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性格的解析

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如前所述，分为内核和外延。

内核部分即季风性格，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品性，这是通过种族遗传而来的。它主要由两组性格构成，即忍耐、服从，刚强、坚韧。

外延部分是中国人后天习得的品性，它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它也主要由两组性格构成，即勤劳、俭朴，平等、平均。

下面，我们就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依次做一番解析。

1.忍耐与服从

中国人极能忍耐，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段中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忍耐是无限的。”

在中国这种天灾人祸频仍的国度，要想舒适安逸地度过一生是很困难的。人生一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人们对于既给人带来恩惠又给人带来灾难的季风气候，只能持接受的态度。由于是“靠天吃饭”，自然要“逆来”，人们也只得“顺受”，人们对自然的忍耐，导致了对自然的“服从”。

默默地忍受苦难，对灾祸泰然处之，熏陶出中国人惊人的忍耐能力。19世纪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在他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曾这样说道:

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就全体而论，没有深重苦恼的人是比较少的。富饶帝国的广大地区，周期性地遭受旱灾、水灾及由此带来的饥荒。至于社会灾难，如诉讼、灾祸，甚至还有因为模糊不定而导致的更大的恐怖，威胁着成千上万的人。然而，观察者从未察觉到大烦恼。一个中国人的田地、房屋，有时甚至是他的妻子被人抢夺，我们问他结局会怎样?通常的回答是:“将永远不得安宁。”“事情啥时是个头儿?”“谁知道?”“也许早，也许晚，但麻烦肯定少不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回答。既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无限地忍耐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造成最深印象的是，上述各种灾祸降临时中国人表现的忍耐力。

令史密斯惊讶的是，中国灾区无家可归的群氓、饥饿绝望的难民，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省份里到处流浪，却不团结起来，向已经荒废的家乡地方官要求一些救助。这种现象与西方人的“没有面包，就要流血”的革命举动大相径庭。

的确，在灾荒年中，灾民们吃草根，啃树皮，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们都会忍耐下去。除非他们对生存已经感到绝望，意识到再忍耐下去已无实际意义，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铤而走险，聚众闹事，自我求生。

在事关生存问题上尚且能忍耐，对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以及人际交往方面能够忍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生活在社群组织中的中国人，对自己的个性、欲望被群体约束、规范，也只能采取忍耐的态度。这种忍耐主要表现为服从，即对群体没有怨言，不生气，也不表示不满，即使被要求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隐忍不发，顺从地去做。

在中国民间，有许多俗语，足以反映中国人的忍耐的特性。例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示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等等。

中国的成语和典故中也不乏反映国人忍耐力的，如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右司马御座以鸟三年不翅不飞喻庄王。庄王回答说，鸟三年不飞不鸣，但一飞便可冲天，一鸣便可惊人。这就是典故“一鸣惊人”。还有春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他历时数载才得以报仇雪恨，这都是忍耐的结果。至于成语中的“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之类，虽是喻指恒心，但也包含了忍耐的意思。

2.刚强与坚韧

在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中，刚强与坚韧是一组性格。这组性格在中国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有时是与忍耐性格同时并存或显现的。

▶大禹

这位古代明君，看上去眼神专注而又神情自若:那么大的洪水都扛过来了，难道还怕此次小灾?

在天灾人祸中磨炼出来的刚强和坚韧，使得中国人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意志力。

自有史记载以来，中国人刚强和坚韧的品性便史不绝书:

大禹治水，史载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他亲临土地，栉风沐雨，历十年之久，两腿腿毛尽去，终于战胜洪水。

晋国公子重耳，因遭骊姬之难，在外流亡十九年，终返晋国，夺得政权，是为晋文公。因政绩卓著，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楚国人伍子胥，父兄因直谏被楚王杀害，他避难出走，间道奔吴，成为吴国大臣。后辅吴王阖闾整军经武，一举攻楚灭郢，完成他多年以来报仇雪恨的心愿。

战国时齐国人孙膑，因受庞涓暗害，被处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他不为残身所沮丧，身居辎车，坐为计谋，终于阵杀庞涓，制服强魏，名显天下。

