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双重性格的成因

中国人的双重性格，表明了中国人国民性的复杂性。

在全世界各民族之中，具有中国这样的双重性格的民族是不多见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菊花与刀》一书中用菊花和刀来代指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也寓有双重性格的含义。但与中国人的双重性格相比，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中国人的双重性格，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由于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潜移默化进行的，浸濡日久，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于此种双重性格，见惯不惊了，并觉得很正常。这种情形，犹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芳”一样。所以，很少有中国人能认识到双重性格的存在，人们常对之熟视无睹。这种现象，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然而对于局外人来说，情形就不一样了。外国人来到中国，感受最深之一，就是中国人的双重性格。

英国人威廉斯在其《中国人气质品格中的软弱与力量》一书中这样说道:“中国民族性中更有互相对立的特性，如勤勉与浪费，发明与模仿，亲密与猜疑，服从与自负。”他的书名其实就已表明了他对中国人互相对立的性格特性的见解。

中国人的双重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呢?

中国人的双重性格，是复杂社会结构与悠久历史相结合的产物。它的成因很复杂，要诠释它确实使人领会到“勉为其难”一词的含义。然而，不探究中国人的双重性格成因，将会使解析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的努力功亏一篑。

中国人的双重性格，其主要成因，应与以下三点相关联，即中国人的性格底蕴；生存张力的正向作用与负向作用；性格的遗传因素。

1.性格底蕴:双重性格存在的内在依据

双重性格能在中国人中长期留存，必然有其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就是，中国人性格原生态——季风性格作为中国人性格底蕴，为双重性格的存在提供了内在依据。

事物的外因总是通过事物的内因而起作用的，中国人的双重性格形成也不例外。构成中国人双重性格的内因，毫无疑义是中国人性格底蕴的相互对立的特性。

前面论述中国人性格原生态——季风性格时，曾谈到了这一点，即:中国人的季风性格是忍耐、服从和刚强、坚韧，这几点相互矛盾的性格特性构成了一体两面。也就是说，相互对立的性格特性共存于中国人身上。

中国人性格底蕴中存在的相互对立特性根源于中国人在季风气候下的文化适应和人地关系的处理方式，是季风气候下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反应。

忍耐、服从和刚强、坚韧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基本性格，是中国人性格的最基本特性。无论是黄土高原类型、华北平原类型，还是长江上游山地类型、长江中下游平原类型、南方低山丘陵类型，毫无例外地具有这一基本性格。

这种基本性格就中国人整体而言是共通的，对区域而言则是有程度差异。

最为典型的是华北平原类型，其次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类型。至于黄土高原类型、长江上游山地类型、南方低山丘陵类型，则显得不那么典型。在性格的相互对立特性上，后三种类型相对较不突出。

华北平原类型的居民囿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农业旱作形式，在受季风气候的恩惠时养成了一种迷恋家乡的思维定式，他们执著于黄土地的易耕性和粟麦种植的有效性，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农业文化传统。这种农业文化传统长期沿袭与继承，因而具有固执的一面，发展到后来，就带有强烈的守旧意味。

对自然与季风气候的敬畏与膜拜，使华北平原类型的居民养成了忍耐与服从的品性，即使在扩大农耕而造成生态失衡、洪水次数增加、泛滥成灾的时候，人们依然保持着这种忍耐、服从的特性。

只有在洪水危及人的生存与生命之时，人们原本忍耐、服从的特性才会发生一些变化:人们在求生的过程中滋长出的刚强脾性，使他们能够直面洪水带来的危害，并由此产生出与自然抗争的意识。

面对季风气候带来的干旱、虫灾，生活的苦难磨砺出外表冷漠、不动感情的华北平原居民类型；逐渐变得坚毅的他们在面对非季风气候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危害生存的因素时，畏惧之感已经麻木，无论是面对铁骑纵横的游牧民族骑兵，还是域内各族之间的厮杀，各地争夺土地的战争，他们都能坦然相对，直面一切灾难，“是祸躲不过”的俗语，反映出人们面临灾祸的那种难以述说的心境。

