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双重性格的解析

中国人的病态性格，大都是中国人文化性格中相对立的一面，是中国人双重性格的负面。问题是，中国人的病态性格中的哪些参与了双重性格的构成，中国人的双重性格到底有哪些?

我们不妨从梁漱溟先生及其他名人所概括的中国人国民性来进行一番考察，从中归纳出双重性格来。根据前述的中国人文化性格，对照中国人的病态性格，中国人的双重性格，大致有如下方面。

1.大公无私VS自私自利

的确，身家念重、不讲公德、一盘散沙、不能合作的情形中国人中时常可见，这也即梁启超所言的“为我，乏公德”。但大公无私、舍己利人，或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少的，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常见到的。古代的大禹，为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相传尧、舜、后稷、许由等也是无私之人。大公无私，历来是中国人所极力宣扬的，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

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

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淮南子·修务训》)

国耳忘家，公耳忘私。(《汉书·贾谊传》)

至公大义之为正。(苏轼《后正统论三首》)

舍己利人或先人后己，也是中国人所推崇、所宣扬的。如: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利居众后，责在人先。(韩愈《送穷文》)

▶绍兴禹陵

绍兴有禹陵，北川有禹穴。遍布全国的禹迹，足以表明人们对大禹的热爱。

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仍在中国人中广为流传。

这种先人后己，正是中国人大公无私的一种表现，是古代许多先贤哲人所追求达到的一种境界。

只求奉献，不求回报，这也是一种大公无私的表现。在这方面，中国也有不少的名句。例如: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

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杜牧《不寝》)

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战国策·赵策三》)

那些凡事为民着想、不顾自身家性命的人，也是一种大公无私的表现。

唐代大诗人杜甫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这诗句就是诗人一种大公无私的心态反映。

▶包公塑像

拜谒包公像，相信此时人们的私心杂念会少许多。

宋人《孝肃包公遗像赞》称包公“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所谓“胸次山河”，是指包公胸怀国家山河。“报国尽忠”，间指包公为国为民着想，为国为民贡献出自己的忠诚。这是广义的大公无私。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盛赞柳公的大公无私，“无一廛之土以处其子孙，无一亩之宫以聚其族属”。果如其言，则此柳公堪可与蜀汉诸葛亮比肩了。

清代人武训可谓是中国人大公无私的一种极端例子。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早年丧父，家境清贫，以行丐养母，被时人称为孝丐。他为自己早年家贫，无钱读书而终身遗憾，为使穷家子弟不致像自己一样无书可读，遂立志兴办义学。他四处行乞，余暇绩麻纺织，以所聚资财在堂邑、馆陶、高唐、临朐等地设立了五所义学。他还跪请老师认真教学，勉励学生刻苦攻读。他的义举，使许多贫苦人家子弟受益，并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大公无私的品德，不独古代先贤哲人中有，在近现代中国人中，也时常能见到令人感动不已的大公无私事例。

近代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典型。他是福建同安集美村(今厦门)人。早年随父往新加坡经商，后经营菠萝和橡胶种植业。他曾以巨款援助辛亥革命，并对家乡的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集美创办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最后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厦门大学。为了办华人华侨的公益事业，陈嘉庚可谓是呕心沥血。他本是一位大富翁，因办学而个人过着极清贫的日子，他这种“毁家办学”的行为，体现了中国人大公无私的壮美。

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大公无私，也令人感慨。他在自述《可爱的中国》一书中曾谈到自己被俘之时的情景:一个白军士兵发现了受伤的方志敏，得知他是红军高级将领时，以为发财的机会到了，结果在方志敏身上反复搜寻，却一无所获。白军士兵气急败坏，威胁着不把藏起来的钱交出来，就用手榴弹炸死他。方志敏无论怎样解释，白军士兵始终不信。方志敏作为红军高级将领，手中经历过大批的银元铜币，但他却是两袖清风，“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革命”。20世纪60年代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90年代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也都是中国人中大公无私的典型人物。焦裕禄为民呕心沥血，不顾自己的病体，奔波忙碌；他一心为民众，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孔繁森也是专门利人，他抚养藏民的子女，卖血筹生活费，风雪天访孤寡老人，送钱送粮等事例，无不证明他眼中只有人民，唯独没有想到自己。

