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帝国对峙的诗人

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纤夫。在俄国文学的队伍中，总是圣徒牵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如果说19世纪俄国诗人的“放逐、牺牲和死亡”，居于世界各国之首，那么20世纪俄国诗人的死亡率（包括自杀率）则达到一种整体的、纪念碑群的程度。20世纪的俄罗斯诗人带着富有诗意的悲痛和引人同情的维特式的忧郁，付出了比前辈更沉痛的血的代价，成为与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道德和精神的力量，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观。

20世纪初在俄国的革命和内战，使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的打击，一夜之间知识分子发现他们已身陷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曾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自省，蔑视专制，痛恨庸俗，珍视生命，反抗苦难，尊崇艺术和宗教顷刻间都变得分文不值。布尔什维克无情地宣布，将挥动历史的铁扫帚清除资产阶级文化和一切残渣余孽。“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诗人向往的诗意消失殆尽。在工人中享有崇高声誉的无产阶级的海燕高尔基愤怒地抨击道：“我特别怀疑地、特别不相信地对待俄国的执政者——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8]他甚至再一次以预言家的勇气石破天惊地指出：“列宁是‘领袖’，也是俄国贵族，这个已经消失的阶层的心理品质列宁并非没有，而正是他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试验。”^[9]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与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不断发生冲突，结果被指责是“在为反革命服务”而被彻底查封，他被迫到意大利呆了10年，而且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而高尔基是被革命领袖看好的伟大作家，即使是在下令关闭《新生活报》时，列宁仍然认为“高尔基是我们的人”，“他与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联系太紧密了，他自己就是来自‘下层’的。”^[10]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敏锐地预言俄罗斯真正灾难性的20世纪来到了，果然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苦役和枪决大规模进行，据索尔仁尼琴很谨慎的估计1953年以前的35年之内，在古拉格群岛上服过刑的一共有四五千万人，死亡率每天通常达到百分之一。索尔仁尼琴在描述古拉格群岛可怕的政治背景时说“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就和在群岛上每个杂役脚底下都有一个一般劳动的深渊（和阴曹地府）一样，我国每个居民脚底下都是群岛的深渊（和阴曹地府）。”索尔仁尼琴总结了古拉格群岛死里逃生的人们的感受：“在整个地球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比布尔什维克的自称为“苏维埃”的制度更残暴、更血腥、同时又更狡黠奸诈的制度。他们懂得了：不论是按其虐杀人数之多、延续年代之久、计谋策划之深思远虑来说，还是按其彻底统一化的极权性质来说，人世间的任何其他制度都不能和这个制度相提并论。甚至当时遮住了整个西欧的眼睛的希特勒制度，与此相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使俄国知识分子长时期处于悲境之中，而整个的俄国文学也几乎都流亡到国外去了。所以索尔仁尼琴认为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俄国根本就没有文学。俄国的文学被扼杀了，在扼杀了文学的时代和国度里，诗人的存在有何意义呢？^[11]

20世纪俄罗斯诗人所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的困难和艰危，如果他不按照帝国的命令去写作，便意味着危险，意味着死亡。以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抗拒帝国专制是他们悲怆的选择。今天，当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遥想20世纪俄罗斯诗人无迹可寻的墓地时，怎能不由衷地发出感慨：诗人啊，你的英魂何在！

20世纪的俄罗斯诗人一定羡慕19世纪的先辈们，他们虽然处在一个在他们看来非常黑暗的时代和国度，但他们却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高谈阔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内心危机；他们可以创办刊物，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争论思潮、流派、风格和方法；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北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也能在决斗中名垂史册；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块净土以作永久归宿，而他们的去世则常常让整个俄国，甚至整个欧洲和世界都陷入悲哀之中。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沙皇专制、农奴制和一切黑暗势力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托尔斯泰去世时，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违抗法令，走上街头以游行示威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导师。缪斯似乎特别钟情于19世纪俄罗斯诗人，他们的精神高悬于帝国的权力之上，大声宣告着旧时代的消亡。而20世纪俄罗斯诗人却没有他们的先辈那样幸运，他们注定要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自己和俄罗斯的悲剧性的诗篇。

1921年革命初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勃洛克死后两个星期，古米廖夫作为“人民的敌人”倒在行刑队的枪口下，他残存的诗札上写着：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而“文明之子”曼杰斯塔姆则被发配到苏俄版图最边远的集中营，10多年后作为一个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帕斯捷尔纳克曾在自传体散文《人与事》中沉痛地回忆了俄罗斯几位优秀诗人的自杀：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帕奥洛·亚什维里、法捷耶夫。在帝国权力高悬诗人精神之上时，他们命中注定要被逼上时代的祭坛。(www.daowen.com)