在求生和生存发展过程中，通过宗族和地域社群组织而凝聚起当地居民的凝聚力，又为看似矛盾的华北平原类型居民的忍耐服从、刚强坚韧的性格特性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力，促使这种一体两面的相对性性格得到强化与固塑。

在社群集体之中，集体的利益至高无上，个体利益相对集体利益必须谦让。在集体利益的规范约束之下，个体的忍耐与服从是必不可少的行为准则。当集体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得到群体成员认同时，成员们对集体的利益采取忍耐服从的态度就是极其自然的事了。

由于集体利益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在面对集体利益受到危害之时，抛弃个人利益而去维护集体利益，就成了个体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宗族与社群组织不遗余力地强调集体性，强化群体向心力，使得依靠群体力量庇护而生存的个体成员别无选择——他必须要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集体利益，哪怕是捐躯牺牲，要用实际行动去回报宗族社群对他的恩惠。这种个人牺牲，天长日久，熏陶和影响了群体内的成员，使他们原本就有的刚强、坚韧性格更加鲜明。

长江中下游平原类型居民的基本性格特征与华北平原类型大体相似。他们原生性格中的一体两面更多的是被温文尔雅的礼节所掩盖。

即使在表面上看上去性格相对性并不突出的黄土高原类型和南方低山丘陵地区类型居民们，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是被忍耐服从、刚强坚韧的性格底蕴所控制。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状态的影响，他们对土地的依恋程度受到削弱；在求生存的流动过程中，宗族和社群组织的制约和束缚力大为减弱；他们的集体意识受到了压抑，个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张扬。但作为个体，他们只是偶尔游离于群体之外，宗族与社群组织对他们仍具有足够的引力。“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当“走西口”的黄土高原汉子们告别婆姨，离乡背井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绝不是一去不复返，而是一种定要重返故乡的念头。因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黄土高原的风土，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之中。那些“浪迹天涯”的南方低山丘陵居民中的海外游子，虽然在异国他乡安家置业，仍会深深怀着对故土与宗族的眷念，他们力图在海外保持华人宗族与社群组织，保持华人生活状态，许多国家城市中所出现的“唐人街”，正是他们企图将自己重新置身于故土宗族、社群组织之中而努力的结果。重归宗族、社群组织之中的努力和返归故乡认祖归宗、祭扫祖墓的行径，表明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认同，是基于相似的文化性格才能实现的。忍耐服从、刚强坚韧的性格底蕴同样在他们身上潜藏。

概括而言，双重性格的存在，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原生态中存在着的性格相对性，为中国人的双重性格提供了内在依据。

2.性格分野:生存张力的正负作用

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原生态所具有的性格相对性，只是为中国人双重性格的出现提供了内在条件。忍耐服从、刚强坚韧是一体两面，虽然有些矛盾，但却相容，至多让人感到性格上有些不和谐。

双重性格则是截然相反的性格共处于一体，是难以相容的性格特点，它已是一种人格分裂的表现。双重性格的演化和成形，其外因是生存张力。也就是说，生存张力为双重性格的产生提供了外部条件。

在历史上，中国人就群体而言，生存张力主要反映在人口迁徙和文化冲突两个方面，它们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的定型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中国人的双重性格的产生，就是被生存张力的正向负向作用牵引所致。在生存张力的作用下，中国人的正态性格与负态性格都得到快速的放大，从而形成多组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性格特征。

一般而言，人口迁徙这种生存张力形式，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带来的正向作用大于负向作用；而文化冲突这种生存张力形式，给中国人性格带来的更多的是负向作用。

背井离乡，举族而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安家立业，其间的辛酸苦辣、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这种人口迁徙对于锻炼人的意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开拓殖垦，艰辛备至，然而对人的性格磨炼大有裨益:刚强、坚毅、吃苦、耐劳、勇敢、果断等人的正态性格得到发掘、展现，并在富于进取的生存活动中逐步受到强化。举族迁徙又使得群体的凝聚力空前增大，集体主义观念与思想得到凸现:大公无私、仁爱、诚信、勤俭等中国人的正态性格会在寻求群体力量庇护和对集体负责的心态和实践过程中迅速放大，并且成为宗族、社群组织对群体成员的价值评判标准。