我们在列举了中国人中大公无私的事例之后，在感动赞叹之余，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中也有许多自私自利的事例。早在先秦时期，战国魏国人杨朱就曾提出“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论点。这种自己不拔一毛而利天下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的。不愿为大众拔一毛，当然是典型的自私自利。

三国的魏武帝曹操乃一代枭雄，他在年轻时曾有一句名言:“宁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为出发点，这也是典型的自私自利。

西晋大臣王衍，位居中朝名士之首。他既知自己不是干实事的料，却又想名利双收，贪恋禄位，任官后，仍是邀约名士，终日清谈。他眼看西晋政权江河日下，不以国事为念，整日只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此他劝说东海王司马越任其胞弟王澄为荆州刺史，任其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他曾得意地对二人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这种置社稷人民安危于脑后，而只为自己身家性命作“狡兔三窟”准备的做法，也是一种典型的自私自利。

在中国历史上，自私自利者屡屡可见，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置国家人民不顾，或者损人利己，害人利己，或者打击迫害大公无私者，历朝各代的权奸、权宦、佞臣、阴险小人，无不都是极端自私自利者，他们干着损人利己的勾当，度过自己的一生。

与社会上充斥着自私自利的事例相适应，社会上也流传着不少为自私自利“正名”的“名句”，如: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

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

古来芳饵下，谁是不吞钓。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八面玲珑得月多。

正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损己利人等)正态性格与自私自利病态性格并存于中国人中，我们才能时常见到相互矛盾的事，大相径庭的后果:既有围观车祸受伤之人不救者，围观落水溺死不施援手者；又有为救落水妇女、儿童而英勇献身者，为了保护民众，抗灾救险而壮烈牺牲的英雄群体。

当人们为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冷漠无情而深感痛心难过之时，又常常传来激动人心的英雄悲壮事迹。中国人的无私性格与自私自利性格就是这样，交互展现，处于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

2.节俭VS浪费

节俭与浪费，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但在中国人的身上，又是共存的。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节俭的民族，他们的行为往往能给外国人带来深刻的印象。19世纪末，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与龙》一书中谈到自己亲历的一个例子:三个中国轿夫抬着他走了5个小时，行程23英里，然后又走回广州，去吃为他们提供的早饭。吃早饭之前走了46英里，其中一半路程是负重的，而这仅仅是为了节省5分钱。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使用她的布料。她的衣裙不像欧洲姐妹那样，在花样和款式上奢侈豪华，而是全力设法节省时间、精力和材料。最小的一片外国布料，到了中国妇女手里也会受到欢迎，她们不图美观，而是重新发挥其效用，物尽其用的程度是‘家政’议会的全体女作家未曾梦想到的。”他可能还想不到，中国还有用各种碎布块拼凑做成的“百衲衣”，中国还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穿衣家训。

中国人的节俭还表现在食物上和燃料上。在中国历史上，“瓜菜半年粮”是常有的事，在黄土高原地区，富家大户都要吃糠麸，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光吃白面白米还不习惯。在南方低山丘陵地区，所吃的熏制腊制食品很多，熏制腊制食品就是为避免浪费而实践出的保存方法。中国广大北方农村，秋天冬天的大地上，遍布拾柴的人群。他们的竹木耙在地上搂扒过后，地上连一根草屑都不剩。南方农村，则将山坡上枯黄的草割下，将田地的麦秸稻草打捆，以作燃料。

中国人习性勤俭，吃苦耐劳。这是中国季风风土的性格模塑结果。长久以来，节俭作为一项美德，广为人们所赞扬。如:

衣不求华，食不厌蔬。(王安石《长安县太君墓表》)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治家格言》)

米千粒，酒一滴；蚕千头，绢一尺。(牛树梅《在谷老人小儿语补》)

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冯梦龙《警世通言》)

中国人的节俭，海内外人士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人的浪费也是客观存在的。浪费的顶点就是奢侈，历史上人们赞扬勤俭、贬损奢侈的情况也是常见的。如: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

制俗以俭，其弊为奢。(王安石《风俗》)

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慎子》)

救奢必于俭约。(《后汉书》)

