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思无所归的命题

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加缪在他那本令人惊异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的开篇中就赫然写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值得或是不值得生存下去，便是回答了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 这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这是极富人生智慧的一个命题。

从远古时代一直至今天，人类行为中恐怕没有什么比自杀更特殊的了，因为只有人类才会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思考（虽然人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决定是活着还是结束生命。当一部分人做出了不值得生存下去的决定，并在他们认为的灾难到来之前选择了离开人间。一般人会认为他们是疯子，除了一些少有的英雄式的自杀行为让人称赞认可以外，自杀常常是社会谴责的对象。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自杀往往闭口不谈或隐瞒真相，使自杀这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的境地。1600年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之口提出了“生存还是死亡？”这个人类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里，都会有人选择了死亡？如果说自杀是人类的特殊行为，是自由的最高证明，即决定自己生存或死亡。面对他们的选择，我们该怎么尝试着去理解呢?自从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旧译图尔干或涂尔干，1858—1917）著名的论文《论自杀》发表以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于是那些享受当代统计学成果的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家、医生、文学评论家开始将自杀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有人甚至对古代至20世纪的自杀的历史作了一个综述，即阿尔贝·巴耶1922年出版的《自杀与道德》一书，在此基础上乔治·米诺瓦至20世纪90年代写出了《自杀的历史》一书，这些都是对自杀现象进行理解的一种尝试。迪尔凯姆从社会学角度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会知道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现象的增多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变细所造成的社会病态而引起的，它跟种族、遗传因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等关系不大，而跟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迪尔凯姆显然强调了自杀的社会因素，忽略了个人对自己生命拥有最高掌握权的选择。^[7]这也许是死亡伦理学中最煎熬人的心灵的问题，还是把它留给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吧。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特殊的社会现象中的特殊群体——诗人的自杀。诗人为什么自杀？这是自屈原自沉之后形成的诗人自杀的巨大“天问”，也是20世纪以来的世纪之问。我自知我现在无法回答这一思无所归的“天问”，还是先来看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运伟大之思的勇者是怎么解答这一世纪之问的。

最先把诗人自杀作为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哲学话题作形而上的探讨的，恐怕要算是刘小枫先生了，一本《拯救与逍遥》因其绪论“诗人自杀的意义”演绎得异常精彩而曾在学术界颇为流行。在绪论中作者非常聪明地赋予诗人以意义，自然也赋予诗人自杀以意义，他极力让人们相信“不管中西方的自杀现象背后隐藏着何等复杂的问题，不管中西方的土地上人间血泪的流淌出于何等不同的原因，在这两个不同的文明世界中，自杀和杀人都曾发展到自己的顶点：根据信念理性地自杀，根据信念合理地杀人（按照加缪的说法）。这不仅逼迫现代人承认，人性并没有随着文明的进步改善多少，在人的天性中仍然还有一个黑暗的罪恶的渊薮；而且迫使我们怀疑，所有现存的信念——传统的也好，传统的衍生也好——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绝对可靠的。‘礼教原来也是要吃人的（鲁迅语）。’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所有传统的价值观念都遭遇到了正当的普遍怀疑。”“在这种普遍的怀疑精神中，诗人自杀了。诗人死于对信念的彻底绝望。”对于诗人们为了寻求终极解答而付出的鲜血和生命已经使他感到沉重得提不起笔来了，他肯定诗人自杀的意义在于“它恳求所有侥幸活下来的诗人们想一想，什么才是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想一想自己所具有的信念是否是真实的、可靠的。”他指出诗人可以接受绝望感，但不能够生活在绝望感之中，因此只有三条退路：一、自杀或发疯；二、用钢铁的武器或精神的武器杀人；三、麻木或沉醉。真正的诗人为了探索终极意义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于是刘小枫先生毅然“站在时代的深渊中向真实的超绝神圣祁告”，为探寻真实的终极意义展开了一场马拉松的诗学意义上的追问。我不知道刘小枫先生是否属于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对终极价值追问的诗人，至少他的勇气是惊人的，让人刮目相看。^[8]

