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隋唐五代音乐

隋唐音乐起于隋朝建国的581年，止于北宋建国的960年，前后约380年。

(一)隋唐五代声乐

因为隋代享国太短，这一时期的声乐作品主要集中在唐五代，其形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民歌。民歌这种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唐代时，因为隋代建国较短，故经过艺人们的选择、加工和改造，已经脱离了民歌的原始形式向着更高的艺术形式发展，成为了一种名副其实的艺术歌曲，并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名称——唐代曲子词。这种曲子词的材料，大多见于敦煌发现的《敦煌曲子词》中。歌词约590首，涉及的曲调约80种左右。作者有工人、乐工、歌伎、文人、僧人甚至统治者。其内容有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的，如隋代的《挽舟者歌》;有描写农民起义的，如《大业长白山谣》;有揭露兵役和租税的残酷盘剥的，如《敦煌曲子词·捣练子·孟姜女》;有表达工匠对阶级压迫和剥削不满情绪的，如《工匠莫学巧》;有描写爱情生活的，如《菩萨恋·枕前发尽千般愿》;也有歌颂将士英雄气概的，如《敦煌曲子词·剑器词·丈夫气力》等。这些民歌或曲子词后来成为了宋词的滥觞，为唐宋文人词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曲子词仅存歌词，对它的音乐情况已无法探知。从零星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同一曲调或曲牌，在刚开始时只是歌唱一事一物，如《凤凰台上忆吹箫》刚开始只是歌唱弄玉萧史的传说故事。据《列仙传拾遗》记载，萧史会吹箫，作鸾凤之响。秦穆公有女弄玉也会吹箫。秦穆公把女儿嫁给萧史，萧史教弄玉作凤鸣。过了十几年，凤凰飞来，秦穆公便为其筑凤台，萧史夫妇居住台上，又过了几年，弄玉乘凤凰，萧史乘龙飞天而去。这个曲调就是根据这段传说取的名字。到后来，同一曲牌可以描写多种内容。为了区别这些同一曲调不同内容之间的区别，当时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学会了一套变奏的手法，即根据同一曲调的大体轮廓，进行各种变奏处理，以使它们符合不同内容的要求。倘若这种变奏的节奏和旋律变化太大或内容太长，就在原曲牌的名字上加上其他的字以示区别，如《浣溪沙》变成《摊破浣溪沙》，《浪淘沙》变成《浪淘沙慢》之类。这种曲子词比较著名的如《南歌子》(斜影朱帘立)和《南歌子》(自从君去后)，其艺术性就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全曲采用民间对歌对唱的形式，表达一对夫妻之间的诘问与答对。“斜影朱帘立”写远别归来的丈夫，发现妻子身上的种种变化，未免产生了一些猜疑，于是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诘问妻子。“自从君去后”则写妻子的答对。妻子面对丈夫的诘问，尽管满怀委屈之情，但还是做出了一往情深的回答。全曲通过妻子的巧妙回答，生动地表明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和怀念丈夫的深情，抒发了饱经离别之苦的妻子对爱情生活的热烈向往，把久别重逢后夫妻之间的复杂心情表现得细腻入微，生活气息十分浓厚，表现手法相当灵活新颖，语言生动活泼，形象鲜明感人。

二是文人模仿民歌或曲子词创作的曲子词。这种文人曲子词是这一时期文人学士吸取民间养料而创作的一种新型体裁。现存最早的文人创作的《曲子词》，应该是盛唐大诗人李白创作的《忆秦娥》和《菩萨蛮》。前者意境开阔，气韵沉雄，在博大浑厚的气势中，又带有一种悲凉之感，直观的情感和意象浑融在一起，抒发了一种悲壮的历史沧桑感。后者则将客观景物的描绘与主观心理的描绘糅合在一起，传达出一种空寞惆怅的情绪，抒发了词人在客观现实中找不到人生归宿的无限落拓的惆怅情绪。其浑厚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被宋人称为“百代词曲之祖”。逮至中唐，张志和、韦应物、戴叔伦、王建、刘禹锡、白居易等先后继起，倚声填词逐渐成为时代风气。尤其是张志和描写渔隐生活的五首《渔歌子》，景色清新秀丽，色彩自然平淡，音节简短淳朴，优美的画面融合着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古代高蹈文人的淡泊情怀和澄洁的高情远意，给人以质朴清新和淡怀逸致的美感。然而，上述词人的创作还不是他们的主业，这种曲子词的创作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他们的主要成绩仍然是诗歌。但随着晚唐时代的到来，文人曲子词随着第一个大词人温庭筠的出现，而呈现出别样的光彩。他的代表作《南歌子》(千里金鹦鹉)、《望江南》(梳洗罢)、《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更漏子》(柳丝长)等，深美闳约，精艳绝伦，音声繁会，针缕细密，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歌唱了一个独处闺中的少妇。全曲通过从少妇起床而梳妆以至穿衣的一系列动作，来描写她的处境及心情。但这种描写只是选取生活中最具特点的动态或物象来略作勾画，并省去彼此间的表面联系，而让听众自己去想象和体会，其表现手法的婉约多情，奠定了文人曲子词香而软媚的描写艳情的格局。

