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冲突与性格

文化冲突是中国人生存张力的另一表现形式。它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更有不小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于非季风区游牧文化对季风区农耕文化的冲突；其次是异域外来文化(工业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

非季风区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都有入主或依附农业民族的愿望和行动，但因受到季风区农业民族的强烈抗拒(修筑万里长城即为这种抗拒的一种典型形式)，大部分时间，他们只能在季风区边缘一带活动，因而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农业民族的敌忾和战斗精神。

处在非季风区的游牧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中养成了剽悍、坚强的天性；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培育出团队精神和强烈的抗争意识；在侵扰劫掠的活动中成为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时常与死亡相伴；严寒大雪，冻死牧放的牲畜；天干大旱，无水草可以牧畜；草场的迁徙，常要通过浩瀚的戈壁、荒原。他们只有通过抗争，顽强的抗争，才能求得生存。

▶草原湿地

这是牧歌悠扬的地方，游牧者的天堂。然而一旦冰天雪地，诗意情景就不复存在。

面对常将生死置之度外、奋力一搏的游牧民族，面对他们“困兽犹斗”、南侵以求生存的举动，季风区内的农业民族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捍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捍卫农耕经济，他们不得已也采取了以武力对付武力的行动，并在激烈的战斗中逐渐激发出勇气和无畏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构成汉朝最大外来压力的是匈奴，构成魏晋朝最大外来压力的是鲜卑，构成隋唐朝最大外来压力的是突厥，构成宋朝最大外来压力的是蒙古族、女真(金)族。

这些民族战争，就是一种文化冲突，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

在确保农业文化传统的存在和持续的战斗中，农耕文化传统捍卫者中涌现出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

他们之中，有留居匈奴19年持节不屈的苏武，有“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霍去病，有“马革裹尸还葬”的马援，有率36人而平定西域的班超，有“闻鸡起舞”、立志恢复中原的祖逖，有“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有“击鼓助战”、与丈夫韩世忠并肩抗金的梁红玉，有积极请战、“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游，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辛弃疾，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有督战京师、毙敌无数的于谦，有亲率“戚家军”数败倭寇的戚继光，有登陆台湾、驱逐荷兰侵略军的“国姓爷”郑成功，等等。

这些英雄人物的作为是“大丈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典范，其行为是中国人追求和希冀达到的人生境界。他们被颂扬，是恪守农耕传统文化、捍卫传统文化的人们心理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人们企图强化自己性格中刚强和抗争的那一面的必然结果。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激发出农业民族的无畏和敌忾精神，这在中国早期历史人物的姓名上颇具阳刚之气便可略窥一二。

中国男性用名最具阳刚之气的时代是汉代，这是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与背景有关的。鲁迅先生曾在《看镜有感》一文中有一段精辟之语:

(汉代)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丝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

时代召唤安邦定国的英雄，英雄便应运而生。在汉人名字中，开边立功的雄浑阔大气派迎面而来。表现尚武、勇敢、豪迈气概的命名屡屡可见。

如西汉的苏武、何武、夏侯胜、龚胜、黄霸、扬雄，东汉的张武、马武、窦武、韦彪、邓彪、高彪、班彪、杨彪、班勇、孔奋、侯霸、张霸、魏霸、王霸、单超、班超、左雄等。

当时社会时尚重武轻文，人们都想在塞外开边扬名立万，博取时誉与功名。这种时尚是当时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产物，是一种刺激—反应的正向反馈。

魏晋南北朝之后，情况开始逐渐起了变化。游牧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五胡与汉族杂居相处，使得刺激—反应这种农耕文化的正向反馈发生变异。战乱而致北方中原人士大规模向南方迁徙，北方遂为游牧民族充塞的地方。西晋之时，“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原本游牧的戎狄，迁徙到黄河流域与汉族混居，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减弱了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南侵的反应，弱化了农业民族原先被激发出的无畏和敌忾精神；另一方面，破坏了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耕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动摇了人们奉行农耕文化传统的信念。(www.daowen.com)

“五胡乱中华”对季风区黄河流域居民原有的文化性格产生了长远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乱时期。本来中原已迭经汉末的变乱和三国时代的长期战争，经济已经受到摧残，而又适值近五千年来第二个寒冷期的最冷阶段，更使得黄河流域经济残破不堪。“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

