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江类型

在中华文明史的大舞台上，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扮演着一个较为次要的角色。与此相同，季风性格长江类型的性格特征表现较之黄河类型也要逊色得多。虽然如此，长江类型在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原生态里，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之地，早在9000多年前，长江中游地区就出现了驯化的水稻品种。各种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长江流域的农业发生是相当早的，至少不晚于黄河流域的旱地农业。

季风气候下的长江流域，是深受自然恩惠的地区，同时又是受自然气候严重制约的地区。

▶长江第一弯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壮哉，长江。美哉，长江。

史前时期的长江流域，气候与今天有所不同，是一块暖热湿润的地方。竺可桢教授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近五千年来我国的气候可以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第一个温暖期是从仰韶文化到殷商时代(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那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一月份气温比现在高3℃—5℃。也就是说，史前长江流域的气温约与今天的华南两广一带相似。

早期的长江流域在地理环境和生态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丰富的雨量和丰富的森林以及丰富的野生植物和作物资源，特别是根茎类作物。

淡水渔业资源比较丰富，动物资源也丰富。丘陵地区土层较薄，有众多的红壤，易受冲蚀。

水田稻作农业所需要的土壤条件和水利条件在局部地区存在。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下生活的长江流域先民们，从季风气候中受益自然良多。

他们可以采集大量的野生食用植物和众多的根茎类植物，可以捕捞江河湖泊、沼泽中的鱼虾，射猎森林和水边的飞禽与小动物。

他们用不着付出太多的劳动便能解决生计。他们的生存环境较之黄河流域先民们还要优越，对他们来说，季风气候所赐予的恩惠足以使他们安居乐业。

翻开中国历史地图册，我们不难发现，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遗址的分布相当有序:长江中上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长江下游的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是各成序列，各据一方。这种文化遗址的相对独立和分布有序，显示出长江流域先民们生活的相对安定。他们的安土重迁特性和较长期的文化传承，表明他们对当地季风气候环境的皈依。这种皈依，是他们对既成事物的确认，是对季风气候的接受和肯定。

▶长江流域史前文化遗址分布图

长江流域各自独立、分布有序的文化遗址，指向明晰——长江，中华文明的又一个摇篮。

长江流域先民与黄河流域先民们一样，除了接受和认可季风气候之外，同样地对季风气候持有忍耐服从的态度。只是这种忍耐服从的态度不那么鲜明和外露。

在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地势低下雾瘴流行，毒虫毒蛇众多，使当地的居民的生命健康时时受到威胁。直至公元初年，仍是“江南卑湿，丈夫多夭”的情况。

江淮一带还要面临梅雨的考验。受季风气候的影响，每年的春夏之交，冷暖气流的交锋与相峙，在江淮流域维持着一次比较稳定的、持续的降水过程。这时正是江淮一带梅子黄熟时节，所以称为“梅雨”。梅雨的主要特征是，雨量特别丰沣，相对湿度大，日照时间短，地面风力较小，降水多属连续性，并且常常是大雨或暴雨。身处梅雨之中的当地居民，受到大雨或暴雨的影响，感受到空气湿度大所带来的不适，情绪通常处于压抑和忧郁状态之中。中国古代许多诗词中形象地表现出了“梅雨”之中人们的无聊和无奈。宋代诗人赵师秀《有约》一诗云:“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表现了诗人闷坐灯下无聊之极的神态。

长江流域的先民们要面对季风气候所带来的潮湿溽热，还要经受梅雨考验，他们在这种自然气候下只能采取忍耐的方式。他们依据多年的经验或者是先人流传下来的经验之谈，认识到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克服，而无法在根本上予以改变。所以他们通过对季风气候所带来的溽暑和“霉雨”的忍耐而表达出了他们对季风气候的服从姿态。

与他们这种并不够鲜明的忍耐服从特性相适应的是他们的对抗性和战斗性也显得较为薄弱，在面临着生存问题时，诸如大部分丘陵山地的难耕性，森林地区的难垦性；低洼地区的潮湿易病，以及人口增加的土地载能压力等等；他们通常是顺势而为，采用一些方法来进行补救，将生存的困难逐渐化解，或者减少困难，减少生存危害。

在丘陵和山地，先民们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主要种植粟和块根作物。他们并不是在丘陵和山地施行稻作农业，从而避免了人力的耗费。由于渔猎经济食物资源丰富，蛋白质补充充足，他们也缺乏开垦新耕地的动力，对于难垦的森林地区更是不去轻易破坏，而森林的完好不仅保障了先民们的生存环境，又为他们提供了众多的食物资源。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一神话传说，是否透露出当地先民对自身境况的几许无奈?