90年代当重复发生的诗人自杀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时，一些人甚至对“诗人之死”过分赞颂和推崇，发展到关注诗人胜过关注诗本身的地步。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再度升温，当然也不乏刘小枫式的追问。北京大学的王岳川先生以其纵横文坛的机智和不相信会抵达终极真理的科学态度再度对诗人自杀问题展开了咄咄逼人的追问。他认为我们面对的诗人自杀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生命意义追问和价值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同时他又相信诗人有真伪之分，伪诗人每日制作的是缺乏“当代性”的历史本质的无生命之“诗”，是一种患了严重贫血症的诗，他们显露的是世纪末诗界的疲惫的尊容。正因为如此，海子沉重的死亡不仅给每个生者留下了巨大的问号，而且以其鲜明的刻度标明“生命之轻”的不合法，是给90年代“轻飘的生”的一个巨大的反讽和一个寓言。他以海子的知己和知音的口吻不无肯定地说：“一个24岁的生命，他在临终时想些什么？他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写诗盈箱而又急促地敲响空寂的山海关？为什么就不可以多一些凡夫俗子的快乐和那种‘潇洒走一回’的心肠呢?没有人能知道。在‘走’之前，他毁掉了全部信件。他的很多朋友只能在事后回忆他，而这种回忆大多是对诗人自杀的某种误读。所以，人们给海子立了很多光环——语言的花圈，想把他捧成一个灿烂夺目的诗人一位被流行消费或崇拜的诗人。我想，海子不愿意加封任何有光环色彩的东西，想孤独地去面对自己的那份真诚和思考，面对天地人神四重根发问，然后孤独地去做自己无法逃避的选择。”^[9]

王岳川充满感情和想象的言说让我们似乎对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有些心仪，也让我们对吴晓东在他的《阳光与苦难》中所说的诗人的死不是“一般的死”，而是“巨大的死”，“是不可重复的个体所完成和做出的一项无法规避的特殊功业”似乎也有一种同感，他坚信“死去的诗人们是怀着对生命的巨大的热爱远逝的”，作为幸存者的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是真的。^[10]不过，就在刘小枫关于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被一些人津津有味地重复时，北京大学另一位新锐思想者章启群先生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谈到当代诗人海子自杀事件时对刘小枫关于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进行了坚决的否定。章启群对一些评论家讴歌、赞美、甚至神化海子自杀，将海子自杀的具体事件用一些呓语般的嚷嚷炒作成一个神圣的话题，奢谈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感到滑稽和吃惊，他觉得让这股风吹下去，将是当代中国诗歌界的灭顶之灾，因为“中国当代的有些诗人似乎已经被诱发出了一种死亡的情绪或情结。”他认为不管因反思而自杀还是因绝望而自杀的诗人与其他自杀的人一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从逻辑上说，刘小枫先生所谓的诗人自杀是由于对信念的绝望这一命题无法成立。因此，在整体上不存在所谓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从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来看，诗人自杀与其他人自杀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无论是逻辑推论还是经验检验，诗人自杀都不是必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因此，“一个被说得沸沸扬扬、玄乎其玄的话题，原来是个子虚乌有的假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新锐思想者，其锋芒之犀利，出语惊人绝不在当年刘小枫先生之下。^[11]章启群和刘小枫孰是孰非？这不是我论述的任务。对他们针尖对麦芒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虽然我觉得都富于哲学家的善辩和智慧，也不乏诗人的才情和想象，但我决不会同意我感到偏颇的其中哪一种说法。要不然，我不过是拾人牙慧或者炒冷饭而已。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思考问题的激情和睿智以及挑战传统的勇气。不管是舍我其谁的一捶定音，还是始终“在路上”的紧紧追问，都是在热情和生命的燃烧中寻找终极的答案。

正是这些运伟大之思之勇者，才使懵懂的我也想思考一下诗人自杀的缘由，尽管我的思考不会有什么结果，也不是什么形而上，只是形而下而已。然而是人就要思考，那怕上帝发笑，我思故我在。因此我虽不能运伟大之思，却可以用我渺小的灵魂去体验诗人那沉重之思，磕开通向诗人心灵的大门。我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关心诗人的自杀问题，也明白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关注诗人自杀的形而上意义，苟活的个体只有在世俗的忙碌中偶尔获得一次审视灵魂的契机时，或许才能有所思。我以思索来消蚀忙碌无聊的时间，在这迷惘的世界里写下我对世纪之问的随想，写下我的静心思虑，虽踽踽独行，却毫不后悔。

【注释】

[1]郁达夫：《海上通信》，《创造周报》第24号。

[2]参阅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www.daowen.com)

[3][丹麦]乔治?勃兰兑斯《尼采》，安延明译，工人出版社出版，1985年12月第1版，第99页～100页。

[4]老舍《诗人》，《新蜀报》，1941年5月31日。

[5][日]芥川龙之介《傻子的一生》·〈给一个旧友的手记〉，香港小知堂出版，2001年1月。

[6]鲍·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

[7]参阅[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8]参阅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参阅王岳川《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阅吴晓东《阳光与苦难》，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

[11]参阅章启群《诗人自杀究竟有什么意义》，《学术界》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