人们甚至把勤俭与奢侈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

奢侈浪费现象在帝王权贵等社会上层人物中非常突出。故杜甫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浪费现象在社会下层人物中也有存在，凡是公物，大都抛洒浪费，只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珍惜爱护。

人们浪费的另一原因是好面子。为了好面子，人们对于自己的钱财和生活资料，常会大方过头，如人情往来，婚丧嫁娶，都会以出手大方、摆阔为荣。

对有钱的中国人来说，设流水宴无疑是表明自己财力的一种方式。这种没有尽头的宴席，要上很多道菜，多得难以置信。参加过这类宴席的外国人无不惊骇不已。中国有句俗语“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就是针对这种无尽头宴席而言的，反证了中国富人筵席所用的时间之长，耗资之大。

那些无钱的中国人，也在招待客人和宴席上下工夫。无论在南方低山丘陵地区、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中国人的礼仪食俗都很丰盛。尤其是在南方湘、川、赣一带，穷人遇到亲朋好友来访，都要用“八大碗”待客，即八个菜，荤菜至少占一半。

他们平素非常节俭，但待客却热情大方，虽然体现了中国人好客的美德，但较之往日丰盛太多的饭菜，实际上造成了食物和营养的浪费。

3.守信VS背信

中国人历来很看重信(信义、信用)，将其视为一种美德。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着不少有关信义的箴言、名言。如:

人之所助者，信也。(《周易·系辞上》)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

大丈夫以信义为重。(《三国演义》)

儒家思想讲“仁义礼智信”，更是把守信理论化、纲常化了。

历史上，中国人守信的事例很多，最有名的是“尾生抱柱”、“徙木市信”等故事。

战国时人尾生，与女子相约在桥下相会，女子不来，大水上涨，尾生便抱着桥柱，直至被水淹死。这就是“尾生抱柱”。

“徙木市信”说的是战国秦相商鞅，为变法强国而取信于民的故事。商鞅在城南门立一木柱，公告全城百姓，谁能将此木柱从南门搬到北门，就奖给他黄金十镒(二百两)。许久，都未有人去扛运木柱。商鞅又下令将奖金提高到黄金五十镒(一千两)。终于有人从围聚的人群中走出来，将木头扛到了北门。随后他得到商鞅的接见，五十镒黄金，立即兑现。

古人守信者最有名的是汉代人季布。当时楚人有谚云:“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后人遂有“一诺千金”之称，指代守信的重要。李白诗云:“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金圣叹批注《西厢记》云:“夫人而诚一诺千金，更无食言者也”，都是指守信的重要。

在中国人中，守信程度最高的是史官群体。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以史为鉴”的出发点培育出“秉笔直书”的写史传统，这个传统造就出一代又一代尊重事实的史官。编纂信史，成为他们的人生信念。

史官群体之中难免有人在编修历史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但总体上看，中国的历史文献可靠性较高。许多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历史文献赞赏不已，绝对相信他们的陈述。一位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曾于1888年7月出版的《中国评论》期刊中这样评价中国历史文献说:

科学考据很久以来就意识到并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代文献史实的可靠性。例如最新型、最全面的中国考察者理查·索芬，在讨论构成中国民族特性的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指出，中国人统计有关事实时记录历史事件的严格的真实性，追求真知的认真精神，与他们在一般交往和外交谈判中处处盛行的被绝对公认的撒谎与欺瞒，形成鲜明对比。

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帮也是比较守信的群体，当时著名的商帮有十个，即徽商、晋商、陕西商、江西商、山东商、广东商、福建商、洞庭(苏州)商、宁波商、龙游商。这十大商帮相继出现和崛起，称雄于商界。

这些商帮中的多数人都很讲贾道，讲诚信。他们深知要在生意场上站稳脚跟，求得发展，必须要守信用。

徽商对那些背信弃义的商人非常痛恨，即便是本帮之人也不肯饶恕，一旦背信之事被曝光，背信者将会被本帮商人称为“徽狗”，驱逐出去。徽商中的红顶子官商(布政使衔)胡雪岩，曾就守信与背信讲了一句精辟之论:“生意失败还可重新来过，做人失败，不但无复起的机会，而且几十年名声付诸东流。”