在一个依靠集体力量行事、依靠集体力量生存的群体里，任何注重个体成员利益的做法和想法都是注定要受到集体的唾弃的。自私自利、欺诈撒谎、抛洒浪费、缺乏同情、缺少仁爱等做法和个性特征都是无法在群体中立驻足跟的。群体成员中的个人私欲受到了限制，一些负态性格受到了抑压，无法展现和发挥。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群体行动，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是极少见的。而且迁徙大都是朝着人少地多或荒芜之地进行，所以由此引发的人际冲突并不激烈。这种生存张力形式是在一个社会能够容忍甚至鼓励、群体之间利益冲突又不大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它更是一种社会协和调和的产物。

文化冲突则不一样，它是一种民族矛盾，这种矛盾是以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它是不可调和的。它企图摧毁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社群组织、经济形式和文化心理，取得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和控制权。“骑马王朝征服论”并非是日本学者江上波夫随心所欲创立的，他的理论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非季风区的游牧民族对季风区内的农耕民族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一直贯穿着中国的整个古代历史。这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冲突，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张力，而这种生存张力更多的是体现在负面作用上。

在急风暴雨、迅猛异常的游牧民族军队的冲击下，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庇护的宗族社群组织往往会被突如其来的武装攻击冲得七零八落、分崩离析。这种武装入侵或劫掠所致的中国人宗族社群组织的解体，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依靠群体力量生存的个体成员，通常在宗族社群组织存在的时候，他的个人私欲要受到群体的限制，他的一些病态性格在萌芽状态时就受到了集体的扼杀或压制，更多的时候，这些病态性格只能潜藏于心中，无从流露和展现。

当文化冲突刚开始，宗族社群组织还存在并起着作用时，面对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宗族社群组织中的成员在保卫家园、保卫乡邻宗亲的责任心驱使下，往往会激发出无穷的勇气和斗志，他们身上的正态性格会得到迅速放大，往往会上演出可歌可泣的事迹出来。

但是，一旦人们所依赖的宗族社群组织分崩离析了，情形就会大不一样。

宗族社群组织的解体，会让个体成员感到惶恐和无所适从，因为他一直置身于群体之中，从来没有尝试离开集体而独立生存。宗族社群组织解体，个体成员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失去了用武之地，他将要独自面对社会，面对一切困难和灾难。在张皇失措的同时人性中的懦弱一面开始凸显，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如何自保便成了他首要考虑的问题，各顾各、独自求生的状况一旦出现，潜藏在群体成员心中的人性恶的一面(病态性格因子)便得到释放，并且迅速放大，发展成病态性格。在失去了集体的庇护，平素缺少心理准备和锻炼，解脱了社群组织的制约的个体成员心中，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的人生信念。

自我沉沦和放纵，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像瘟疫一般在社会上蔓延，尤其是在宋以后，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得到快速发展，古代先贤极力称颂和宣扬的正态性格和精神开始受到世人的漠视。世风日下，社会沉渣泛起，病态性格的盛行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应该说，中国人的双重性格是从宋代开始凸显的。在此之前，虽经“五胡乱华”和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与意识受到强烈冲击，濒于混乱；但随后的隋唐王朝又一统天下，使“分久必合”的中国民众重又置身于宗族社群组织之中；中国人的负态性格并未定形，人们还游移于正态性格与负态性格之间，犹豫徘徊于社会和宗族社群组织的价值评判标准附近。所以，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段时间，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中的双重性并未鲜明和有规律地展现。这段时间，只能称之为中国人病态性格因子被激活的时期。

我们有许多理由来断定宋代是中国人双重性格确立的重要时期。

北宋时期，北方的西夏、契丹、女真族不断向南侵犯，边境战事持续不断。北宋朝廷中的主战派和主和派截然对立。他们对待北方游牧民族武力侵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文化性格原生态的两面:主和派代表了忍耐服从的性格特征；主战派代表了刚强坚韧的性格特征。

