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清音乐

明清音乐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代元自立的1368年，终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1911年，前后共543年。明代初年，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改良政策，致力于发展生产，缓和社会矛盾，使元末遭受破坏的封建经济得以恢复。到明代中叶的隆庆、万历年间，在江南地区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已有部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逐渐发达，城市逐步繁荣。随着城市的繁荣，人口的繁衍，适用市民生活的戏曲、说唱艺术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一方面农村的民歌大量地进入城市，给城市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在民歌基础上衍变出来的城市小曲，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反对封建礼教，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歌颂纯真爱情的民歌成为那个时代民歌的主要特色。此外，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说唱艺术和戏曲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腐朽残暴，爆发了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广泛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的残暴统治。与此同时，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投降清朝，迎接清兵入关，清军击败李自成起义军，乘机入关占领了北京并建立了清朝。在经济方面，清朝统治者采取恢复农业生产，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并出现了经济空前繁荣的“康乾盛世”。清朝中叶至末期，朝政逐渐腐败，人民起义不断，特别是实行闭关锁国制度，使得国家越来越衰败。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加速了清朝封建制度的没落和崩溃，也加大了西方文化的输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腐朽没落的清朝政府终于寿终正寝，退出了它所占据的历史舞台。整个有清一代，虽然清朝统治者实行严格的文化政策和大力提倡雅乐，但民间音乐却仍在沿着它本身的发展轨迹而发展，戏曲音乐中的雅部因为缺乏生命力而逐步走向衰落，而弋阳腔、高腔、秦腔、皮黄腔等地方剧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的戏曲发展奠定了重要而坚实的基础。器乐活动中的民间吹打乐遍及各地，琵琶演奏艺术成为了有清一代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高峰。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则配合着现实社会的需要，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清末民初，学堂乐歌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新音乐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明清声乐

明清声乐作品比较突出的主要有民歌，小曲和少数民族的叙事歌。从明代中期开始，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也将大量的农村歌谣带入城市。这些新鲜、质朴的民歌，引起了城市知识分子的注意，也受到了城市艺人的利用和加工，再加上印刷术的普及，从这个时期开始，渐渐有民歌、小曲歌词的刊本出现，如明成化年间金台鲁氏所刊的《四季五更驻云飞》和清嘉庆年间由无锡华文彬所刊的《借云馆小唱》。先看民歌和小曲，其所表现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歌颂农民起义，如歌颂李闯王的《朝求升，暮求合》;有的揭露阶级矛盾，如《赤日炎炎似火烧》;有的批判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如《夺泥燕口》;有的反映劳动生活，如台湾高山族民歌《妈妈的回答》;有的歌颂劳动人民的真挚爱情，如《要分离》;有的反映残酷的封建婚姻制度，如《乞娘打子好心焦》和《富贵荣华》等。再看少数民族的叙事歌曲。汉族有许多叙事歌曲，一般都包括在小曲的范围以内。此处特别要提出的是少数民族的叙事歌曲。这些叙事歌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比较著名的有彝族的《阿诗玛》、侗族的《珠郎娘美》、苗族的《开天辟地歌》、布依族的《洪水朝天》、瑶族的《盘成豪起义》、土族的《唐德格马》、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和傣族的《召树屯》等。

(二)明清器乐

明清时期由于乐器有较大的集中和发展，使得器乐作品较前一时期有较大的突破。尤其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各民族之间的乐器，突破了民族的界限，逐渐成为大家共用的乐器。明清时期的器乐作品，可以分为独奏和合奏两类。比较著名的独奏型器乐作品主要有:笛曲《五梆子》《喜相逢》《放风筝》《挂红灯》《黄莺亮翅》《小放牛》《鹧鸪飞》《欢乐歌》和《中花六板》;管曲《料峭》《昼锦堂》《山荆子》《普庵咒》《拿天鹅》《放驴》《小二番》《绣红鞋》《白云》《小华严》《万年欢》《雁过南楼》《柳叶青》《麦穗黄》《集贤宾》和《打开门》;唢呐曲《将军令》《大得胜》《满堂红》《平沙落雁》《喜庆》《云里摸》《淘金令》《小开门》《百鸟朝凤》《一枝花》《大合奏》和《风搅雪》;笙曲《凤凰展翅》和《晋调》;琴曲《秋鸣》《平沙落雁》《渔樵问答》《鸥鹭忘机》《龙翔操》和《梧叶舞秋风》;筝曲《高山流水》《汉宫秋月》《昭君怨》《蕉窗夜雨》和《寒鸦戏水》;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夕阳箫鼓》和《飞花点翠》。比较著名的合奏型器乐作品有:江南丝竹《欢乐歌》《行街》《四合如意》《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云庆》和《慢六板》;广东音乐《雨打芭蕉》《三潭印月》《饿马摇铃》和《汉宫秋月》;福建南音《自来》《四时景》《梅花操》《走马》和《百鸟归巢》;山西鼓吹乐《大得胜》《大按鼓》《十样锦》和《十番鼓》;十番锣鼓《下雨风》《万花灯》《大红袍》和《喜元宵》等。