晋商也讲“信”，为了树立“守信用”的形象，他们约定俗成，都供奉关羽像，以此表明他们守信的决心和诚意。

洞庭商的“身无择行，口无二价”，江西商人的“贾德”，山东商人的“货贩平准”等等，都是中国商人“童叟无欺”的经商信念。

中国人看重守信，许多人是身体力行，践诺守信，但中国人之中的确也有不少的人不守信，甚至背信弃义。

背信弃义，中国人视之为一大恶德。背信弃义之人，为社会所憎恶。中国人在批判背信弃义时，所使用的言词也相当激烈。如“口惠之人鲜信”；“无信患作，失援必毙”；“不忠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等等。

尽管人们用近乎诅咒的方式批判背信弃义，但背信之人并不因此而减少。

中国商人中，既有守信意诚之人，也有欺诈哄骗之人。所以，“无商不奸”、“奸商”之声盈耳，守信商人也有口难辩。尤其是现代社会，在一些地区，假冒伪劣产品不断，坑蒙拐骗手法翻新。在经济生活中，背信弃义随处可见。

在中国，背信程度最高的是官僚群体(史官除外)。可以说，“言而无信”的情况在官场中最为普遍。

在中国封建官场中，又以封建帝王最不守信。对于帝王们来，诚信是臣子们的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他们出尔反尔，随心所欲，心里只有权谋与欺诈。

自春秋战国始，背信弃义之事在列国之中就屡屡可见。故史称“春秋无义战”。

晋献公以良马和玉璧送虞国国君，请求借道伐虢国，虞君贪赂应允，结果晋军通过虞国，一举灭虢，回师又灭掉虞国。这就是“唇齿相依”的典故来源。(www.daowen.com)

越王勾践被吴国战败，他依靠范蠡、文种两良臣，十年生聚，卧薪尝胆，终于战胜吴王夫差，成就一代霸业。然而他却不遵诺言，逼走范蠡，杀害文种。真应了范蠡的预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秦昭王更是背信的典范。他听说赵惠文王得到“和氏璧”，忙寄书赵王，愿以十五座城来交换。结果赵国大臣蔺相如送和氏璧到秦，秦昭王将和氏璧拿到手就想赖账，根本不提用十五城交换之事。好在蔺相如机智周旋，据理力争，终于完璧归赵。否则，和氏璧就被秦昭王骗走了。这就是典故“完璧归赵”的来源。

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背信之事举不胜举。偶尔有守信的君王(如晋文公，他在流亡秦国时曾许诺今后两军交战，晋军会先“退避三舍”。后继位为国君，与秦交战，果然守诺)，但也只是凤毛麟角，偶尔一见。

封建官僚之中，尔虞我诈、互相欺瞒之事也是举不胜举的。整个官场，几乎无信义可言，充满了勾心斗角的倾轧和权力争夺。

在封建社会中，臣子欺君，是罪不可赦的，不是腰斩，就是凌迟处死。尽管刑罚定得如此严厉，然而中国历史上仍有不少欺君的权臣和奸臣，随便列举秦汉的一些大臣，就够触目惊心:

指鹿为马，蒙骗秦二世的赵高，伪作秦始皇诏书的李斯；使汉景帝诛晁错以泄私愤的袁盎，随心所欲立皇帝而又骄奢横暴的梁冀；反复无常背主求荣的吕布；等等。至于历史传说的李广利打着为汉武帝寻大宛“汗血马”的幌子西征大宛；汉元帝的画工毛延寿因恨王昭君未给贿赂而丑画昭君，使其被送往塞外去与匈奴和亲；秦朝术士徐福对始皇谎称能寻得长生不老之药，率童男童女数千东去扶桑等等说法，也为臣子欺君提供了一些谈资。自魏晋南北朝之后，臣子欺君之事就更是不胜枚举了，而且有越演越烈之趋势。