▶西夏王陵

当西夏王垂涎于北宋疆土之时，蒙古大汗已向他高举起利刃。于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幕开演了。

在统治阶级的核心集团中长时期因对外主战、主和而形成两派对峙的局面，在宋代以前是未见到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是表明了宋朝面临的生存张力巨大；二是表明中国人之中已经形成了性格相对立的群体。

确定宋代是双重性格确立时期，还在于此时已有相当的官员产生人格分裂现象，进入了性格相对立状态。

北宋中晚期的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反对变法，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围绕这一变法与反变法，影响了相当多的北宋官员。

有许多官员支持王安石变法，也有许多官员支持司马光反变法。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能够坚持自己的见解，有较为独立的人格，不为权势或名利所诱迫。无论是变法者当权，还是反对变法者当权，他们都不改初衷，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中著名的有富弼、欧阳修、文彦博、赵抃、吕诲、吕公著、曾巩、吴充、郑獬、吕大防、范纯仁、刘挚、王安礼、苏轼、苏辙、王安国、沈括、章惇、吕惠卿、曾布、蔡卞等。

他们很有“原则性”，讲“大是大非”，即使亲情友谊也不能影响他们的独立见解。吴充的独生子是王安石的女婿，他们是亲家，但他并不因此而附和王安石，坚持反对变法。王安礼、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他们并没有因为兄长王安石大权在握而亲近他，也不因为兄弟情谊而去支持他变法；两兄弟因为坚持己见，不惜与其兄王安石分道扬镳。郑侠原被王安石视为知己，因王安石变法而破裂了友谊，他为了反对变法，不惜作《流民图》献宋神宗，使其罢免王安石相位。真有古人“裂席绝交”的遗风。

然而到了北宋末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www.daowen.com)

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就是一个具有相对立性格的权臣，也是一个病态性格典型的人。

蔡京任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时，正是司马光上任废除“新法”之时，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废免役法，限各地五天之内改为差役法。蔡京如期完成，大受司马光的称赞。绍圣初年，蔡京任户部尚书，他又一改面目，支持章惇变行免役法。徽宗即位，他被劾削职，居杭州。时逢宦官童贯以供奉官身份来杭州搜括书画奇巧，蔡京竭力逢迎。二人臭味相投，童贯上奏吹捧蔡京，为蔡京起用相助了大力，崇宁元年(1102)，蔡京任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他便以“绍述”名义恢复新法，借此巩固权力，结党营私。他定司马光、文彦博等120人为“元祐奸党”，定元符大臣范柔中等人为邪等，共计309人，刻石朝堂。将反对变法派打压之后，他又将变法派章惇等人贬逐。此后他窃弄权柄，恣为奸利。

继蔡京当政之后，北宋朝廷奸臣辈出，一时之间，奸佞得势，忠贞贬逐。见风使舵，甘当墙头草者与“有奶就是娘”者沆瀣一气，双重性格暴露无遗。这类中较著名的有何执中、朱勔、王黼、童贯、杨戬、梁师成、高俅、李彦、张邦昌、马植、蔡攸、李邦彦、孙傅、郭京等人。

大量奸佞小人出现和得势，昭示北宋末期的官僚阶层中具有病态性格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朝廷中的较为正直的官员，郁郁不得志，逐渐被排除朝政核心之外，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蔡卞、贺铸、李格非、张叔夜、胡安国等人。

▶白鹿洞书院

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朱熹重修，自任洞主，亲自掌教。明言“讲明义理，修己治人”。在教人和律己方面，首现言行不一。

由于奸臣人数众多，窃取朝政，贪暴残虐，搜刮民脂，奢侈挥霍，满足个人私欲，致使朝政大坏。而且他们的言行毁坏了传统的是非标准，社会处于一种价值评判标准混乱的状态。一个典型的事例是，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陷汴京，宋侍郎李若水随徽钦二帝入金营，金将逼二帝易服，李若水抗言力争，痛骂不已，遂被杀。金帅粘罕感叹说:“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要知道，在北宋早中期，忠君死义之人举不胜举，然而到了北宋末年，竟然死义之人仅只李侍郎一人。足见当时北宋大臣们大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从而也能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混乱和价值评判标准混乱。

