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死场中的苦吟

诗人的最后创作虽然是在到达顶点的一瞬间完成的，但它到达这个顶点却需要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度尽管各不相同，却都是在其生死场中进行的。

人一生下来就落到了生死场中受着生与死的洗礼，诗人把这种受洗礼的经历和感受写进了作品里，溶进了他们的神话中。在那些自杀的诗人的大部分作品中，我们似乎能够嗅到其间一种浓郁的死亡气息，感受到诗人强烈的死亡欲望。我们甚至还能在他们的重要作品或者被称之为遗著的作品中看到诗人详尽地描述他自杀的过程，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灵的煎熬啊！

半个多世纪前，苏维埃时代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戕而亡，人们在震惊之余，又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不止一个人认为“谁都可能自杀，惟独他不会。”（阿达莫维奇）甚至觉得“把自杀的念头与这么一个人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卢那察尔斯基）

其实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生活在“未来王国中的”诗人，对现实的格格不入使他对当时流行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超光速、时间隧道等新思想非常入迷，陷入了无羁的遐想之中，而他最向往的就是战胜死亡，即人的不朽。因此在他的诗意神话中，不朽及其形象贯穿始终，成为其作品一以贯之的核心主题之一。不朽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心目中，不属于彼岸，而属于此岸。在那如山丘一般的坟墓里，无数的死人复活了。这是诗人的神话也好，是诗人的幻觉也好，诗人的诗已经全然生活化了，而他的生活也艺术化了。因此，自杀成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不绝如缕的旋律时，我们便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了。在电影剧本《你过得好吗？》中，当一位女共青团员自杀的消息传来时，诗人说：她跟我太相像了！随后，剧中人诗人开始为自己设想各种自杀的方法：上吊、钻火车、跳河、枪毙、割脖子、跳楼、服毒……诗人自述道：他从小就为这一代人的痛苦而痛苦，视生活为苦役，因此强烈向往未来，向往不朽和永恒。可是与日常生活的单打独斗，越来越没有出路，取胜无望。诗人注定要被窒息在“此时此刻”：“妈妈！……/告诉妹妹，告诉柳达和奥莉娅，/他已经无路可逃。”（写于《关于这事》诗稿页边的一句对白。）这句话后来几乎逐字写在诗人留下的遗嘱中：“妈妈，妹妹和同志们，请原谅——这不是一个好办法（我不希望别人采用这种方法），可我的确无路可走了。”这样不祥的哀乐在长诗《人》和《关于这事》中奏响得最强烈。诗人在《人》中写道：

心蹦向枪弹

喉咙梦想着刺刀在《关于这事》中诗人则无比悲怆地痛诉：

为什么不让我打死自己，

不让我在桥柱上撞碎我的心脏？

在《人》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他的自杀过程，而在《关于这事》中则将自杀进一步细节化了。这几乎不是文学作品，而成了事实文献了。

深深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丽莉早就察觉到诗人对自杀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丽莉是诗人心中爱神的偶像，马雅可夫斯基把她看成是自己的红粉知己，对她怀着刻骨铭心的爱。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虽然也有过波折，但他和丽莉包括她的丈夫勃里克，一直保持着一种既像是朋友，又像是情人的关系，相濡以沫，肝胆相照。马雅可夫斯基将他与丽莉相识的一天称作是他一生“最高兴的日子”。15年中，马雅可夫斯基写给丽莉的情书多达125封，并且把自己的所有诗作都献给丽莉。因此丽莉成为诗人精神王国的一部分，她对诗人的自杀也早有预感，她知道她或许可以延缓却不能阻止诗人的自杀。马雅可夫斯基对她多次说到要自杀，并且确实有两次想把自己打死，手枪里总给自己留着一颗子弹。

马雅可夫斯基从生死场的苦吟到走向他最后创作的顶点，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已不重要了，他的自杀或许就是一场生命的赌博，是向未来神话世界的勇敢的一跃，因为现实对他已不存在。