……

面对着人生困厄，中国人不仅没被吓倒，反而激发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来。

▶司马迁

世事洞明、大彻大悟的司马迁，为谏汉武帝，不惜舍身试宫刑。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皆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少卿书》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正是先哲们直面人生、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励了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写出了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名著《史记》。

中国人的刚强与坚韧，还体现在对死亡无所畏惧和超乎寻常的意志。

南宋末期，面临着元军的入侵，许多宋代的大臣、将士，在家国残破、妻孥流离的情况下，非但没有臣服元军，寻求自保，而是慷慨悲歌，赴义死难，从不屈服。

文天祥被捕，元将张弘范要文天祥为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撰《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知其不屈，解送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屡拒元世祖的劝降，慷慨悲歌，引颈就戮。

▶文天祥

这位南宋理宗钦点的状元郎，以其言其行成为当时与后世、友朋与敌手共同敬仰的英雄。

南宋侍御史陈文龙，退守兴华军，元军攻兴化军不克。其部下执他降元，他在被押送杭州途中，绝食而死。

南宋将军张珏，坚守合州钓鱼城十余年，毙伤蒙古大汗蒙哥，致元军攻势大蹇。后镇守重庆，城破被俘，行至安西(今甘肃定西)自缢死。

这段时间死难的大臣还有:独守扬州、食尽突围被俘不降而死的李庭芝、姜才，负广王赵昺在匡山投海自尽的陆秀夫，驾舟沿汉水南下、破元军设置的障碍铁索而战死的都统张顺，襄阳城破、率士兵百人巷战、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的樊城守将牛富，以身殉国的襄阳守将范天顺，固守常州直至弹尽粮绝亦不投降、最后巷战而死的姚訔、陈炤，镇守潭州三个月、拒不降元、城破时命属下杀全家和他本人的李芾，镇守桂林、誓死不降、城破巷战而死的马塈，等等。

不仅南宋末年如此，明代末年也是如此。

明末权宦魏忠贤执掌朝政，结党营私，祸害国民。魏为镇压朝内外持不同政见者，大兴“东林”党狱，逼迫大臣归顺自己。然而刚正不阿者、宁死不屈者大有人在。如受酷刑拷打而不屈的魏大中、杨涟、左光斗、顾大章、周朝瑞、王之寀等，身陷囹圄仍不肯低头，终被害死在监狱。

面对清军的大规模入侵，面对生死抉择，许多官吏选择了宁死不屈、绝不投降的方式，如清兵南下沂州、自杀不降的高名衡，据守金华、城破自杀的朱大典，驻节江阴、坚守城池达八十一天，以“有降军，无降典史”为辞拒降的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清兵破温州、宁死不降的王瑞楠，坚守桂林、城破不降不屈而死的瞿式耜、张同敞，受命于危难之际、力图恢复明朝大业而不幸被俘、不屈绝食而死的何腾蛟，率少量兵丁与清军大部队决战、不惜以卵击石而战死的黄得功、卢象升，有奉使北上入京议和遭软禁、拒降被害的左懋第，有固守扬州、拒降不屈、兵败被俘、英勇就义的名将史可法，等等。

凡是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尤其是异族入侵之时，中国人的刚强品性就暴露无遗。这也是南宋末、明末壮烈之士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

伴随着刚强品性的是坚韧。南宋守将余玠、王坚、张珏坚守合州钓鱼城达十数年，成为抗元的中流砥柱；襄樊守军坚守襄阳、樊城数年，重创元军，直至弹尽粮绝。明代守军坚守扬州，宁死不降，长达数月，以致清廷大为震怒，城破下令屠城十日，以泄愤恨。现代史上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的坚忍不拔，更是发挥到极致，武器低劣的中国人终于打得趾高气扬的日本侵略军垂头丧气，无可奈何地签订了城下之盟。

中国人的刚强和坚韧是从苦难中砥砺出来的。可以这样说:正是靠了刚强和坚韧，中国人才具有了极强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才能得以生生不息，中国历史才能始终而不致中断。