臣子敢欺君，自然就敢欺同僚、上级、下属。背信弃义，反复无常，在官场中成了一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末，大量的外国人来华，都得出了中国人不守信的结论。这一结论，很大程度来自于他们对清朝官员的认识，因为与他们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清朝官吏。美国人亚瑟·史密斯在《中国人气质》(1899)一书中曾引用基德教授的看法说:“中国人公开和私下表现的品质，与真正的信相比，是如此背道而驰，以至他们的敌人会选择这一点，讽刺他们表里不一的矫饰行为。虚伪，口是心非和趋炎附势，才是这个民族的非常突出的特点。”马克斯·韦伯更是出语惊人，他在《儒教与道教》(1915)一书中竟然断定“中国人是世上绝无仅有不诚实的民族”。

守信与背信，构成了中国人双重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4.自尊VS自卑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自尊的民族。这种自尊来源于悠久的文化和古老的历史所产生的心态。

中国的独特地理环境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在这个文化单元之中，面对非季风区的西戎、北狄(游牧民族)，南方山林、海岛的南蛮，华夏族不由自主地滋生出一种文化优越感，从而衍生出自尊的性格来。

▶秦始皇陵

生前“一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始皇，自封“始皇”，将自尊和自大演绎至极致。

历史上华夏族以“天下之中”自居，国力稍为强大，就有绥靖四夷的念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尚书》)总有中华高于四夷的想法。所以，长期以来，自高自大在历代统治者中是最为习见的现象。

中国的君王以天下至尊自居，将自尊演绎到极点。

秦始皇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自立为始皇帝，有天下第一人的含义。

唐太宗武功文治，威名远播，四夷宾服。他也欣然以“天可汗”自居。

清朝康熙、乾隆皇帝，常以“天朝皇帝”自居，将欧美等国人视为“夷人”，常以倨傲的态度对待中国周边的国家君主。嘉庆、道光皇帝，在会见欧美等国来使时，还强调他们要以“四夷宾服”的态度行跪拜礼。

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积贫积弱的“天朝”已不堪资本主义列强一击之时，清朝的君王、后妃们，还硬撑着，想尽力保全自己的那份自尊。

中国的士大夫们是最想保持自尊的群体。他们为人处世，对自尊都特别敏感，唯恐受到别人的轻慢。“士可杀不可辱”就是士大夫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自尊心境使然。

中国士大夫的自尊，更多的是以“骨气”作为表现形式。

士大夫讲骨气，讲气节，以梅、兰、松、竹、莲花、菊花等物自喻，以示高尚节操，不与小人或敌人同流合污。

▶屈原祠

湘山楚水万千民，至今犹思屈大夫。

在中国历史上，以气节、骨气名世的士大夫为数不少。周代有商遗老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死。春秋有不愿受封而隐居的介子推，女子坐怀而不乱的柳下惠。战国有舒世独立、自爱自重的屈原，宁死不屈、智斗秦昭王的蔺相如。汉代有留居匈奴十一年、不辱使命的张骞，不与别人争功、视功名为草芥的“大树将军”冯异。三国时代有不为淫威所屈、宁死囹圄的神医华佗，不置私产、鞠躬尽瘁的诸葛亮。魏晋有不与统治者合作、不为利禄所动的嵇康、阮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南北朝有不畏权势、与梁武帝宗教观点针锋相对的范缜，立志不婚娶、潜心著述的刘勰。唐代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有不畏权贵、“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刘禹锡。

自五代十国、宋代以后，自重自爱、注重节操的名士层出不穷，但自卑行径之人也大有增加。自尊与自卑同时并存于士大夫之中。

自卑性格通常是以“低声下气”、唯唯诺诺的形式出现，即人们所说的“没骨气”、自轻自贱。

士大夫自轻自贱，最没骨气的要数五代十国的冯道。

冯道原是唐藩镇刘守光参军，后事唐、晋、汉、周四朝，伺奉十个君王。又屈附契丹。一生中曾三次做宰相，居相位二十余年，亡国丧君，从未在意；时常更换主人，也不以为耻；自号“长乐老”，全无自重自爱之心。

自卑性格发展到极点，就是鲁迅所讲的奴才主义，梁启超所言的奴性。

宋代是社会大变化、大动荡的时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奴性十足之人层出不穷，他们媚附统治者，媚附权势，毫无骨气可言。

