战略》1973年12月《发展问题论文之十六》,海外发展理事会编,华盛顿出版,第7页。中文引自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19页。
[3]詹姆斯·P.格兰特曾任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引文摘自其著作《自上而下的成长:面向人民的战略》1973年12月《发展问题论文之十六》,海外发展理事会编,华盛顿出版,第7页。中文引自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19页。
[4]亚伯拉罕·萨马特:《从“增长”到“基本需要”:发展理论的演变》,载于《世界经济译丛》杂志,1985年6月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经济译丛编辑部。
[5]其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有:马赫布·乌尔·哈克,曾任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政策规划和计划审查处主任;保罗·斯特里登,牛津大学伊丽莎白王后学会会长,英联邦研究所所长和巴利奥尔学院研究员,曾任世界银行政策规划和计划审查处高级顾问;詹姆斯·P.格兰特等人,以及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组织。
[6]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525页。
[7]根据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附件指标)。
[8]提出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是霍利斯·B.钱纳里(曾任世界银行发展政策部副主任)等人。
[9]霍利斯·B.钱纳里:《结构学派研究发展政策的方法》,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7月第1版,第100页。
[10]舒尔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
[11]阿德尔曼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
[12]艾玛·阿德尔曼:《重新评价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重新确定目标》,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八辑,商务印书馆,1984年7月第1版,第16页。
[13]同①,第2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