▶平型关

已经荒敝的掩体战壕，仍无言诉说着当年八路军115师猛攻日寇的英雄业绩。

当孟子凝重地讲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之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苦难教育”正是中国人具备刚强品性的前提。(www.daowen.com)

当郑板桥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时，他一定意识到，坚韧是做人必不可少的品格。

3.勤劳与俭朴

每一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无一例外地会评价中国人是勤劳、俭朴的民族。

仅以近代来中国的外国人的一些言论为证:

吉尔伯特称中国人特性为富于自尊心理、最顾全面子、深具宽厚态度、喜欢热闹、自尊高傲、反抗心盛、酷爱和平，是勤勉、冷静、顺良的人民，具有早熟儿童的心理(1926)。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人神经迟钝、顽固守旧、勤劳不懈、忍耐心强、注重礼仪、缺乏同情心、感觉麻木、对于新奇刺激反应迟钝。

帕克认为中国人爱面子、讲客气、不爱清洁、不知感谢、残忍成性、非常勤勉、重视财货、灵敏机巧、商业上常不讲信用、不守时间、对于饮食不加节制、耽于享乐(1919)。

巴虚福特称中国人勤勉节俭，富于常识，重视实用，富于理性，适应力强，常存乐观态度，不过相互间猜疑心重，对事亦不求十分精确。

弗尔纳认为中国人有乐群的特性。中国人偏于保守，缺乏想象力、同情心，意识比较单性，五分钟热度(热情不能持久)。感情方面，中国人温和、质朴、诚挚、勤勉、忍耐与好群居；不过同时还有残忍、刻薄、缺乏同情心等特性(1920)。

上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特性见解各异，但在勤劳、勤勉方面的见解却是一致的。

处在中国季风气候、地理单元较为独特的自然环境中，中国人更多地享受到了早熟农业经济形态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果，以及因为争夺土地而频繁进行的土地战争所带来的“人祸”。中国人只有勤劳、俭朴才能生存下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中国人勤劳、俭朴的品性，第三章中已详细论及，故此处不赘述。

4.平均与平等

中国人有平均平等特性，这是许多人都忽视了的一个方面。无论中外名人，在评价中国人特性时，都从未涉及这一中国人的基本特性。

平均主义在中国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在不同的朝代，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总是顽强地通过一些方式表现出来，哪怕是采用极端的方式，为了达到平均平等的目的，也都在所不惜。

中国农民起义，是最能反映中国人固有的平均主义传统的。

早在秦汉之际的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初，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民众齐应，揭竿而起。“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语词之中，表露欲与帝王将相争平等的含义。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在熹平年间创太平道，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组织黄巾军起义。所谓太平道，已寓有平等的含义。与此同时，张鲁在汉中设立“五斗米道”，在各地设“义舍”，置“义米”、“义肉”，建立政权。民众云集，关西人民迁往者达数万户，

人(巴民)亦有迁往。五斗米道，是指参道者不论贵贱，一律交五斗米，就可入道，并能享受“义舍”、“义米”、“义肉”。实则是过平均主义生活。东晋末，世奉五斗米道的山东人孙恩，在浙江聚众宣传五斗米道，旬日之间，拥众数十万，因此发动了东晋末农民起义。

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仙芝，聚众数千，起义于河南长垣，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指斥唐朝“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他的言行，已经明白无误地反映出平均主义思想。

北宋初年四川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李顺，更是直截了当地打出了“均贫富”的旗号。王小波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号召，聚众万余人，迭下数城。王小波死后，李顺继为领袖，攻克蜀、邛等州，实行“均贫富”主张，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其家所有财粟，根据人口多少留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人民。此种行为，已为20世纪“打土豪，分田地”的行为开了先河。

北宋末，梁山泊好汉聚众起义，虽无“均贫富”之类的政治口号，但他们“结拜兄弟”，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却也是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了平均平等。

元末北方红巾军领袖韩山童，宣扬白莲教，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徒众遍及河北、河南、江淮一带。他在颍州宣誓起义，发布文告，称“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发誓要改变当时社会上这一不平等的现象。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采用李岩的建议，发布“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等政治口号，迅速壮大了起义军。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民众中都传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夹道欢迎。