面对这样的环境，人们哀伤忧愤。“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就连一代杰雄曹操，心中也充满了无限的悲凉感伤，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

此时，北方游牧民族受严寒驱赶，大举南侵，一下子将中原居民的生存危机推到毁灭的临界点。

昔日面临生存危机可以依赖的政府、地缘组织、家族已经分崩离析，凝聚群体力量的组织已经消失；新迁徙来的戎狄是陌生的异族，是全然不同的文化侵入者；中原居民感到了孤立和无望。他们离开了自己原先的群体，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境地。

▶黄沙漫漫

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原汉人，一如浩瀚沙漠中的苦旅者，孤独而又无助。

季风性格黄河类型是忍耐服从、刚强坚韧的一体两面。此时，忍耐、服从的性格成为主导，人们丧失了反抗的念头。他们成为一盘散沙，在乱世中寻求自保的机会。

躲避乱世，积极寻求自保，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正应了那句古话:“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无论是东晋名士们的“我要隐逸”，还是专谋自保、拥兵坞壁、率部曲庄丁据守庄园的豪强，抑或是佛教和尚的隐居修禅和道士的山居炼丹，都是避祸趋吉的一种外在表现。

形式各异的自保方式，反映人们心中的惶惑与不安。他们各顾自己的行动，削弱了民族凝聚力。正由于当时社会缺乏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缺乏坚强有力的社群组织，缺乏大一统的群众根基，所以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并存的现象。

并不强大的“五胡”，能在黄河流域一带横行肆虐，建国称王，根源于失去反抗意念的当地居民的沉沦，他们在自顾自怜的自保过程中，丧失了昔日的团队精神和血性。

随后的隋唐时代，虽然辉煌，但全仰仗民族融合而带来的民族新气象。游牧民族鲜卑、高车、回鹘、突厥等一些部落融入汉族，在性格上弥补了汉族文弱的缺失。勇武善战、刚强坚韧、敢于抗争的游牧民族文化性格，给农耕的汉民族性格注入了新的活力，激发出他们深藏的刚强抗争的性格底蕴。

在中国建立起统一帝国王朝的元朝和清朝，其统治者都是游牧民族，他们所具有的游牧文化，极大地压抑了农耕文化的发展。但是他们离开了产生游牧文化的风土，他们的游牧文化最终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但不能将农耕文化同化，而且还面临着被农耕文化涵化的危险。

但他们在企图用游牧民族文化同化汉民族时，对汉族的文化性格产生了强力冲击。

▶成吉思汗陵

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绝不会想到，自己亲手缔造的大帝国竟然因缺少文化的支撑，最终分崩离析。

元朝统治者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北方汉人，四等是南人(南宋遗民，多为汉人)，实行种族歧视。色目人为中亚西域的游牧民，其中包括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唐里、畏吾尔、回回、乃蛮、阿尔浑、斡罗思等。北方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元统治者还将中原的大批良田辟为草场，以供蒙古族放牧，从经济形式上剥夺汉人农耕文化的根基。

清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后，强迫汉族剪发易服，按旗人习俗行事。并把一些汉族士兵也编入八旗，称为汉八旗。强制满化的结果，是旗内汉人迅速满化，顺治、康熙年间，汉人男丁在八旗男丁中的比例要占60%—80%。

他们的这些强迫措施，压抑了汉族的文化性格，并且扭曲了中国南北方风土模塑而成的性格形态。更为糟糕的是，文化冲突的激化，促使过去潜隐着的中国人的病态性格因子，随着生存张力的增强，终于浮上了性格的表层。文化冲突使得中国人文化性格的优点和劣点得到了快速放大，尖锐的民族矛盾使过去中国人常用的中庸、圆滑来回避矛盾的做法都不再灵验。

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西风东渐，大工业文化对农耕文化的冲击与二者的冲突，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更是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进行。不过，这种工业文明对中国人性格的影响，还主要体现在性格的表层上。自20世纪初迄今，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中国人: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已欧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文化性格与西方人相似，但骨子里，却仍然是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