五代十国期间，北方战乱频发，政权更迭频繁，民不聊生。唯有长江上游的西蜀，依仗剑门之险，长江下游的南方各国，凭据长江天险，成为了战乱时代的两个最理想的割据之地，也成为当时文人曲子词的两个发展中心，形成了“西蜀”和“南唐”两大词派。西蜀词派因后蜀赵承祚编的《花间集》而称为“花间派”，其主要作家有韦庄、毛文锡等18人，创作的词作约五百余首，主要以醇酒美人为创作对象，少数描写边寨战争和边疆风光的词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西蜀文人曲子词的最高成就当数韦庄，其主题虽也以艳情为主，但偏向于抒写自己的悲欢离合之情，具有较浓厚的主观色彩，代表作品有《思帝乡》(春日游)、《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等。如《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词的上片，以极其通俗的语言，写极其欢乐的艳情，下片以无限的惆怅，写眼前的离恨，脉络分明，感情细腻，如行云流水，情深语挚而蕴藉风流，风格清丽疏朗。

南唐词派的成就代表了整个隋唐五代时期曲子词的最高成就。其代表作家为李璟、李煜父子和宰相冯延巳。李璟的代表作是两首《摊破浣溪沙》;李煜的代表作是《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浪淘沙》(往事只堪哀)、《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和《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冯延巳的代表作为《謁金门》(风乍起)和《南乡子》(细雨湿流光)。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李后主李煜。他被俘后在汴京所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既写出了自己的亡国之痛，更概括了所有具有亡国之痛的人的痛苦感情，具有极高的概括性，特别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句，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鲜明壮阔的形象来比喻自己无穷无尽的亡国哀愁的巨大而繁多，因比喻贴切，情思深厚而成为喻愁的千古名句。(www.daowen.com)

三是文人依照传统的习惯所作的歌诗。中国古典诗歌自产生之日起，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二字相连，也形象地说明了诗与歌是密不可分的，在文为诗，在声为歌。最早的诗歌都是能配合音乐歌唱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的每一首诗，在当时都是可以歌唱的。《墨子·公孟篇》说:“弦诗三百，歌诗三百。”^[11]《史记·孔子世家》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12]由此可知，当时孔夫子在整理《诗经》时，不但进行了文学上的润饰，更注重了音乐上的调整。《诗经》中的《风》《雅》《颂》的区分，就是以音乐的不同来作为区分标准的。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一直流传到现在。

唐代薛用弱的《集异记》中所记载的著名的旗亭唱诗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而且王维的《渭城曲》被谱上曲后，便成为了后世著名的古琴曲《阳关三叠》。著名的民族器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就是以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的诗作《春江花月夜》作为古曲标题的。而且音乐的前半部分所描绘的景观与诗的前八句所描绘的意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完全可以这样说，一首优秀的歌曲，就是歌词(诗)的文字意蕴与曲调的外在形式的有机统一。

这些作品大多标有“歌”之类的字样，比较著名的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等。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把当时人们所最感兴趣的关于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爱情传说，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和充沛的情感，加以充实和渲染，演绎成一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叙事悲歌。歌中既有对唐明皇的荒淫和杨贵妃的恃宠而骄因而导致安史之乱的讽刺和批判，又有对两人之间的爱情，特别是贵妃被绞死，明皇内心的悲痛的深刻同情。全歌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动人，诗句灵活流利，感情细腻深厚。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仍赢得人们的无限喜爱，并被改编成多种艺术样式，让人们不停地传唱。