清代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将平均、平等发挥到了极致。太平天国立国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确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制定“凡田分九等”，“分田照人口”，“好丑各一半”的分田办法。规定每家农副业收获，扣除口粮外，其余送缴“圣库”，婚丧弥日等额外开支，都由“圣库”按定制发给。此外，还宣布废除封建买卖婚姻，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太平天国这一纲领性文件，从政治上肯定了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从经济上肯定了平分土地的做法。可以称之为“具有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太平天国内部，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相称，他们努力地在实践着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主张和思想。

平均、平等的思潮，在20世纪也曾有过出色的表现，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这样描绘了当时农民“打土豪”的场景:

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意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打土豪，分田地，目的还是为了“均贫富”。能够激发起农民“分田分地真忙”的热情，当然是非平均平等莫属了。

由于国人的均贫富、求平均平等的愿望太强烈了，难免不在言语之中反映出来。所以，在中国人的诗词俚谚中，有不少这类憎恨世道不公人世不平的词语，兹就所知，列举在下: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邻富鸡长往，庄贫客渐稀。(姚合)

一日飞升，仙及鸡犬。(蒲松龄)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杜甫)

宁给饥人一口，不送富人一斗。

风水轮流转，皇帝宝座轮流坐。

一碗水要端平。

损有余而补不足。

……

从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的政治主张和口号，可以清晰地看到“均贫富”是他们追求的目的，平均主义思想在他们身上纵贯古今，一脉相承。

孔子早就意识到国人的平均平等主义了。他曾对弟子说: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君子周急不济富。”墨子亦然，他曾讲“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在思想特征上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相通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平均主义的实质，即“平均”对中国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平均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人社群组织凝聚人心的一种向心力。

在食物经常处于匮乏的状况下，氏族、部落采用平均分配食物是很自然的方式。在进入文明时期，社群组织对其成员采取平均分配田地、食物的方式也许仍是最好的方法，它可以平衡人们的心理，不致因为分配的不公而产生离心离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仍有许多原始农村公社组织及其残余形式的存留，说明平均、平等思想是如何地顽强，如何地深入人心。

同样意识到国人身上具有平均平等思想的王莽，为了争取广大国民对他的支持，在建立新朝称帝之时，实行了“复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均不得买卖；一家不满八男而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者，余田须分亲族邻里；一夫一妻受田百亩。他以为按照商周之制，行平均田产之法，便能人心安定，百姓就能安家乐业，国家就能“祖述尧舜”。但他最终却失败了，落得一个身首两断的下场。

王莽的失败，是因为他法令苛细，徭役繁重；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并非是平均平等思想不再盛行了。

在中国历史上，平均平等思想并未中断过，它通过中国人的种族遗传，深藏在中国人的心里，一旦机会合适，它便要展露出来。中国的农民起义，便是展露平均平等思想的最好时机。然而，作为一个权力社会，宣扬等级观念的社会，是要极力压抑平均平等思想的；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官僚、地主、贵族，他们是极力反对平均平等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士大夫、文人墨客，除了杜甫、白居易之类贴近民众的少数人之外，都属于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在他们的言谈中、作品中很难见到具有平均平等思想的话语，正是由于他们对平均平等思想的漠视和压制，中国历史文献、官方典籍完全对民间的“平均”、“均贫富”的观念和思想的客观存在视而不见，客观上造成了国人和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缺乏公平的思想观念的错觉。

如果我们不承认平均平等是中国人的一个基本特性，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大同思想何以贯穿古今；“均贫富”“劫富济贫”何以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打土豪分田地”何以能够使中国共产党争得天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政治口号何以能使“文化大革命”中工农兵群情振奋，感恩戴德。

平均平等是融进中国人血液中的东西，是中国人生俱来的思想遗传物。正是这种基本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才会在现代社会中上演出“人民公社”那种吃大锅饭的历史剧来。在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中，在“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政治口号中，隐藏着的是中国人那颗为了实现平均平等而躁动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