同样，在我们称之为文学女人的三毛的作品里，我们也感受到的三毛对死亡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她的第一部作品集《雨季不再来》中就表露着浓重的忧伤和孤寂，死亡的阴影仿佛对她紧随不舍，使她陷入极度的恐慌，她一次次跌落在自我那黑暗虚无的世界里，就像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苦苦泅渡，内心充满无助感，就如她在《惑》中写下的：“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消失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不复存在了，我会消失……”三毛的这一心魔使她与自杀结下不解之缘，在《极乐鸟》中她透露了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死亡信息：

现在似乎比较明白我的渴望了，我们不耐的期待再来一个春天，再来一个夏天，总以为盼望的幸运迟迟不至，甚至我们不明白，我们渴求的只不过是回归第一个存在去，只不过是渴望着自身的死亡和消融而已。

……

我要把一件事在心里对付清楚，我要绞死自己，绞死爱情。(www.daowen.com)

三毛几度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虽然她没有马上自杀，但她已经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只不过是她和荷西的爱情神话还没有开始罢了。

撒哈拉沙漠成就了三毛和荷西的爱情神话，但是当她自以为是她生命的另一半荷西突然撒手西去后，三毛步入了感情的死谷，只是因为尽孝的责任的牵绊，她才与死亡又一次擦肩而过，但她只是选择做一只暂时的不死鸟而已，因此她在《惜生·生之喜悦篇》中发出了“活比死艰难”的慨叹。体验着“生的艰难，活的痛苦”的三毛其实已经步入死亡的轨道。最后当黄昏恋情和创作双双受挫，她和荷西的神话再也无法延续时，三毛便彻底绝望了。她说：“我已经没有什么路可走了，我觉得好累好累。”又说，“我并不害怕死亡，死亡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能是很美丽的。”既然生存的痛苦已远远超出对死亡的恐惧，选择死亡便成为必然。她曾对父母说过，“我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的这条路，你们也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三毛的悲剧在于跌入自己编撰的梦幻里，在梦与真的边缘徘徊，亦幻亦真，不愿放弃梦幻，也不回避死亡。其实这也是三毛的可爱之处，是三毛之为三毛的缘故。三毛自杀前一个月，曾独自去西藏远游，尽管当时三毛身体十分虚弱，但她依然还是踏上了那世界屋脊的神秘之地。在那令人向往的神话境地，三毛追寻到了延续她的神话的奥秘了吗？三毛一生飘泊，现在她应该结束自己的漂泊生涯，从滚滚红尘的喧嚣中解脱出来了。三毛匆匆地走了，这对她来说是又一场旅行，因为她说过，“出生是明确的一场旅行，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

海明威这个生死场中不折不扣的硬汉，他的一生和著作其主题更加都是和死亡、自杀联系在一起的，死亡和自杀笼罩了海明威的整个世界，无论在他的生活中还是在他的著作里，读者时刻都能感受到死亡的存在。