(二)隋唐五代器乐

隋唐时期是我国器乐的繁荣时期。隋朝虽然享国不长，但前期经济发展实力雄厚，特别是隋炀帝酷爱音乐艺术。唐代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政策特别宽松，文化艺术特别繁荣。唐代在政治、经济、艺术等各方面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使得唐代和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繁盛。在这个时期，对中原文化发展影响很大的西域文化，大量地涌进长安，特别是西域的器乐独奏音乐，在当时的唐代，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如天竺乐、龟兹乐，所用的乐器就有中原罕见的箜篌和琵琶等。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描写了琵琶乐器演奏的美妙之处。诗人既描写了琵琶演奏的精妙高绝，又抒发了自己聆听琵琶演奏给自己产生的强烈的心灵震撼。尤其是诗中一连串描写琵琶音乐的比喻，如“急雨”“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发”“幽咽泉流水下滩”“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等，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可以这样说，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这些诗句，充分概括了琵琶演奏在唐代的高度艺术表现力。这时期著名的器乐曲有琵琶曲《六么》《凉州》《胡渭州》等;著名的琴曲有《梅花三弄》《离骚》《昭君怨》《大胡笳》《小胡笳》《风雷引》等。如琴曲《离骚》就是晚唐琴师陈康士根据爱国诗人屈原的同名长诗而创作的一部抒情气息十分浓郁的大型琴曲。全曲表现了楚国政治家、文学家屈原一心实行政治改革，但远大抱负终究无法实现的痛苦心情。全曲共分为三个部分。引子部分主要是如歌如诉的叙述性的音调，以铺垫全曲抑郁的基调，哀怨动人。主体部分以长诗《离骚》为依托，并以原诗中的诗句为标题。音乐则以原诗的抑郁和豪放两种感情起伏为基调。低沉悲愤和高亢豪爽两种比对性的音调反复出现，共同交织，推动着乐曲情绪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既充满着磅礴的气势，又寄寓着感人的激情，深刻表现了伟大诗人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对国家民族的忠诚之心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之情。最后的尾声部分，音乐由两种对比互相交织的音调逐渐转入缓慢低沉，以表现诗人在求索中而不被人理解的悲伤忧愤之情。全曲气势磅礴，感情激越，恰到好处地抒发了思乡爱国的崇高情感。

(三)隋唐五代综合音乐

隋唐五代时期的综合音乐作品以大曲为主，这种大曲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础上继承相和歌大曲的曲式结构特点并吸收西域音乐和结构而形成的一种大型歌舞形式。其中包括器乐、歌曲和舞蹈三个部分。在曲式结构上分为散序、中序、曲破三个大的部分。其中散序部分用器乐演奏，无拍无歌，节奏自由;中序由器乐伴奏，有歌者按拍歌唱，多为抒情慢板;曲破则以舞蹈为主，节奏逐渐加快，最后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隋唐大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燕乐。燕乐主要用于宫廷的宴会，它是受清乐、胡乐二者影响而创作的一种歌舞音乐，其乐队编制与西凉乐接近，伴奏以琵琶为主，故又称为琵琶乐。燕乐这种歌舞大曲在隋唐宫廷饮宴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也代表了隋唐音乐的最高水平。汉魏综合音乐中的相和大曲和清商大曲已是具有大套结构的歌舞大曲，而隋唐的燕乐大曲则是在进一步吸收了外来音调与形式而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的歌舞音乐。这种燕乐，比较著名的有隋《七部乐》《九部乐》;唐《九部乐》《十部乐》。隋唐大曲的另一种是法曲。法曲来源于汉族传统的清乐系统，主要用于宗教场所，风格较为清淡、幽雅，伴奏的乐器多为琴、瑟、箫、玉、磬等中国传统的乐器。法曲比较著名的曲目有《云韶法曲》《霓裳羽衣舞曲》及《坐部伎》六部、《立部伎》八部等。《立部伎》主要在室外表演，其中的八部曲目分别为《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和《光圣乐》;《坐部伎》主要在室内表演，其中的曲目分别为《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和《小破阵乐》。隋唐大曲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这种里程碑性质主要有两点:一是增加了器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以及大型歌舞艺术中的地位，促进了器乐艺术向更广更深的领域的发展。二是这种歌舞大曲促进了戏剧的进一步发展。如唐代的《参军戏》和《踏摇娘》就是由这种歌舞大曲发展而来，虽然这种流行于民间的雏形戏剧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终于逐渐成为综合音乐作品的集大成者，这在后面将详细地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