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死之美的遐想
诗人的死之思和他的艺术之思是不可分割的,当诗人在作品中尽显生命之光时,他往往暂时抑制了对死亡的恐惧,不管是意识清醒时的冷静,还是情绪高昂时的冲动,他都会将他的死之遐想演绎得有声有色,绚丽多姿,死亡因此而不再可怕,不再凶残,不再丑恶,变得和蔼可亲,美丽动人,充满魅力,死亡乃是一种幸福的遐想了。“死亡是一种美”,世界著名艺术大师毕加索便如是说。
阿拉伯近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采用散文诗体的黎巴嫩著名诗人K·J·纪伯伦在他的作品中对死之美的遐想可谓达到了极至,在他死之美的世界里,死亡是一杯让人心灵沉醉的爱的美酒,是一曲动人心弦的甜美的安魂曲,是一场幸福无比的去天国前的洗礼:
请让我安睡!爱的美酒已使我的心灵沉醉。
请让我长眠!我的灵魂已经尝够了岁月的辛酸。
请在我的灵床四周燃起香炉,点起蜡!将玫瑰花和水仙花的花瓣往我身上撒,再把麝香粉撒进我的头发!
请把香水洒到我的脚上,然后请再读一读,看看死神的手在我的前额写了些什么。
……
请把琴弹起!让那银弦的奏鸣萦绕在我的耳际。
请把笛奏响!用那甜美的曲调织成薄纱,罩住我那快要停止跳动的心房。
请把挽歌吟唱!用那迷人的词句为我的感情铺灵床,然后请你们仔细察看、端详,瞧瞧我眼中的希望之光。
……看吧!死神像一根光柱,立在我的灵床与苍穹之间。请你们屏息静听!你们会同我一起听到它白色的双翼抖动的沙沙声。
来!同我告别吧,我的弟兄们!吻吻我的前额——用那含笑的嘴唇!……(www.daowen.com)
让孩子们走近我的灵床!让他们用一只只又白又嫩的小手抚摩抚摩我的颈项。让老人们走近前来为我祝福!用他们那青筋毕露的手在我额上轻抚。让左邻右舍的姑娘走近我的身旁,看看上帝在我眼中的影像,听听天国永恒的乐曲在我弥留之际发出的急促的回响。[1]
诗人浪漫主义的尼采式想象,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死神降临时的美妙时刻,没有恐惧和痛苦,只有坦然和欢乐,充满盎然诗意,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美的享受,在这种轻松、迷人、美妙的境界中,为人世所累的人们不由不产生一种对死亡的向往。这样诗人便暂时成功地逃避了对死亡的恐惧,在他死之美的世界里获得了自由。他用札拉斯图拉的口吻描述自己升向天国时的情景:
啊!我已经登上了山顶,我的灵魂遨游在自由自在的苍穹。
啊!我已经远去了,远去了!我的弟兄!雾霭遮住了我的视线,山丘变得一片朦胧;千谷万壑淹没在寂静的海中;条条道路、蹊径被遗忘的手掌抹掉;草原和森林淹没在变化万千的幻影中——白的像浮云满天,黄的似阳光灿烂,红的如晚霞一片。
逐渐微弱了,那大海的波涛。慢慢消失了,那田间淙淙的流水声。人世的嘈杂、喧腾,此刻已变成一片寂静,我只听到那与灵魂的意愿协调一致的歌声。[2]
这是怎样一种美妙和幸福的感觉!缥缈,轻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变化万千,五彩缤纷,灵魂与永恒的歌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死亡吗?比之生,难道不让人更感到美好和向往吗?诗人尽显死之美,遮掩了死亡的凶残之光,把尘世中忧虑不安的人们引进了一个心灵得以暂时可以超然的世界,虽然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却能够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安抚,哪怕只有一点点安抚,也会使人得到一份心灵的宁静。倘若令人惧怕的死亡让人感到不过是一场灵魂的洗礼,不过是去天国聆听永恒的歌声,那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古德兰对死之美的向往就表明了诗人这样真实的情感:
死是多么美丽、崇高和完美,盼望它又有多好啊。在那里,人可以洗掉在这个世界沾上的所有谎言、耻辱和污秽。这是一次彻底的清洗和令人愉快的身心恢复,是去向未知的、确切无疑的和不会降低人身份的世界。毕竟,只有在完美的死亡的前景里,人才是富有的。这样盼望纯净的死亡是与人性相左的,又是最令人高兴的。
对死之美的遐想,诗人并不只是满足于想象死神降临时瞬间的欢乐,从而逃避或超越死亡,诗人的死亡情结在作品中因他深邃的思想会赋予死亡崭新的意义,让死亡获得很高的审美价值。这在世界戏剧史上最伟大的篇章——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死亡是莎士比亚悲剧结局的标准,以至他悲剧的第五幕被称为“死床”,然而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升华。我们在莎士比亚悲剧中看到的不是死亡的交汇点,而是生活的继续,是死之美的最高表现。
在世俗社会里每个人都明白死是必然的,都对死充满了畏惧,但同时又在生活中不懈的追求生,追求爱情、事业、金钱、名誉、,努力地在永存的社会里为自己短暂的生命谋求一席之地,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而这种生存价值的实现,又让个人的心里产生了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延续或与世长存的感觉。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思考生还是死的严峻问题,只有在特殊环境里,面临求生就必须放弃自我的生存价值时,才会被迫进行生死抉择。