在长江中下游的平原低地，河流密布，土壤的土层厚，有机质和土壤养分较其他地区为多，先民们利用湿地条件，采用“火耕水耨”式稻作法种植水稻。“火耕水耨”法是以水来抑制杂草，种稻者可以用不着像北方的锄耕者那样投入较多的锄草劳动。他们顺势而为，免去了许多劳动力支出。

但平原低地居住易于患病，先民们在屋居方面采用了干栏式建筑形式，即在密集的木桩上建造长方形或椭圆形平面的房屋。这种干栏式建筑将地面与屋居隔离开来，使人避开了潮湿之气的侵害。

由于长江流域植物资源丰富，先民们在采集野生植物果实与块茎时，经常要接触和食用含有药性的植物，这为先民们对疾病和药物的认识提供了条件。

在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实行渔猎采集耕作混合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大，加之“丈夫多夭”的自然环境影响，人口的增长一直受到限制，人口压力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而在那些易于水稻耕作的长江下游地区，只是当人口增加的压力出现之后才使得人们采用了集约化的水稻生产，稻作农业才变得发达起来。

长江流域先民对季风气候的忍耐服从导致了他们对自然的亲和，他们顺应自然而为，并不试图去改造和改变自然。

但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平衡状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终于被打破。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季风气候发生了变化。这段时期温度和降雨量都出现了下降，年平均气温比现代还低2℃，降雨量可能只有700毫米左右，干旱使得长江下游不断遭到海侵的袭击。

“火耕水耨”的稻作农业生产方式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又逐渐使人口得到增殖。

于是，长江三角洲的先民们在人口和环境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强化农业生产的方式，以此来与气候变迁相适应。

地理学家据亭林遗址孢粉鉴定，良渚文化时期水生植物比马家浜时期明显减少，松榆类树木增加。长江三角洲南部一带还出现了大量的水井。

气候的变迁将当地先民们顺应自然而为的特性予以了改变，在生存的压力面前，他们不得不像黄河流域的先民那样，去强化农业生产，试图改造身边的环境。

他们的这种努力的直接结果是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扩展。太湖平原现已发现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有300多处，这种密集程度一点不逊于陕西关中地区。从这种古遗址分布如此密集的程度来看，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口增长率出现了高峰，而这种高出生率正是与农业集约化生产互为因果的。

季风气候的变迁终于将长江三角洲的先民们送入了社群组织高级化阶段，也就是政治化阶段。他们几乎与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同时迈入了文明的门槛。中外考古学家无一例外对良渚文化表现出一种浓厚的兴趣，他们认为在这种较为集约化的稻作农业基础上发展的良渚文化无疑已具有了国家的雏形。(www.daowen.com)

原本对季风气候皈依而具有的忍耐服从的特性，至此才有了一些质的变化: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长江三角洲)在强化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了刚强坚韧的性格；在社群组织化和社群矛盾的协调过程中，暗暗积累起了抗争的意识。

除了上述与黄河流域先民相同的特性之外，长江流域先民们的原生态文化性格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正是这些独特的特性才使得南人北人的区别泾渭分明，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太湖风光

南轩面对芙蓉浦，宜风宜月还宜雨。

长江流域先民的独特性格概括起来，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奉行快乐原则，生活讲究；热爱艺术，富于美感。

优越的生存环境(主要指食物资源丰富而言)使得长江流域先民们对食物和逸乐较之黄河流域先民们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们所从事的不费太多劳力的采集、捕捞、狩猎等经济方式足够提供族人们所需要的热量、脂肪和蛋白质。

他们本可以悠游自在地度日，但他们却选择了稻作农业。这是一个较为奇怪的选择，至少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如此。水田稻作农业是一种集约化程度相当高的农业形态，不但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而且还需要较好的土壤条件和水利条件。

放弃或部分放弃较为轻松的采集捕捞经济方式而转向劳动量较大较繁重的水田稻作农业，当然不会是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结果。他们这样做，肯定是事出有因。

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一定与长江流域先民们的某种特性有关。

水稻是湿地作物，是一种沼泽相草类。沼泽相的湿地环境是大盆地可食生物量最高的环境，因为它不仅是繁衍大量水生动植物的理想环境，而且会吸引大批陆生动物和水禽的栖息。人类在这种环境里，显然不存在资源短缺的生存压力。