南宋兴盛理学。理学大师朱熹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由此可见南宋时期社会上人们思想仍然很混乱。朱熹要求别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要求妇女贞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己却妻妾成群，并不节欲。

宋代名儒黄震曾在《戊辰轮对劄子》一文中曾对南宋时人风气有一番评述，他说:

太祖、太宗普天所覆之天下，至南渡仅有其半。高宗南渡之天下至端、平以后，所能实有而籍焉者，又几止于半之半。而又缘此民日以穷，兵日以弱，财日以匮，士大夫日以无耻。民穷之极，至于浙右内地，亦多私相杀夺，……至若士大夫又多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兼跨彼此之两间，自以为得计，而不知几成西汉之风矣。

苏轼有言:“平居既无犯颜敢谏之士，临难必无捐躯殉义之人。”风俗至此，最为可悲。朱熹要妇女贞节，不能失节，是基于“去人欲”的思想，然而自己妻妾成群，并没“去人欲”。他的这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就显出了他虚伪的一面。黄震评述南宋后期官吏“日以无耻”，“既欲享好官之实，又欲保好人之名，兼跨彼此之两间”，“自以为得计”。这样的官吏，也是虚伪得很。黄震以为士大夫们是“狃于流俗，渐变初心”。所谓“初心”，当指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本是士大夫们视为安身立命的“经邦济世”之业。

女性缠足，立贞节牌坊，都盛行于宋代。缠足是一种残害肢体的做法，夫死守节，也是不人道的做法，这类残虐意味的做法，已开始凸现中国人残忍的这一病态性格。至于处置犯人的刺配、凌迟处死等方法，虽不起始于宋，但宋代沿用不废，这都显示了残忍的一面。特别是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可称酷刑之最。

宋代以后，又是蒙古族入主的时代。宋代确立的双重性格在元代得到更快的发展。在游牧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农耕文化的伦理道德准则及价值评判标准已失去了它对中国农业民族的影响和制约的力量，双重性格已不再受到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非难。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双重性格已为人们司空见惯。

生存张力的正向、负向作用，促成了中国人文化性格中的正态、负态性格分野。这种生存张力的作用，可以作如下表述:

当生存张力适度作用于社群组织和成员时，社群成员的正态性格得到凸显和发展；当生存张力突破阈值，毁坏社群组织和文化传统时，社群成员的病态性格便被放大，并且朝着正态性格反方向发展。

3.性格传承:遗传因素的作用

国外脑神经心理学学界曾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被扭曲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出一个同样被扭曲的脑细胞。

中国人中的双重性格能传承至今，肯定与遗传因素有关联:当双重性格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之时，他的大脑中也会产生与双重性格相适应的细胞来。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中对中国人性格的传承做了如下的评述:

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里，既有这许多荒年，我们就敢说现在生存的中国人的祖宗，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受过灾荒磨难。为着没有一个不受过灾荒的磨难，因此没有一个不时常感觉到省俭、持节甚至于吝啬的习惯是生存竞争里很有用的条件，有了他，生存的机会就大些，没有了他，就少些。

……

省俭与持节都是美德，但是他们很容易变为吝啬和自私自利。自私和自利便是中国人中间最显著也最可惜的品性，好比他们坚强的体格和省俭的美德一般，这种自私自利的品质似乎也成了种族血统的一部分，深深地镌在胚质里面，可以说他是种族遗传的一部分，因为以前凡是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完了。……

总之，极端的自私自利的心肠可以使一家人度过荒年，生存下去，只要当家的人不把自己作单位，却把全家作单位。

亨丁顿对中国人性格传承因素的评述应该说是精辟的。他的评述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即:自私自利的品质是一种种族遗传，深深地镌刻在胚质里面；具有正态性格的人在灾荒年中存活的几率小。

