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微博舆论案例研究

一、河南考生“被落榜事件”

李盟盟原本是河南省开封县陈留镇的一名高中生。2010年高考，她考了565分，高出河南理科一本线13分，其分数虽未达到她一本第一志愿郑州大学的最低投档分，但却超过了她二本第一志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最低投档线28分，因此她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录取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然而，李盟盟却迟迟没有等来意料之中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当年是河南省第一次网上填报志愿，因为她操作不熟练，第一次志愿并没有申报上去，等到补报志愿的时候，县招生办的工作人员竟然将表格放在抽屉里忘记了提交。已经复读了一年的李盟盟很有可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困境，她和父亲李国新多次到开封县招生办、开封市招生办、河南省高招办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无奈之下，2010年8月12日李盟盟在一位本家嫂子的帮助下在百度河南贴吧发了一个题为“开封县县招办把我的大学梦毁了”的帖子，在帖子中她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希望可以通过网络为自己“申冤”。但由于网上类似这样的求助帖子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条，因此李盟盟的这条帖子很快便被甩出了贴吧首页。所幸的是这条帖子在8月14日被《成都商报》的记者牛亚皓无意中看到，他决定调查该事件，并于8月18日撰写了一篇名为《招生办忘记提交高考志愿 谁来赔她的大学梦》的报道，李盟盟的遭遇终于得以曝光。牛亚皓还号召包括自己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让他们帮忙在网上就“李盟盟事件”发帖。

随后，有网友将这一事件发布在天涯论坛上，引起了天涯社区商务运营总监、知名微博写手梁树新的关注。8月19日他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一个关键词为“我要上大学”的帖子：“转自中学生：李盟盟，21岁，河南开封县陈留四中学生，今年高考565分。因县招生办失职把她的志愿申请锁在柜子忘了提交，造成任何大学都上不成。河南省高招办回应，此事不予处理！李盟盟是农村孩子，为供其上学，妹妹辍学打工，父亲打工摔断了腿！”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这条微博已经被转发了五千多次，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条微博就以每小时近万条的转发量居微博转发排行榜之首。此同时，河南当地媒体大量跟进报道李盟盟事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该事件迅速发酵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紧接着梁树新又通过微博发出了“致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的一封微信”，以求让李盟盟求学一事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一千多名网友自愿充当信差在微博上传递这封微信。

在网络、微博和传统媒体的合力“轰炸”下，开封市有关部门不得不迅速作出反应，开封市市长亲自指示有关部门要做好李盟盟的补录工作。8月20日晚上，李盟盟接到河南省招办通知，她已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录取。忘记提交李盟盟档案的县招办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处分。

李盟盟“被落榜事件”又是一起通过网络和微博寻求帮助的案例，通过对事件经过的描述可以看出，网络和微博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微博的介入，将该事件从一起普通的网络求助事件迅速升级为网络热点事件，从而扭转了该事件的走向。我们可以简短地对该事件作一回顾：

2010年8月3日，李盟盟得知自己“被落榜”；

2010年8月12日，李盟盟家人网上发帖求助；

2010年8月14日，《成都商报》的记者得知该事件；

2010年8月18日，《成都商报》的记者撰写了关于该事件的报道；

2010年8月19日，知名微博写手梁树新微博发帖：“我要上大学”；

2010年8月20日，该贴被转发近万次，居微博转发排行榜之首。与此同时，河南当地媒体大量跟进报道李盟盟事件，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也进行了报道，“被落榜事件”发酵成为了一个社会热点事件；

2010年8月20日晚，李盟盟接到河南省招生办通知，她已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录取。

该事件从发生到结束的这一链条之中有两个关键环节，分别是李盟盟家人网上发帖求助和梁树新在微博上对该事件的转发。李盟盟“被落榜事件”能够成为网络热点事件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是从李盟盟家人网上发帖求助开始的；《成都商报》记者得知该事件后介入调查并为之撰写报道，推动了该事件的发展；随后梁树新在微博发布“我要上大学”的帖子，一夜之间引发微博舆情，继而引起河南当地媒体以及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对该事件的关注并进行了跟进报道，“被落榜事件”至此进入了高潮；而李盟盟接到自己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录取的通知，则标志着该事件的结束。可以说网络的介入推动了该事件的第一次转折，微博的介入则是该事件的第二次转折。“李盟盟事件”在微博引发舆情的过程可以用前文建立的模型进行描述：梁树新出于对李盟盟遭遇的同情，将该事件转发到微博，希望可以为李盟盟提供帮助并揭发此不公现象；消息一经发布，便引起他微博交际圈内关注者的围观和评论，并纷纷进行了转发；由于梁树新拥有较多的粉丝和较高的关注度，使得该信息的扩散速度极快，短时间内已被转发达万次；随着参与人数的不断增多，该事件升级为微博突发事件，获得了更大的关注度，吸引了十余万微博用户的参与，微博舆情就此形成。