甘当奴才，摇尾乞怜，这类人中较有名者有:北宋“六贼”蔡京、王黼、章贯、梁师成、李彦、朱勔，靠蹴鞠而媚附为大臣的高俅、李邦彦，叛宋而媚金、甘当傀儡“楚帝”的张邦昌，媚附金人、甘当内奸的南宋奸臣秦桧、万俟卨，媚附秦桧、诬陷忠臣的奸臣张俊、汤思退，媚附权势、争宠争权的宦官董宋臣、权臣丁大全；媚附蒙古人、恃宠于宋帝的权臣贾似道，追随贾似道、反复无常的大臣陈宜中；等等。

同在两宋时期，讲气节、讲骨气的士大夫也不少，他们自重自爱，与自甘轻贱的人在行动上大相径庭。其中较有名者有:屡立战功、陷入重围、受伤被俘、绝食而死的大将杨业，不畏权势、执法严峻、为民平冤的大臣包拯，为名臣范仲淹鸣不平而致贬官的欧阳修，弹劾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的赵抃，嘉祐时授官职均称疾不就的学者邵雍，被俘北去、宁死不屈的大臣张叔夜，伏阙上书、指责奸臣而被害的大学生陈东，金人迫仕伪齐而誓死不屈的朱弁，金人诱之官爵而不从、历经苦难的大臣洪皓，屡败金兵拒绝金人诱降城破投河而死的义军将领李彦仙，直言批评历来朝政之失、为主抗战不为官爵所动的思想家陈亮，应乡试落第遂绝意不复应举闭门著书的史学家李心传，等等。

两宋时期，士大夫们在自尊自重和自甘轻贱方面表现如此泾渭分明，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性格阵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来，并演变成中国知识阶层中的自尊自卑的双重性格特征。

对一般中国人而言，自尊与自卑这一双重性格特征常常是通过“面子”而表现出来。

中国人好面子，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简单地指人的脸，它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众多又难以确指。不过，可从肯定“面子”一词是人际关系的产物，它与人们要设法维护自己的形象，保持自己的自尊有关。

对中国人来说，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适当的形式，否则他宁可拒绝问题的解决。

中国的商人是最讲面子的群体。

中国的商人，如果被对方商人坏了面子，明明这件生意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但面子受到损害的一方宁可生意受损，也不会与对方做成这笔生意。

中国商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保留面子”、“名誉比生命更重要”之类的话是深刻在脑海中的，因而一般来说，他们在做生意时比较注意双方的面子。

因为交易的双方能互相顾及面子，所以才能做到默契。换句话说，价钱是交易的条件，并不是谈成生意的最重要的条件，而顾及对方面子，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所以，中国商人自己要讲面子，也要给别人面子。在生意场上不给对方面子，会被对方认为是一种侮辱。

如果一个商人在与同行竞争时，拉破了对方的面子，那就将受到严厉的报复。

面子对中国商人来说，意味着自尊，也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

在有些场合，甲商人为了顾及对方的面子，先行让步，做成生意；而乙商人在以后的机会中，也对甲商人让步以示对甲面子的回报。这种外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自尊性格的表现。好面子，是自尊；给别人面子，是为了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一种自尊行为。

在中国人中，渴望保住“面子”的事比比皆是。

被人指出缺点，许多人感到“没面子”，即使证据多么明确，也必须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

领导受到下级的批评指责，更是感到失掉了面子，不仅会勃然大怒，甚至会忌恨下属一辈子。

下级受到上级申斥，如在私下场合，通常都能忍受；如在公众场合，他会怀恨在心，甚至耿耿于怀。因为他觉得“很掉份儿”，没有面子。

“面子”作为一种自尊，是中国人很重要的东西。因此给人面子，算是一种恩惠。中国封建政府的地方官，被杀头时，常常被准许穿着官服而受刑，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照，以保证受刑官员不失掉“面子”。历代帝王下旨赐大臣死，用毒酒、丝帛带之类，而不用刀斧之类，也是一种特殊关照，以照顾赐死者的“大臣”面子。

没有面子，意味着失去自尊。

不要面子，就会被人们视为无耻，视为自轻自贱、自甘堕落之人。

5.仁爱VS残忍

中国是一个讲“仁爱”的国度，自古以来，“仁爱”成为人们宣传的第一美德。儒家学说中，“仁、义、礼、智、信”，仁是排在首位的。“仁者爱人”的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并且成为许多人躬身实践的信念。历史上有关阐述仁爱的言论很多，这类言论，就是中国人将仁爱的一种表现。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乐民之乐者，民亦其乐。(《孟子·梁惠王下》)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晏子春秋》)