人的性格能够进行种族遗传，目前还缺乏科学理论的表述。但是在中国民间，相信这个论点的人并不少见。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老子偷瓜盗果，儿子杀人放火。”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纵观中国历史，不能不承认病态性格确有种族遗传因素。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历史事例是:清朝中后期，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人1851年自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之后，进军两湖，历克长江沿岸重镇，挥师东下，最后攻克南京，定为都城。这个过程历时两年，从者百数万。大军所至，人数如滚雪团一般，多为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西、江苏之地人。后太平天国都城被围，随从者四散而去，剩下来的人员仍是广西籍的首批起义者。

广西籍太平军将士坚持起义运动始终，固然与清朝政府仇视他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他们身上的性格特征有关。广西地处南方低山丘陵地区，人们身上的性格特征鲜明，双重性格不明显。他们参加起义，目的是为了实现心目中的“大同社会”。所以，他们能够坚持始终，而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圆滑自保。这种质朴的性格特征当然是他们祖辈遗传下来的。

如果我们再上溯到明代，仍然能从农民起义的事例中寻找到性格种族遗传的痕迹。

明末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1638年兵败梓潼，仅率十八骑退避商洛山中。两年后率部入河南，一时从者如云，声势浩大，数年之间，纵横河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北等地。1644年破北京城，推翻明朝统治，不久，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率军撤离北京，被清军跟踪追击，由西安退武昌。1645年在湖北通山被害。他的军队聚散无常，被统治者称为“流寇”。河南、河北、陕西、湖北等地是中国农民起义最频繁也最具规模的地区，大规模农民义军可以在几日内迅速形成，也可以在几日内作鸟兽散，迅速崩溃。原因就在于这一地区处在中国乱世中心，历代是兵家必争之地，经常性的“逐鹿中原”之战以及天灾、黄河水灾使这一地区之人具备了机敏的乱世适应能力，也就是圆滑自保、见风使舵的能力。为了自保，他们往往不择手段。这种性格特征也是来自祖辈的种族遗传。

亨丁顿认为那些能够损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辈(也就是具有大公无私或仁爱精神之人)在荒年的时候已经死完了。言下之意是他们存活几率低。而存活几率的大小，又决定了人们的种族遗传基因的留存概率。从这个意义上讲，遗传因素对性格传承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村庄有100人，有50人是自私自利，有50人不自私。在灾荒年中，不自私的人饿死的几率要大得多。假定自私自利者经过灾荒年之后还剩下40人，而不自私者只剩下20人。显然，在性格传承方面，不自私者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步。假定再过三代，很有可能，具有自私自利性格的人在这个村庄中就会占有决定性的多数，而不自私者便会寥寥无几了。

当然，事情并非像上述举例那样简单，性格传承要复杂得多。但是，用灾荒年存活概率来考察中国下层群众中的性格种族遗传关系，的确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研究课题。显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天灾频繁、人祸不断的国度里，损己利人的人死亡概率大，自私自利者存活率较高。

在中国历史上，生活相对安定的阶层是官僚阶层，而且这个阶层中有相当多的历史名人，无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在历史上留下其名。他们的生存状况，如寿命、非正常死亡率，或许能从另一个方面为中国人性格传承的种族遗传作用找到某种依据。

在中国古代，“人活七十古来稀”。官僚阶层是社会的上层，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寿命一般较百姓为长。按一般规律，寿命越长，生育子女的可能性越多，个体基因遗传的概率也就越大。寿命短暂，生育子女的概率低，而且因为遗传因素，其子女短寿者也相当地多。

官僚中的正态性格者(即历史上的忠臣)、负态性格者(历史上的奸臣)的生存状况，依然表明那些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负态性格者较正态性格者有着某种生存优势。

以两宋为例，奸佞之臣中寿命达到“古来稀”者甚多。如何执中(73岁)、丁谓(71岁)、蔡京(79岁)、汪伯彦(72岁)、刘豫(70岁)、万俟卨(74岁)、史弥运(70岁)等。接近“古来稀”者也不少，如王全斌(68岁)、王钦若(63岁)、吕夷简(65岁)、秦桧(65岁)等。至于朱勔、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张邦昌、蔡攸、贾似道等权奸都是因罪发被诛，减了寿命，不然，也可能会是“古来稀”的寿命。

