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迁徙与性格

土地战争和民族战争的爆发必然导致战争区域内的人口迁徙。大的洪涝灾害，包括黄河决口，以及大的旱灾，也会造成灾民背井离乡、四处迁徙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人口的迁徙是相当频繁的，这是因为土地战争进行频繁、洪涝旱灾频繁的缘故。

秦汉时期，人口迁徙主要在北方地区进行，即传统上的旱地农业地区。

从三国到东晋，人口迁徙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八王之乱”以后北方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南方迁徙，大量迁入江苏、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江西诸省。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已成为热潮。唐朝的人口移动，大致是北方老百姓自动迁徙到江淮以南，政府则是强迫人民流向岭南一带。

宋代由于金人、蒙古族的入侵，使得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同时也迫使大量的北方汉人向南迁徙，主要迁往江南丘陵地区。

元末，农民起义军蜂起，抗元战争如火如荼。战乱致使人口大量流徙，江苏、浙江、江西及湖南等地人口开始向广东、广西、福建流徙。

明代，黄河流域人口向南迁徙的趋势已经停滞并且反向发展。明政府招抚北方流民返回黄河流域垦辟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不少已寓居南方的北方流民又重返北方。这段时期，除了由统治者有计划地实施移民外，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业人口还自发地向农业人口较少的开发中地区流徙。宣德至成化年间，几十年之间，荆襄已成为上百万流民的集结之地。这些流民之中，“陕西之民五，江西之民四，德、黄、吴、蜀、山东、河南之民二，土著之民二”。

▶山西洪洞大槐树公园

说到明代人口迁徙，必然会扯到山西洪洞大槐树。

清初，大批移民从“湖广填四川”，改变了四川因战争、灾害、瘟疫而使人口大大减少的状况。贵州、云南二省的垦荒和移民也达到规模。清代中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严重起来，内地各省农业人口已达到饱和，相对人口过剩的出路就只有向边疆海外迁徙。边疆移民和海外移民成为当时人口移动的主要趋势。如19世纪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有大批人民移徙南洋及其他各国；迁往新疆、内蒙、东北的移民数量也大有增加。

在回顾中国历代人迁徙的简况之后，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封建社会中期和中期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长江流域为黄河流域人口迁徙的主要去向，直到长江流域的人口地域容量达到相对饱和。人口迁徙大多是举族而迁。其间(明代)也出现长江流域人口倒流徙往黄河流域的情况。封建社会晚期以后，中国“相对过剩”人口又转向边疆和海外迁徙。

人口迁徙与人的文化性格有什么关系呢?表面上看，二者似乎并不相关联。但若细细探究，两者之间大有奥秘，绝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事。

北方人口不断地迁徙到南方，南方人口有时又倒流回北方。迁徙的地方都处在中国大陆季风区域内，都是农耕经济。两地人口的迁徙变化，对当地人的文化性格类型绝不会没有影响，他们原来有些差异的性格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会得到互补，弥补了次生形态性格类型的某些不足。

以唐宋诗人词人为例。北方和南方的诗人、词人在诗风和词风上区别较为明显，这是他们的文化性格使然。一般来说，南方诗人词人的作品大都婉约清丽，纤巧精致；北方诗人词人的作品大都雄浑博健，沉郁蕴藉。

▶嘉峪关

当迁徙的人们扶老携幼步履蹒跚地挪过嘉峪关时，心情一定是五味杂陈。

但实际上，在唐诗宋词中，却常常会发现南北诗人“角色”反串的现象。

唐代诗人虞世南，浙江余姚人。他曾写过不少文辞典雅工丽、结构精美的诗作，属于典型的“南派”诗人。然而他写出的乐府诗，开边塞题材，英爽豪健，一洗陈隋浮艳。“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初看疑是出自北方诗人之手。

唐代诗人王适，幽州(今北京市南)人。他的《古别离》“夜还罗帐空有情，春著裙腰自无力”一句，慵然情思，属婉约一派。

虞世南虽为南人，却长期在洛阳、长安做官。王适虽为北人，却在蜀当官多年。他们诗风当然会受居住地人们文化性格的影响而有所变异。

晚唐五代到宋，温庭筠、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词坛名家，大体上都可归入婉约范畴。苏轼、张元幹、向子堙、岳飞、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等词坛名家，大体上都可归入豪放范畴。(www.daowen.com)

上述婉约派中温庭筠、李清照是北方人；豪放派中的苏轼、张元幹、向子堙、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吴潜、刘辰翁、文天祥是南方人。

北方词人作婉约词，南方词人作豪放语，这样一种文化性格角色的“反串”，正是人口迁徙或移居对文化性格的“重组”或“置换”的结果。

人口的大迁徙，造成了北方人中有南方人后裔，南方人中有北方人后裔的局面。故相术上有“南人北相，北人南相”之说。北方人迁徙到南方，其文化性格类型必然会与南方文化性格类型产生“互补”，加上与当地人通婚，天长日久，后代的文化性格类型必然产生变异。南方人迁徙到北方亦然。由于他们身上积聚了南北文化性格类型的长处，故而具有某种性格上的优势。所以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一文中，对此种情状作了精彩的论述:

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北人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那是中国人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用说，鲁迅所言的厚重与机灵，就是南人北相、北人南相者身兼的南北之人的性格优势。