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尼克，他的一生中的许多事件都和海明威的生活密切相关。《印地安人营地》中的尼克的经历便体现了少年海明威对死亡的思考。尼克的父亲是位外科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一把大折刀为产妇做了剖腹手术，当孩子降生时，躺在床上的丈夫不堪忍受妻子分娩的痛苦，用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尼克第一次目睹死亡，受到很大震动，同时也很困惑：“为什么他要自杀？“很多男人都自杀吗？”“死很难吗？”这时尼克从印地安男人之死想到了自己，死亡的恐怖开始侵袭他的心灵。在《三声枪响》中，尼克意识到自己早晚必死，为了驱逐心理上的恐惧，他朝天连开三枪。尼克后来成为典型的海明威主人公的雏形，在《大二心河》中的尼克看到战场上横卧的尸体便陷入精神错乱之中，任何思想活动都会使他想起死亡的恐怖。死亡是那样的冷酷，即使是身材魁梧的拳击家也不得不躺在床上万般无奈地等待着它的到来（《杀人者》）。海明威一生多次遭大难而不死，他两次到非洲狩猎因飞机失事被宣告死亡，他亲自读到过关于他的死亡的讣告，一方面他庆幸自己能够死里逃生，另一方面他更真切地体会到死亡的气味，因此在《丧钟为谁而鸣》中，他不仅借比拉尔之口写出了死亡的气味，而且在《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中进一步写出了死神的形象：它像一条呼呼喘着气的鬣狗，发出令人窒息的声音，把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了哈里的胸口上……。在海明威眼中，死亡的意象是丑恶的，代表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却时刻遭到海明威内心深处硬汉气概的强烈反抗。在《死于午后》里他明确告诉人们：他“最大乐趣之一就是感受到死亡的控制下产生的对死的对抗。”因此海明威不像那些存在主义作家那样惊恐地玩弄死亡游戏，而是直面人生必然之结局，寻求对付死亡的良方。他在作品中经历一次次生与死的拥抱，在对死神的不断摆弄中寻求心理上精神上对死亡的超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与主人公一起穿越一个个生死场，经历一次次在现实中也许难以面对的厄运和困境，从而获取面对死亡的精神力量和勇气。《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罗伯特·乔丹以他悲壮的行动与世界搏斗以期有一个辉煌的结局，他沉醉在对牺牲过程的庄严勇敢而富有风度的品尝中，“他用勃勃的生命丈量了从天堂到地狱，从地狱到天堂的路程，热烈而不动声色地恭候着死神。”恭候死神当然还是很痛苦的，海明威的硬汉气概不在于他在生死场中苦吟，追求死亡，而是学会正视死亡，主动“贴近”死亡。

海明威晚年曾对他的传记作家克特·辛格（Kurt Singer）说过：“我父亲是自杀的。我年轻的时候还认为他是个懦夫。但后来我也学会了正视死亡。死亡自有一种美，一种安宁；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我不但看过死，而且还读过自己的讣告，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但是只要你活着，就要以最好的方式活下去，充分地享受生活。”^[1]悲怆的死亡意识所激起的巨大生命激情使海明威和他笔下的人物始终都要向自己和世界证明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以此来对抗死亡无时不在的胁迫，即使遍体伤痕，也要在被命运吞没之前，抖擞出一种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明明知道教规禁止自杀，自杀是对上帝特权的侵犯，但他还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勇敢地，把自己最喜爱的双筒猎枪插进自己的嘴里，他要向人们证明的是：死亡并不能征服他，只是借助他的力量才达到了目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像海明威那样无所畏惧地自戕，她投河前留给丈夫一张字条：“世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幸福。”她以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死去，唇上带着优雅的话语。

1941年3月的一个黄昏，弗吉尼亚·伍尔夫走向住所旁的乌斯河，上衣口袋里装满鹅卵石，抱了必死的决心，沉入波光粼粼的河流中。

沉没在水中，是这位英国女作家曾经在作品中预演过的悲剧，这一次，她以女主角的身份参加了它的正式演出。对弗吉尼亚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溺水自杀并非一件恐怖的事情，而是一次新航程，一次向不死之海的自然回归。

弗吉尼亚出身书香门第，母亲早逝，父亲莱斯利·史蒂芬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作家与文学评论家。弗吉尼亚从小就遍览家里的大量藏书，父亲也鼓励她形成和抒发自己的感想，为其以后的写作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幸的是上帝把一种精神上的疾病抛给了弗吉尼亚，成为她无可克服的痛苦。这种痛苦既赐予她创造的力量、艺术的源泉，最后又引导她走向死亡和寂灭之境。孤寂的弗吉尼亚至少有一半是为了让过早逝世的亲人——母亲、姐姐、父亲、哥哥——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而写作。母亲朱莉亚，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同情心，于1895年弗吉尼亚13岁时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继任了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父亲，“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儿的文学启蒙者，死于1904年；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1906年离去……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少年进代，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纠缠着她的想象。她把往昔的记忆凝结为《出航》、《达罗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杰出的小说。然而这样做，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而她始终压抑着，独自背负着死亡的记忆和重负，在生死场中苦吟和挣扎。