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曹植《当欲游南山行》)

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说苑·政理》)

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王维《赠房卢氏琯》)

最能体现“仁爱”之心的，是中国许多志士的那种“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忧国忧民”，是一种放大了的仁爱，一种广博的仁爱。

▶杜甫草堂

寓居成都浣花溪边的诗人杜甫，其茅屋为秋风所破，他身居破屋，却心忧天下。

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杜甫；从“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韦应物，到“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的李纲；从“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于谦，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燮。他们关心民众疾苦，愿舍身救济，真正体现了一种宽广的仁爱之心。汉代哲学家荀悦在《申鉴》中所言:“爱民如身”，正是中国正人君子的仁爱性格的一种写照。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正人君子留下了仁爱的佳话。

东汉时期，河南南阳一带流传这样一句赞语:“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召父指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杜母指东汉南阳太守杜诗。二人在南阳任官职时，关心民众疾苦，爱护百姓，为百姓农业生产和生活排忧解难，故深得民众爱戴，被尊为“召父”、“杜母”。

西汉还有两位廷尉受到人民的赞誉，一位叫张释之，时人称赞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一位是于定国，时人称赞说:“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无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一位体恤民情、爱护百姓的清官典型。他以为“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他常常思虑百姓，关心人民疾苦。他在《新制布裘》一诗中这样抒发自己的感情:“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正是他这种仁爱之心，博得了广大民众的青睐和爱戴，以致在他离任苏州刺史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百姓们的爱戴，使得这位刺史感慨万千，更增仁爱百姓之心。“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别州民》)正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被一些史籍称之为“杀人无数”、“屠蜀罪魁”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也不乏仁爱之举。史传张献忠入成都，见一妇人怀抱大孩子而手牵小孩子仓皇逃去，心中很奇怪，拦住妇人问:为何将大孩子抱在怀而让小孩子步行?妇人回答说:小孩子是自己亲儿，大孩子是丈夫兄长留下的遗孤。岂有不爱惜自己独生子之理，只是想到要为兄长保留余脉，只好如此。张献忠听后，大为感动，遂吩咐妇人不要逃命。妇人疑惑不解，张献忠便折下柳枝，交给妇人，传令说，凡家插柳枝者，一律不得侵犯。妇人便通知乡邻，大家门上都插上柳枝，农民军果然秋毫无犯。这就是成都柳荫街一名得来的传说。

在中国历史上，每遇灾荒年，赈灾救荒的善举和义举层出不穷，许多灾民全靠别人的救济而得以活命。这种赈灾善举就是中国人讲仁爱的一种表现。中国人讲仁爱，是一种心胸博大之爱。这种爱是无私的，因而也是最伟大的爱。抗战之后，日本人在中国留下了大批的遗孤和被遗弃的子女。对于侵略中国、滥施暴政、实行惨不忍睹的“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人虽然与他们仇深似海，但并未把怨恨之气撒在那些日本遗孤和儿童身上，反而承担起哺育日本遗孤弃儿的责任，养育了一大批日本侵略者的子女。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中国父母倾注了足够多的父慈母爱。将中国人称为仁爱的民族，也许并不过分。但“仁爱”的定语，似乎又存有疑问。因为许多外国人以及本国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的性格中有“残忍”的一面。梁漱溟认为中国人残忍，是因为中国人对人对物缺乏同情。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之问题》一书中也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说:

最显著的就是在戏馆里演悲剧的时候，可以四面听到笑声，也有流泪的人，但是大家都把可耻可鄙的事引作笑料，以有同情心为大众的笑料，这是世界各国所很少见的事。伶人有过失，观众大声鼓噪，电灯偶然有毛病，观众鼓掌叫好，这种幸灾乐祸的心理表演，都足以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

