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富于纯粹理智的西方超然死亡论

对于死亡，西方诗人则表现了西方纯粹理智的智慧，他们仿佛在死亡之神面前设置了一道透明的屏障，隔着屏障他们可以看见死神，对着死神说三道四，死神却看不到他们，他们和死神同在，是那样的超然。

智慧超越死亡法。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被称为“大众哲学家”，他的哲学被称为“快乐主义”哲学，他在讲学场所伊壁鸠鲁花园的大门上的题词就是：“客人，你在这里将会生活得很好；这里将给予你快乐和至高无上的善。”“快乐主义”是伊壁鸠鲁对待死亡态度的基础。伊壁鸠鲁被誉为第一个医治“死亡创伤” 的人。在他看来哲学家必须医治人的心灵的创伤，尤其要医治因死亡引起的心灵的创伤。伊壁鸠鲁认为人的心灵创伤是由于对神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引起的，对神的恐惧来自于相信人死后将受到惩罚，对死亡的恐惧则来自对断灭的预期。如何消除这种恐惧呢？伊壁鸠鲁和他的学生卢克莱修发明了“智慧超越死亡法”。伊壁鸠鲁提出了著名的“死亡并不存在”的观点，认为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是感觉丧失的那一瞬间,这一瞬间没有痛苦,它既不属于生者也不属于死者,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本身已经不存在了。伊壁鸠鲁觉得一般的人逃避死亡，把它看成是带来巨大痛苦的灾难，这是非常愚蠢的；而盼望死亡，把它看成是摆脱人生灾难的休息，也是可笑的。只有把死亡看成与我们无关，我们才会对人固有一死这件事愉快起来。因此公元前1世纪一座大理石石碑上刻下了伊壁鸠鲁的哲学：“死不用怕，神不要怕。能够忍受痛苦，就能够得到幸福。”

伊壁鸠鲁的学生古罗马思想家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发挥了伊壁鸠鲁的思想，他指点我们：死亡并不可怕，人死了就不会有感觉了，即使天崩地塌对我们也无所谓了，因此更不必害怕死后还有什么可忧虑的。获得这种认识就能愉快地远离死神而生活。

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关于死亡的哲学就是“死亡与我们无关”的哲学，以智慧超越死亡，摆脱死亡的恐惧。(www.daowen.com)

死亡练习。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从理念出发，提出了灵魂不死的学说。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关心的是认识真理，即认识理念。当人还活着的时候，灵魂受到肉体的禁锢，不能彻底地认识真理；而当人死了以后，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释放，回到它原来的故乡理念世界，从而获得完全的真理。因此，死亡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我们死了，我们就能获得我们所希望的智慧。这样死亡不仅使人惊惧，还使人愉快。他毫不客气地抨击诗人和剧作家，正是他们发表一些让人害怕死亡的东西而使人不能勇敢地面对死亡。柏拉图石破天惊地提出：研究哲学就是“死亡练习”，真正的哲学家并不害怕死亡，真正的哲学家是“经常在练习死亡的人”。这种智慧除了理智以外，难道不也有一点浪漫之思吗？

柏拉图“灵魂不死”的原意或许夹杂了宗教因素，而黑格尔对它却作出了“纯哲学”的解释，黑格尔从“人是理性动物”这一基点出发，认为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生活在此时次地的个体，属于有生有死的感性世界，因而作为个体，人是必死的；但人的本质“理性”（思维）却属于超感性的世界，它是不生不死的。作为单个的人必死无疑，但“理性”（思维）作为人的理念却是不死的。当我们可以通过专注于思维（认识）而超越死亡时，我们就不会害怕死亡，就能勇敢地平静地对待死亡了。

与黑格尔差不多同时的叔本华则从另一个角度在他的《死亡论》中对柏拉图式的死亡论作了更为人能够理解的阐释。叔本华肯定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人类最大的恐惧来自对死的忧虑。他指出：死亡恐惧来自人类对于生命的执著，而这种执著是非常愚蠢的，人生苦短，拿它和茫茫的时空相比，什么都不是，人们却为这一微不足道的“生命历程”而恐惧不安，实在愚不可及。他说：“无可否认，生死的决定应是最令人紧张、关心、恐惧的一场豪赌，因为在我们眼中看来，它关乎一切的一切。”然而归根结底，个体的生死根本无足轻重，只有自然的永恒本质才是唯一重要的。自然对个体生命漠不关心，是因为个体生命的破灭丝毫不影响其真正的本质，因此我们应该具有与自然一样的态度，不必在乎生死问题。叔本华提出了种族不朽的观点，他以为已消失的生命和代之而起的生命其本质应该完全相同，只不过生存形式稍微更新而已，个人的死亡对于人的种族来说，不过像睡眠对于个人一样。死亡与睡眠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它对于生命没有任何危害。自然界的生物从其个体方面看，它们都只有一瞬间的停留，又匆匆走向灭亡。但从种族的角度看，万物似乎又毫无所损地正常地生存着，因此，种族不会衰老，它永远年轻，它以个体的变化和死亡为基础保存着其不朽。出生和死亡并不等于“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而是种族这一永恒生命的不停的轮换和交替。叔本华非常自信地说：知道种族是万古长存的，死亡与它毫无关系，我们就可以消除死亡恐惧，心平气和地心安理得地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个体毁灭，双眼呈现出不受死亡影响及其侵犯的种族的安详。

在平静中死去。叔本华的死亡论确实非常精彩，但他却并不准备实行之，在平常生活中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人，他喝水总是带着自己的杯子，甚至不放心把自己的脖子交给理发匠，这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苏格拉底以“我之死”的实际行动完成了他的死亡论：苏格拉底因被告“亵渎神灵”而遭审判，被处以死刑，其时他完全有机会逃离监狱，远离死神，但他却放弃了。柏拉图在《申辩篇》中说，当问苏格拉底是愿意选择流放还是死亡时，他选择了后者。“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死是最完善的生活，离开国土周游外地是死后的事了。”苏格拉底的令人难忘之处在于他对死亡的平静的选择，他的死“展示了沉浸于无可言喻的无知之中的泰然自若、严肃镇静。”苏格拉底认为死可能是人生中的至福，其实死要么就是虚无，人死后像在无梦的沉睡中，要么就是灵魂搬迁到异地，在那里我们将享受到与人类之精华谈话的至福，死亡的真相不管如何，对于善者来说，生或死都不会是不幸。他宣称：“男子汉应该在平静中死去。”因此他愿意死后以任何方式安葬，并且不准朋友们哀悼，在最后的时刻他似乎远离了生活，诙谐地说：“喝毒药前最好沐浴一下，这样就省得妇女为我洗身了”。苏格拉底这种泰然自若的深刻的明智的安宁的心境，使他在死亡面前获得了自由，令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死亡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本意，尽管死亡依然存在，苏格拉底不过是应命运之神的召唤而去。苏格拉底之死被西方奉为典范，其实这和庄子坦然赴死倒有异曲同工之妙，纯粹理智和浪漫之思如此和谐地相融，让我们不能不赞叹东西方先贤们思想的精深和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