对于那些举族而迁的北方人来说，他们的文化性格特性同样会因为迁徙而深受影响。

这些举族而迁的北方人大都是中原士族和世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自视甚高，来到南方，不屑与南方当地人为伍，由政府从江南当地划出一块土地，仍按迁徙者原居州郡命名，依旧是聚族而居。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所出现的“侨置郡县”。

“侨置郡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保持在北方居住的状况。他们聚族而居，亲戚乡里一如旧时，连所居地的郡县名也不用改口，直呼旧日在北方所居郡名即可。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想捍卫自己的门阀世族地位，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文化性格特性。

他们未曾料到，“原封不动”地过着昔日那种生活，仍然未能避免自己的文化性格发生变异。

在江南，他们从事着水稻农作，吃着大米与各类水产品。农业经济方式与食品与昔日迥然不同，这会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微妙的变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他们会不知不觉地向长江中下游平原性格类型靠近，诸如追求快乐、富于审美情趣、处事温良恭俭让等等。特别是顺势而为、审时度势、识时务等特性，逐渐被转移到他们的性格之中。

他们文化性格的最大变化，是迁徙动摇了“安土重迁”这一农耕民族的基本特性。

中国人文化性格底蕴是季风性格。季风性格的基本特性是接受状态下的忍耐、服从和刚强、坚韧。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性格类型正是对季风气候的皈依才养成的忍耐、服从，而安土重迁正是他们对当地季风气候皈依的外在表现。

先秦时期，黄河流域的居民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大水、涝灾、干旱、虫灾、瘟疫、战争都未能使他们迁徙到长江流域，他们只是在黄河流域一带迁徙。这固然与长江流域多森林湖泊垦辟不易有关(当时铁制工具还未使用)，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对当地季风气候的皈依推而广之到对旱地农业经济形式的皈依。由于这种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他们磨炼出巨大的忍耐性和服从性，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离开黄河流域，也绝不抛弃旱作农业形式。幸运的是，早期人口与土地的供求矛盾并不突出，生态环境较佳，战争规模较小，“万不得已”的情况终于没能出现。

旱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虽然同属农耕经济，但从某种角度言，二者的文化属于亚异质文化，其居民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除非外力强制改变，否则他们会一直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

魏晋南北朝时，大规模的战乱出现，屠杀、瘟疫、饥馑在剥夺人的生存，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黄河流域居民头上，“万不得已”的情况终于发生。大量的中原人民终于冲决了头脑中的长期束缚，迁徙到了江南一带。背井离乡，对历来安土重迁的华北平原居民不啻是一个强大的冲击，他们无可奈何地重新品味新的“家乡”，对故乡记忆的日渐淡薄的同时也淡薄了故乡的风土“模塑”。而新家乡的风土与稻作农业，使他们最初新奇，进而感兴趣，从最初的抗拒到接受，他们昔日的旱作农业文化传统迷失在稻作农业文化传统中。过去对故乡季风气候和旱作农业方式的皈依逐渐转化为对长江中下游平原季风气候和稻作农业方式的皈依。安土重迁具有了新的意义。尽管他们聚族而居，想保持住自己的文化性格特性，但他们离开了模塑自己文化性格的风土，根基不牢，底气不足，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

▶绍兴兰亭

东晋永和九年，山东琅玡人王羲之与谢安等名人雅士，在此聚会，饮酒作诗，写下著名的《兰亭序》，其欢乐易逝、生死无常的文义和秀美的书法，已完全是江南士人的风格与做派。

文化性格的“互补”决定了江南原居民也是受益者。中原门阀世家大族都是簪璎之家，讲诗书礼仪，功名进取心颇强。他们的南迁，带动了江南人士喜爱读书、爱好文学音乐的风气，也使江南之人对于功名开始变得热衷起来。世家大族的“钟鸣鼎食”，使“食不厌精”成为江南上层社会风习，推动了当地食文化的迅捷发展。江南人的逸乐本性也得到了激发，迅速地将江南演变成“富贵温柔之乡”。

唐宋以后时期，那些举族而迁的北方人民，则没有魏晋那些世家大族那样幸运。他们被迁徙到南方低山丘陵地区，即江南丘陵、闽浙皖丘陵、南岭、湘赣川鄂丘陵一带。在这些丘陵低山地区，当地人把外迁之人称之为“客家人”。

客家人居住在低山丘陵地区，昔日的旱作农业形式得以保存，他们又是聚族而居，其文化性格特性变化相对较小。在移垦的过程中，他们固有的一些文化性格得到了强化。

在艰难困苦的移垦中，他们历经磨难，在性格上变得坚忍不拔，不畏惧任何困难。他们的意识变得更强，亲情变得更浓，家族观念变得更牢固，他们在含辛茹苦的生活中培育出刚强意志，在与自然环境和当地居民的抗争中磨炼出勇敢。由于生存的不易，他们非常勤劳节俭，注重实际，重视对子女后代的教育。他们行事果决，敢负责，有魄力。

他们在南方低山丘陵地区移垦，除较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性格特性之外，还从南方人那里吸取了不少的好的性格特性，比如明事理、应变机敏、不拘一格、富于开拓创新等南方人文化性格的特性，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通达、洒脱的性格特征也能从他们身上窥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