1910年当托尔斯泰去世时，15岁的叶赛宁刚刚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的文学沙龙，不久他便以夜莺般的歌喉征服了诗坛，成为20年代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然而1925年冬天的一个凌晨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里诗人却割腕自尽。对于诗人的自杀，也有人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可能是他杀。但夜莺确实死去，这对于诗人本人和俄国文学都是一个悲剧。作为“俄罗斯文坛唯一真正的抒情诗人”，叶赛宁追求完美的浪漫主义气质使他一直寻找着理想的爱神，却一直找不到一个永远爱他的女人。在叶赛宁心中一直有一个想象的美丽的圣像，让他燃烧着爱的激情，可一旦圣像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人，就缺少了那份完美，这就使他感到失望，因此诗人无法长久地保持自己的爱情，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却又无法放弃自己的追求，一直处于迷惘惆怅之中，因而在传统和革命者的眼里他被视为游戏爱情的浮浪弟子。其实作为俄罗斯最纯粹的诗人或俄罗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叶赛宁一直感到困惑和痛苦的是他的艺术追求与时代和社会的矛盾，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写了许多歌颂革命、歌颂社会改革的诗歌，但诗人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叶赛宁总感到自己的诗歌充满了对具有美妙田园风光乡村的眷恋，跟十月革命的潮流不合拍，因为他从心底里热爱的仍是安详、宁静的自然和与自然最近的乡村。因而他为自己作为诗坛的夜莺——一个著名诗人应负的责任未能达到而深感愧疚。他渴望有人能理解他，然而没有任何人理解他。他是柔弱的夜莺，不是矫健的海燕，况且海燕也只能飞往国外。20年代文学派别的争斗更加剧了他的失望，无产阶级文化派把他视为同路人，未来派则把他作为意象派进行攻击，这一切由社会对他形成的巨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万分的孤独和愤懑，他像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东奔西突要挣脱锁住自己的无形的网。然而他无法挣脱，绝望中他只有求救于死神。

对于叶赛宁的死，其时从未来派正转变为革命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在感到惋惜的同时又对他作了批评,他觉得在这种生活里死去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让生活变得美好。然而这个被斯大林称为“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革命诗人”和被帕斯捷尔纳克称赞具有“铁一般的内在自制力”的漂亮小伙子却在四年多以后随叶赛宁而去。马雅可夫斯基早年曾跟未来主义者大卫布尔·柳克学习绘画，1912年，他们出版了《给社会趣味的一记耳光》，宣告了“未来主义”的诞生。马雅可夫斯基以“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登上了文坛,但随着未来派分裂成“列夫”（左翼文学战线）和“莱夫”（革命文学战线）两个阵营，马雅可夫斯基对未来派厌倦了，1930年2月6日他申请加入了“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并成为“马普”（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员。这样却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诗人失去了一大批昔日的未来派朋友，遭到了他们无情的抱怨和责难，使诗人在最后的日子里感到无限的孤独和痛苦；另一方面在诗人向往的“拉普”内，他遭到了宗派主义者无端的歧视、攻击、孤立和迫害，给诗人在精神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戕害。他高傲的灵魂被彻底击跨了，4月12日他含泪写下了绝命书《给大家》，4月14日他以一声尖厉的枪声熄灭了自己的生命之火。诗人在遗言中大度地宽容了对手，然而“拉普”的领导人却上书斯大林，说诗人迷失了方向，甚至似乎诗人“死有余辜”。其实“马雅可夫斯基生平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一句话，文学停滞了”。^[12]

帕奥洛·亚什维里是象征派时代以后的杰出诗人，美男子，“他才华横溢。他的眼睛闪灼着心灵之光，他的双唇燃烧着激情之火。”^[13]却在1937年大逮捕、大清洗中精神崩溃，用双管猎枪的霰弹打碎了自己的颅骨。两年后一直流亡在国外的“20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从巴黎返回苏联，却又在两年后悬梁窒息了自己的声音，因为帝国不能容忍她的声音。此前她已家破人亡：丈夫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以《毁灭》、《青年近卫军》闻名于世的法捷耶夫作为“拉普”和苏联作协的领导，目睹了苏俄诗人的悲剧，“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之中走了过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14]从而彻底摆脱了“卑鄙龌龊地生存”，因为他清醒地看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东西已被专横跋扈的官僚和败类所毁，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生命已失去意义。因此他要以最后的方式来警醒继续“卑鄙龌龊地生存”着的人们：不能再将诗人逼上祭坛！可他也没有能够逃脱成为这祭坛的对象，岂不悲哉？

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俄罗斯诗人与帝国的对峙无疑是力量悬殊的较量，高悬于诗人头上的帝国专制可以将诗人碾为粉末，最终却无法战胜诗人纯粹的精神和内心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