许多19世纪至20世纪初来华的外国人则径直将中国人归入有残忍言行的人那一类。

法国人勒戎德尔在其所著的《现代中国文明》一书中评价中国民族性时说:中国人有残忍性、复仇心。英国驻香港总督戴维斯称，中国人最大缺点在态度虚伪、猜疑心强、嫉妒心盛、复仇心强，在复仇时并有残忍行为的表现。英国人威廉斯则称中国人“粗暴残忍”。佛尔纳则在赞扬中国人的优点时，话锋一转说:“不过同时还有残忍、刻薄、缺乏同情心等特性。”帕克则称中国人“残忍成性”。(详见《民族性与教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回顾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确存在着残忍的一面。

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是一次有名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秦军大败赵国军队。秦军大将白起，竟然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人。此种残忍，令人发指。

无独有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了加强统治，他竟然“焚书坑儒”。凡儒家经典、诸子书(除博士官所藏外)一概焚之，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于咸阳。其残暴程度可以与白起比肩。

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项羽，曾率军渡漳水救赵。他破釜沉舟，与秦军决战于巨鹿(今河北平乡)，摧毁秦军主力，后又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余万人。入关中以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火烧阿房宫，掘始皇陵。其残忍程度，也不稍逊白起、秦皇。

在中国历史上，坑杀降官降卒，屠杀抵抗军民的事例是举不胜举。如“河阴之变”，北魏大臣尔朱荣，为夺取北魏政权，将太后、少主溺死于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并杀宗室、大臣两千余人。北宋将领王全斌攻占后蜀，擅杀后蜀降兵两万人于成都。元军破襄阳，屠杀守城宋军数千人。最令人震惊的是满清入关，屠杀扬州城军民之事。顺治二年，清军南下，明臣史可法坚守扬州，与全城军民进行抵抗，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后，清兵在扬州城大肆屠杀，历时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如果说，对敌人残忍还情有可恕，那么对自己的父母姊妹也下毒手就情理难逭了。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父慈子孝”讲“仁爱”的国度，血缘亲情、手足之情，是超越一切之上的感情，甚至是爱情也不得不屈服于亲情之下。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残杀父兄姊妹之事屡屡不绝。

例如，秦二世胡亥杀其兄扶苏。曹操长子曹丕继位，欲杀其弟曹植，因曹植赋《煮豆燃箕》一诗受感动而罢。十六国后赵皇帝石虎死后，其诸子夺权，互相残杀。隋文帝病重，欲传位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杀其父自立，为炀帝，并杀其兄杨勇与他的十个子女。秦王李世民为了帝位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其兄太子李建成、其弟齐王李元吉，迫使其父李渊传让皇位。唐安乐公主为使其母韦后临朝称制，与其亲信合谋鸩杀其父唐中宗。唐朝叛将安禄山造反称帝，后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朝叛将史思明追随安禄山反叛，杀安庆绪自称帝，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

此类事例太多，难以一一列举。不仅帝王们争权夺利，暴露出他们残忍的一面，民间百姓中也常常有为了财产或泄恨而杀害兄弟姊妹甚至父母之事。

中国人的残忍还体现在刑罚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人犯罪，常常被株连九族，满门抄斩，非把人弄得断子绝孙和家破人亡才可。中国历史上常常有这类“满门抄斩”之事，而抄斩对象，甚至连幼童都不放过。

中国的死刑有多种处置方法，如斩首、腰斩、凌迟、绞监候、五马分尸、鸩毒等。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甚至创造出“点天灯”的死法，即将人用衣物捆缚如粽子，沾满油脂，倒吊点燃。这些死刑，均带有残虐的意味，令人恐惧战栗。中国人的残忍，还表现在对待犯人方面。古代犯人先受刑罚处置，棍棒、夹板侍候，然后黥面，戴枷流放从军。其家属被官府没收，或充乐府，或充妓院。

在对待妇女与儿童方面，也显露出残忍的一面。自五代以来，中国的女性实行了缠足，这种残虐身体的方式竟然在全国得到推广。而儿童上私塾，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

时至近现代，中国封建社会那些残忍的做法，受到了今人的唾弃。但是一脉相承的残忍却并未完全消失。“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大批判、武斗、虐待、法西斯做法(如割断张志新等人喉管再处死刑等)，政治迫害等等，将中国人性格中的残忍一面暴露无遗。

仁爱与残忍，构成了中国人双重性格的一个方面。无论我们是否乐意，我们都必须正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