那些以正态性格为主、人格较完整的忠臣，情况较为复杂。他们的寿命参差不齐，情况各异。但是与奸臣们相比，平均寿命还是要短暂一些。他们或是死于征战，或是死于政事，其平均寿命难以达到“古来稀”的标准。如杨延昭(56岁)、陈尧叟(56岁)、狄青(49岁)、苏舜钦(40岁)、种谔(56岁)、王彦(49岁)、王禹翶(46岁)等。

他们之中死于人祸者众多，如杨业、曹利用、种师中、张叔夜、陈东、李若水、王伦、岳飞、牛皋、杨再兴、岳云、张宪、李彦仙、余玠、向士璧、谢枋得、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张顺、张贵、牛富、范天顺、边居谊、姚訔、姜才、李芾、马墍、娄钤辖等。他们都不是善终而死，因人祸而夭折了寿命。他们的平均寿命在50岁左右。

一般说来，忠臣们勤于政事，忙于为国分忧效力，很少有逸乐的时间，因而他们整天处于忙累劳碌的境地，经常处于情绪紧张状态。这种状态对他们的身体非常不利。

不仅如此，忠臣们在朝廷中还经常受到权奸们的排挤。他们不阿谀奉承，犯颜直谏，常常不能讨得皇帝的观心，很容易被奸臣们落井下石。他们在忙于政务政事时，还要提防奸臣们从背后射来的冷箭。他们在朝廷中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困的境地。

忠臣中确有些高寿者，如寇准(62岁)、范仲淹(63岁)、包拯(63岁)、欧阳修(65岁)、赵抃(76岁)、王安石(65岁)、沈括(64岁)、苏轼(65岁)、苏辙(73岁)、宗泽(68岁)、张浚(64岁)、陆游(85岁)等。他们一生都很坎坷，都曾被谪贬流放，或罢官降职，心情时常处于压抑状态。他们能够活到“古来稀”或接近“古来稀”的年龄，主要靠了他们积极进取的正态性格和较独立人格的力量。他们是中国人中的精英，是中国人正态性格的典型。刚强坚毅的性格，过人的胆识与远见，使他们没有沉坠在郁郁寡欢之中，而是以进取和努力去面对命运。

但是，在封建官僚中，具有坚强意志、不坠青云之志者实在是太少了。许多以正态性格为主的官员，常会在受到权奸排斥之后落落寡合，忧郁不得志。此种心态，使许多具有正态性格之人积愤成病，过早地夭折了生命。

正因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清代名臣曾国藩才感叹万分地说:

我举目望这世界，欲找到一个见利不争先，赴义唯恐落后，忠心耿耿的人，却不能很快找到。即使有幸找到一个，却屈居低位，往往郁郁不得志。最终因为遭受挫折而离去，或者忧闷而死。而贪婪退缩之辈，却能飞黄腾达，荣华富贵，名扬天下，并且老而健康，长命百岁。这真是令人深深叹息的事情。

正态性格者短命的原因，曾国藩和亨丁顿都已意识到了，并且将之与群体性格相联系:正态性格者在群体中的比例不断地下降，而负态性格者在群体中的比例在逐渐上升。最终造成负态性格的主导地位。

负态性格能够发展，除了负面观念的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持续不断地传播外(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之类广为流传的俗语，以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谣，都证明了这一点)，更主要的是具有负态性格者或双重性格者在人群总数中比例增加，导致了性格的种族遗传因素向负态性格倾斜。

负态性格者容易长寿，这一看法是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相悖的。中国人传统的说法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讲因果因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是好人短命坏人长寿，这无疑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细推负态性格者容易长寿的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负态性格者都是一群厚颜无耻之徒，他们早已没有什么责任感、正义感、道德感，更何遑论罪恶感了。因此他们做坏事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

他们做坏事不仅心安理得，并且有一套自我安慰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他们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

他们做人做事有一个原则，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追名逐利，趋炎附势，以整人为乐事，以不劳而获、淫逸舒适为生活目标。

既无心理负担，身体又从不劳累，生活舒适安逸，这样的负态性格者当然可以老而健康、长命百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