(三)明清综合音乐

明清两代的综合音乐作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说唱音乐作品。明清说唱音乐，大约有260多个曲种，其中音乐性很强，有乐器伴奏的约有200来个曲种。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陶贞怀的弹词《再生缘》、鼓词《秦王演义》、牌子曲《霸王别姬》，蒙古族的《好力宝》，朝鲜族的《春香传》和白族的《大本曲》等。二是歌舞音乐作品。在汉族中歌舞音乐被视做次要地位。而在少数民族中，歌舞音乐则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少数民族的歌舞音乐相当发达。明清时代较著名的作品有汉族的秧歌《采茶舞》和《小放牛》，朝鲜族的《农乐舞》和《三仙女》，蒙古族的《筷子舞》和《手绢舞》，达斡尔族的《打猎》和《采野菜》，藏族的《锅庄舞》和《热巴舞》，羌族的《锅庄舞》和《皮鼓舞》，布依族的《转场舞》和《织布舞》，僮族的《扁担舞》和《铜鼓舞》，怒族的《割麦舞》和《婚礼舞》，傣族的《孔雀舞》和《蝶舞》，彝族的《打跳》和《跳月》，瑶族的《长鼓舞》和《花棍舞》，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赛乃姆》和苗族的《摆手舞》等。三是戏曲音乐作品。宋元以来，戏曲音乐在汉族中间得到高度发展。戏曲音乐高度的综合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使得戏曲音乐在明清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元朝末年，风靡一时的北方杂剧逐渐衰落，而受元朝打压的南戏，逐渐得到中兴。南戏在中兴的过程中，与各地的民间音乐紧密结合，分派出许多声腔，并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声腔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在这四大声腔中，海盐腔和昆山腔以其高雅、婉丽的风格深得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余姚腔和弋阳腔则以其通俗的乡土风格赢得了广大下层人民的喜爱。后来，昆山腔经过明代著名戏曲家魏良辅改革后，逐渐崛起，自明代中叶以后，成为剧坛霸主，并在上层观众扶持下，被公认为是戏曲正宗。弋阳腔则继续在下层民众中开拓它的领地，并逐渐演化为丰富的高腔声腔系统，而余姚腔和海盐腔则逐渐湮没无闻，今天只能从文献记载中了解到它们的一些线索。昆山腔成为戏曲正宗后，被称做雅部。其他非正宗的声腔统称之为乱弹，亦称为花部。这些被称做花部或乱弹的声腔有京腔、秦腔、梆子腔、弋阳腔、皮黄腔、罗罗腔等。号称雅部的昆腔在朝廷“崇雅抑花”的政策扶持下，逐渐成为国剧，其剧目之多，几乎囊括了前代的北曲的杂剧和南曲的传奇。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北曲杂剧昆腔化的关汉卿的《单刀会》;经昆曲“改调歌之”的传奇有高明的《琵琶记》、李开先的《宝剑记》;根据明清民间传奇创作的剧目有王世贞的《鸣凤记》，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和《南柯记》，李玉的《一棒雪》和《清忠谱》，李渔的《风筝误》，朱素臣的《十五贯》，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在雅部昆腔成为国剧之时，富有生机的花部众腔亦不甘示弱，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花部声腔终于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与昆腔并驾齐驱，形成由昆腔、高腔、皮黄腔和梆子腔的新的四大声腔，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剧目。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高腔的《琵琶记》《金印记》《红梅记》和《投笔记》等;有梆子腔的《花木兰》《秦香莲》《穆桂英》和《白蛇传》等;有皮黄腔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断桥》和《奇双会》等。

此外，在戏曲音乐史上，京剧取代昆腔成为国剧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京剧属于皮黄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皮黄戏”。乾隆皇帝八十大寿，1790年，乾隆诏令四大徽班进京。进京后，这些徽班艺人与其他剧种的艺人进行频繁的交流，吸收各个剧种的艺术营养，逐渐将皮黄戏改造成京剧，并逐渐取代日益衰落的昆曲，成为流行全国的剧种。

综合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每章的写作中，我们都按声乐作品、器乐作品和综合音乐作品的结构来描写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而实际上，每一代都具有每一代特色的古典音乐作品。先秦时期是我国青铜铸造工艺最发达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音乐以钟属乐器的使用作为最主要的特色。汉代则以相和歌和相和大曲为特色。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对中原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产生了以歌舞大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古典音乐。宋代的代表性音乐品种主要为词乐和古琴音乐。此外，金代的诸宫调，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清代的四大声腔和各地方剧种的戏曲音乐，均各擅一时之盛，共同滋润和促使着中国的古典音乐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对辛亥革命后的新音乐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学习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旨在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和掌握中国古典音乐的审美特征。所谓知史品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5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www.daowen.com)

[2]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5～6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4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8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0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78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9]姜亮夫，等:《先秦诗鉴赏辞典》，71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10]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10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11]孙诒让:《墨子间诂》，见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诸子百家经典精粹》，第2卷，1805页，合肥，黄山书社，1997。

[12]司马迁:《史记》，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全书》第一册，135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