对于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公来说,他们必须考虑“活着还是死,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特殊社会环境里的人,他们各自都有着无比深刻的生存价值观念,他们本身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先进的思想和高度发展的个性与社会现实处于激烈的冲突状态,使他们一开始就陷入悲剧性的困境,他们越是奋斗,越是被推向生存的极限。当他们身心双方真正面临毁灭的选择时,这些高大而情怀激烈的悲剧英雄总是毫不犹豫地把肉体献给死神,将精神留在永存的人世。哈姆莱特身不由己地担起“重整乾坤”的重任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有霍拉旭一个人站在同情的立场上,还只是一个旁观者,更让他失望的是两位老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成了敌人的帮凶,他心中爱恋的姑娘奥菲丽娅也在无意中充当了克劳狄斯的工具。生存环境的险恶,使哈姆莱特意识到自己的必然死亡。因而他时时思考着死亡的价值。他深知,死亡尽管能使“心头的创痛、以及其它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三幕一场)。但是“如果我不去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蟊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五幕二场)一定要生存下去,用有限的生命去惩恶扬善,虽然“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说一个字的刹那间了结”,“时刻准备就是了”。于是哈姆莱特义无返顾地走进了生死场的决斗中。哈姆莱特从本性上来说是个善良的人,他对一切凶残的行为都深恶痛绝,但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要用“暴行”来对付“暴行”,为了坚定自己的复仇的信念,他不断地用残酷的词语鞭策自己:“啊!从这一刻起,让我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四幕四场)身陷死亡陷阱的哈姆莱特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悲剧的结局是必然的,哈姆莱特虽然未能完成“重整乾坤”的使命,但他已尽力了。他在死之前对死亡就有超然的认识,他的“延宕”只是由于他所在环境的限制,他一直顽强地承担着他不堪承受的使命,因此他的肉体虽然死去,但伟大的精神却使他永生。与哈姆莱特相比,奥瑟罗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英雄,他高贵的品德中因有了妒忌、憎恨、自私等卑劣的情感而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亲手扼死自己的妻子苔丝狄蒙娜,但在真相大白后,以自己英勇的死保全了他的荣誉,表现了超越死亡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上的胜利。李尔王则是一个具有寓言意义的悲剧人物,他虽然活了80多岁,度过了荣华富贵的一生,但事实上却仿佛根本没有生活过似的,甚至弄不清自己是谁。当他从帝王的宝座上自愿退位,双脚踩在人间的土地上时,他在心理上依然是抗拒的,他对考狄利娅埋怨道:“你们不该把我从坟墓中间拖出来。” 因为是考狄利娅使他“再生”,从“死”的安详中回到人世的痛苦中来。李尔在位时,是在皇宫这座“坟墓”里过着死气沉沉而又安然无恙的生活,但一旦被无情地推到世俗生活里,成为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人时,心灵所感受到的痛苦却逼得他几乎疯狂:普通老百姓的不幸遭遇;战争的创伤;邪恶与美德的殊死角斗……面对这些重压,李尔宁愿依然躺在他的“坟墓”里,但他的“坟墓”已被暴风雨摧毁。李尔必须“复活”,“复活”的李尔终于开始了新生,他“从个人哀伤过渡到挑起全世界悲哀的假想的担子”。他对女儿考狄利娅也产生了超越自然的神圣的爱,考狄利娅成为他心中的一盏明灯,是人类的希望,当最后他们一同被关进监牢时,李尔的思想达到了最高境界,他相信此时已了解了“各种事情的奥秘”(五幕三场),明白了怎样活着才有价值。人总要死,但问题不在于我们什么时候死,而在于我们怎样去生存。“对于尘世的虚幻而有的感觉激发了我们内心的爱,而唯有爱才能克服虚幻与短暂,并且使生命再度充满生机而得以永恒”。[3]这正是李尔死得那么自然又那么神秘的原因,一个不幸的国王的悲剧结束了,他永恒的希望却得以诞生。
面临生死抉择,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宁愿选择死,也不愿放弃他生存的至高无上的标准,他们以无畏决绝的精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价值,超越了只能毁灭肉体的死亡,显现了死亡的精神之美的至高境界。因而,我们才没有对主人公的死亡感到悲哀,而是对他的生存感到振奋和骄傲,我们的精神也没有随着主人公悲剧的完结而消沉,而是随着主人公对死亡的超越而升华。这样的死之美,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诗人所向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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