事件发生后，李盟盟一家选择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尽快解决问题的这种手段，可以说是人们在遇到问题时的常规手段和首选方案。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经常由于各方面原因而使得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在常规手段失效的困境之下，选择通过网络或微博寻求帮助，就成了很多人的“第二套方案”。李盟盟通过网络发帖求助虽是无奈之举，但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该事件自8月12日开始在网上传播，一直到8月20日晚该事件得以解决，仅仅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从一周前的极度失落到一周后的皆大欢喜，这段经历用李盟盟自己的话说“就像过山车一样”。

李盟盟“被落榜事件”之所以能够得到众多网友和微博用户的同情和关注，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涉及了“高考”的话题。现代社会，高考对于中国学生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对于李盟盟这样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考上大学可能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高考，或者他们身边的人经历过，因而人们懂得作为复读生李盟盟为考上大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受着来自家庭和学习上的双重压力，也能够体会李盟盟在考取了高分却因工作人员的失误而无法投档时的失落和绝望。因此李盟盟的遭遇很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该事件获得人们同情和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关系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开封市高考招生部门拒绝为工作人员的错误“买单”而使得李盟盟最终无学可上，那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将会遭到践踏，这是任何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公民所无法接受的，人们不允许这样的结果出现。

“被落榜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人们对一些现行制度的质疑：在广大农村学生尚不熟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贸然采用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是否合理？为什么没有建立一套纠错机制，对于由管理部门员工失误所造成的错误进行及时补救？下一次出现“被落榜事件”，如果没有媒体及时介入，“被落榜者”是不是只有接受被落榜的命运？或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被落榜者”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发帖子、找媒体、跑部门，才能讨回公道呢？

二、微博“打拐事件”

2011年春节期间有一起非常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就是微博“打拐”，事件起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教授所发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2011年1月17日，于建嵘收到一封孩子遭拐卖的母亲发来的求援信，于是把这件事发在他的微博上，这条微博迅速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1月25日晚，于建嵘在微博上开通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官方账号，表示“希望大家见到街头乞讨儿童就拍照或录像”，并发布到微博上，希望借微博力量，寻找那些被拐卖的乞讨儿童。短短两周的时间内，“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已有粉丝7万余人，据统计，共有近千张网友街拍乞讨儿童照片被发布在该微博上。微博“打拐”行动也得打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支持，他通过微博回应：“我会通过微博和大家保持沟通，欢迎提供拐卖犯罪线索。对每一条线索，公安部打拐办都会部署核查。”

2011年春节期间被拐卖了三年之久儿童彭文乐的成功获救，将微博“打拐”推向了高潮。2008年，湖北人彭高峰3岁半的儿子彭文乐被人在深圳抱走，彭家人在撕心裂肺的折磨和苦苦寻找的煎熬中度过了三年。《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得知此事后对该事件进行了跟踪调查。2009年，微博方兴未艾，邓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新浪微博上第一次发了彭文乐的照片，之后每次逢年过节都会再发一遍，他希望微博网友趁过年过节回家探亲之际帮助寻找彭文乐的踪迹。2010年9月，他再次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上发布了一张彭文乐的照片，该条微博截至2011年春节已被转发6 000多次。2011年春节期间，一位回乡探亲的大学生，发现村里一个小男孩像极了那张在微博上被疯传的寻人启事，便通过微博上的联系方式给彭高峰打了电话，并用手机拍下小男孩的照片传给了彭高峰。彭高峰见到照片后欣喜过望，他在邓飞的陪同下去公安局报了案。随后两地警方共同出击，彭文乐成功获救。(www.daowen.com)

彭文乐的获救可以说是人们利用微博创造的一个奇迹。被拐卖三年期间，彭文乐音信全无，脸上的一颗痣在被拐卖后已被点掉，名字也改为韩龙飞，只凭借彭家人和公安机关的力量来寻找彭文乐无异于大海捞针。况且随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其形貌特征变化很快，小时候的记忆也会逐渐模糊，那时候再想找到他，更是难上加难了。微博“打拐”这一事件反映出的是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涌动的不可小视的民间力量，这种力量促使政府与民间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正是凭借着众人拾柴，微博“打拐”这把火才能烧得如此之旺。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社会状况比较复杂，各种社会问题频发。政府机关在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常常会感到无从下手，或者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充分调动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可以助政府部门一臂之力。微博的出现为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它打破了地域的限制，让天南海北的人共聚在微博空间，他们或是评论时政，或是出谋划策，或是揭发不良现象，或是提供破案线索……在微博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的管理之中，分散的民间力量得以凝聚。微博打拐便是人们利用微博参与社会管理，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典型事例。在该事件中，微博技术上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微博极低的准入门槛吸引了遍布城市和乡村的广泛使用人群；它便捷性和即时性的特点允许微博用户使用手机随时随地登录微博、更新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方式正是基于该功能的发挥；微博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可以使微博信息快速地、大范围地传播，对于横跨多个地区拐卖案件而言，信息的覆盖范围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而微博的转发功能可以轻松实现微博信息横向上（跨省市）和纵向上（跨城乡）的快速传播，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可传播到各个地区。