《达罗卫夫人》是弗吉尼亚对精神错乱和自杀进行研究创作的一本小说，意在通过精神错乱者和神志清醒者的眼睛同时看世界。所谓“精神错乱者”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的年轻人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4年战争中，他在“为莎士比亚而拯救英格兰”的理想激励下出生入死，战后却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精神痛苦。在厌世人世的激烈情绪的驱使下，他的内心常常要发出这样的喊声：“自杀吧！自杀吧！”他甚至会突然对妻子建议道：“现在让我们来自杀吧。” 赛普蒂默斯终于从窗户跳出自杀了。小说中的“神志清醒者”便是克拉丽莎·达罗卫，议员理查德·达罗卫的妻子。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同样是内心的孤独者，她与达罗卫之间似乎相敬如宾，却是精神上的陌路人。她婚后的性冷淡作为“一种内在的核心，渗透全身”。甚至看到来往的出租车时也会产生一种恐惧，“她觉得，哪怕活一天也非常非常危险。”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她时常感到自己会毁灭”。当她听到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后，死亡的意念猛然更加加重，最后被包裹在赛普蒂默斯死亡所投射的浓重的阴翳里。她独自走进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身临其境似地体验赛普蒂默斯死亡瞬间的感觉：从楼上跳下，只觉得地面飞腾着向自己冲来，墙上布满的锈尖刺穿身体，以及头脑中发出重浊的砰砰……随后便在一团漆黑中窒息了。弗吉尼亚接着想道：

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和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中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会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死神倒能拥抱人哩。

她又揣测：“那个青年自杀了——他是怀着宝贵的中心而纵身一跃的吗？”然后她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如果现在死去，正是最幸福的时刻。”^[2]弗吉尼亚原来的构思是让克拉丽莎自杀，后来改由赛普蒂默斯一个人承担这个命运。但她后来在《海浪》中还是让书中的女主人公之一罗达自杀了，罗达溶进了弗吉尼亚本人的重要体验。罗达从童年起就被死亡意念缠绕着，中年时她又徘徊在自杀的边缘，最后终于如伯纳德所报道的那样走上了自杀之路。这仿佛是弗吉尼亚本人生命结局的纤语。但死亡对罗达来说已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她投向大海时就像是在向孕育生命的自然母体回归。而小说男主人公伯纳德最后的独白更表明了弗吉尼亚对待死亡的态度：

在我的心中也涌起了浪涛。它高涨着，耸起背脊。我又一次觉察到了一种新的欲望，有什么东西从我心底涌起，就像一匹骄傲的骏马，它背上的骑手先用马刺踢着它，然后又把它向后勒住。现在，正当我骑在你的背上伫立着，在最后一段跑道上跃跃欲试时，我们究竟望见了什么样的敌人正在向我们迎面扑来呢？这就是死亡。这敌人就是死亡。我正在向着死亡冲去，平端着我的长矛，头发迎着风向后飘拂，就像一个年轻人，就像当年驰骋在印度的波西弗（英国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最后见到了骑士们艰难寻找的“圣杯”——传说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过的杯子，后来盛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流下的血，象征着基督教理想和人类救赎的希望。弗吉尼亚让伯纳德在想象中模仿波西弗策马奔驰的身姿，暗示人类对生命的信念和对死亡挑战的勇气。）那样。我用马刺踢着马。我要纵身猛扑向你，我不曾失败，也用不屈服，啊，死亡！^[3]

1940年，德国空军对英国连续实施“海狮”行动和“月光奏鸣曲”行动，共投弹15万吨，伤亡数万之众。弗吉尼亚的丈夫伦纳德是犹太人，他深知英国一旦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时，他们像蛾子一般骚动不安，设想过自焚，也设想过服毒。1941年3月28日，59岁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跳入乌斯河的激流，印证了她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会像浪尖上的云一样消失。”

诗人是神话世界里的精灵，他们在梦的世界里为人们制造美梦，制造幸福，自己却在生死场中苦吟，在地狱和天堂间徘徊。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最后的创作才更显得艰难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