微博“打拐事件”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由头，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的探索和实践以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完善，微博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民众利用微博参与社会管理的形式也将会更加丰富。

三、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

2011年6月，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用户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立即作出回应，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红十字商会这一机构根本不存在；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向记者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女儿；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而致歉。

炫富，本是网络上一种炒作的手段，然而这起看似寻常的炒作事件，因其和中国红十字会扯上关系，从而引发了众人对中国慈善机构的拷问。此前，网络上时常爆出一些地区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擅自挪用赈灾款丑闻，如2009年1月，网上爆出山东单县红十字会副会长挪用捐款游山玩水；温州红十字会一出纳从2005年开始擅自挪用赈灾款总计达126万余元等。此类事件的接连发生极大地刺痛了民众的心，再加上红十字会的运作模式不够透明，早已使人们产生了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感。因此，尽管郭美美已被澄清和中国红十字会无关，但人们却不希望此事就此了结，人们想通过这件事挖出更多的东西。

有网友在微博上再次爆出惊人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有工作人员办企业经商。譬如中国红十字总会募捐箱办公室主任张赢方，既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副主任、红十字传播基金副秘书长，同时竟然也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总经理；通明堂（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老总韦莹是红十字传播基金秘书长，竟然开公司卖黄金白银古董。而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关联公司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首席执行官翁涛更是爆出郭美美是原公司董事王军的女友，其名车、名包均为王军所赠。这一系列的爆料不由得让人心生疑虑：身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怎能开公司忙着赚钱？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类的关联公司是否在利用红十字会的资源发财？关联公司这种模式是否适合在公益事业中采用，有没有产生灰色地带的风险和漏洞？这些疑虑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数额骤降。民政部发布的2011年第2季度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下旬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

该事件的发生以及它对慈善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2011年7月，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北京刘安元律师事务所、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相关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于当年12月31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对调查结果和相关决定做了通报。调查结果证实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严重违反公益组织的基本原则，在项目运作中确实存在关联交易，因此决定撤销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并将依据法律法规对遗留问题进行相应处理。与此同时，红十字会总会也认识到总会在行业红十字会的组织管理方面、在红十字品牌的使用和保护方面以及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并表示要推进改革，重新塑造社会公信力，确保中国红十字事业的健康发展。

微博上的一场炒作闹剧在众人的舆论围剿之下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该事件中，微博凭借着其出色的舆情制造能力，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件被曝光后，大批关注者迅速涌入，“郭美美baby”的微博粉丝以每分钟上百个的速度增加，短时间内吸引了几十万人加入，与该事件有关的微博数量更是达到二百多万条。但人们的关注点却不是炫富女孩，而是其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在众人的质疑声中，舆情风暴呼啸而来。每一个参与到郭美美事件中的微博用户都像是一个道德民兵，他们通过评论、转发以及对事件相关信息的深度挖掘，将该事件的真相及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内幕一步一步地呈现出来。在微博构建的这张巨大的监督网络之下，中国红十字会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迫使红十字会总会迅速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工作，最终作出撤销商业系统红十字会的决定，并表示要加快推进行业内部改革，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由此可见，微博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流工具和传播平台，它凭借着先进的技术优势，可以对社会监督及文明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总之，微博改变了网络舆论格局，尤其是助推突发事件舆情传播，并使之成为常态。社交型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全面呈现，在时效性和参与度方面赶超传统媒体，使社会舆论媒体功能结构发生变化。微博成为最具影响力媒体，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注释】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2)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又译勒温，1890—1947）是传播学研究中把关人理论的创立者，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其代表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等。他是一位美籍德国犹太人，1890年9月9日出身于维也纳，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到前线参加作战。1921年，他到柏林大学任教，与格式塔心理学派建立联系，并成为该学派的积极倡导者。他于1933年移居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艾奥瓦州立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心理学教授。

(3)见《社会科学研究》，2012（1）。

(4)见《新闻世界》，2011（6）。

(5)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现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巴马竞选团队的法律事务顾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律师协会分权与政府组织委员会副主席，美国法学院联合会行政法分会主席；现任白宫信息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他是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桑斯坦还是《新共和》（New Republic）、《美国前景》（American Prospect）、《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他的许多著作已经被译为中文，包括：《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偏颇的宪法》、《网络共和国》、《就事论事》、《行为法律经济学》、《设计民主》、《信息乌托邦》等。

(6)见《北京日报》，2011－05－27。

(7)参见戴丽娜：《微博舆论领袖的识别方法与管理策略研究》，载《新闻记者》，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