长江流域先民们最初种植水稻不是因为食物资源短缺的压力，也不会是他们喜欢繁重的劳动，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追求美味口感而导致了水稻的种植。加拿大学者海登曾经提出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驯化动植物在减缓和消弭人类饥荒中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些物种在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它是人类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他的这种“宴享”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稻作起源的动因。

▶西湖

有充裕的食物，才会有悠闲的生活。诗人白居易也才能优雅地吟出“烟波淡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的妙句来。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野生稻种基本上分布于珠江流域和云南一带，但当地并未大规模驯化和栽种水稻，水稻的驯化栽培和历史记载的早期水稻则基本上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喜欢种植水稻，很有可能是他们认为水稻是可口食物。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先民的食谱的丰富程度能够增进我们的这样一种看法:他们是一群“美食家”。

河姆渡人的食物构成相当丰富，大略可分为淀粉食物、肉类食物和天然食物三大类。

淀粉食物以稻谷为主。肉类食物以水生动物如鱼类、龟鳖、蚌等为主，辅以鹿类野生食草动物和饲养的猪、狗、水牛等家畜。天然食物主要是野果，如麻栎、榛子、菱角、酸枣之类，也有葫芦之类蔬菜。

河姆渡人喜欢食稻谷和肉，在遗址中发现的野生动物骨骸就有61种，甚至连海中的鲨鱼、鲸等都成为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炊器和食器中都残留下了米粒锅巴和鱼肉鳖肉，动物肉骨头都被敲骨吸髓。但采集来的天然食物却并不受人欢迎:麻栎果满坑，橡子成堆，酸枣、菱角完好地被丢弃在垃圾坑里，任其腐朽。

可以想象，河姆渡人的食物首选鱼、肉、稻米，是他们满足口腹之欲的必然，而那些采集来的野生果实，只是作为饭余之后的一种口味调剂，更有可能是作为一种食物储备手段，以供不测之时充饥所需。

讲究吃的传统在后来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中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马家浜人的食物中既有籼稻又有粳稻；既捕猎梅花鹿、四不像、獐、麝、野猪，又捕捞龟、鳖、鼋、河蚌、蛤蜊和鱼类；既饲养水牛又采集野生的核桃、杏梅、圆菱角。

良渚人没有马家浜人那样幸运，由于大量垦殖土地，也由于气候较为干旱，野生动物变得稀少了。但良渚人仍然较好地解决了蛋白质需求问题。他们除了食用籼、粳稻之外，在捕捞水产鱼类的同时，又驯化种植了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桃、酸枣、葫芦等植物，用植物蛋白来弥补了动物蛋白摄入的不足。

生活讲究，当然不限于吃。在用物和穿着上，长江三角洲先民们也同样很注重。

他们使用陶器、骨器、象牙器、木器、竹器，甚至还有漆器。河姆渡人使用瓜菱形的圈足木质朱红色漆碗，马家浜人和良渚人木器种类繁多，而且也有漆器和漆绘陶器。竹编器种类与编织法也令今人叹为观止。钱山漾遗址一地就发现完整和残的两百多件竹编器物，有竹篓、竹篮、箅子、谷箩、簸箕、竹席、篷盖、门扉、刀篰、倒梢(捕鱼用器)、竹绳等。竹篾多经刮光，一般较均匀细薄。编制方法随器物而异，经纬篾条交织，组成人字纹、十字纹、梅花眼和菱形花格，编扎紧密，花色复杂，做工细致。

他们早就对兽皮、树叶之类服饰已不感兴趣，他们到后来甚至对苧麻类织品衣物也失去了喜爱，因为他们发现，用蚕丝织出的布不仅漂亮，穿在身上也很舒适。他们饲养家蚕，以此生产丝织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良渚文化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细丝带是由30根单纱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绢是缫而后织的，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有48根。

当黄河流域先民为自己能穿上苧麻衣物而欣喜时，长江流域先民却已在追求更舒适的丝织衣物了。

▶浙江古镇

小船摇橹，咿呀缓行在水巷中，那从容不迫的举动，定然是无忧无虑的结果。

正是长江流域先民奉行快乐原则，讲究生活舒适的这一特性，使得他们成为几千年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精神的人群。他们的这一特性，是季风气候所规定的环境产物。他们面对自然的恩赐，缺少生存压力，自然是无忧无虑，安居乐业，并从日常生活中滋生出寻求快乐舒适的动机和意识。

充足的食物来源和较为轻松的劳动，使长江流域先民们有了较充裕的闲暇时间。这样他们就能以轻松平静的心境来观察自然。当他们面对青山绿水，仔细观照事物状态时，心中自然滋生出对艺术的热爱。创作冲动一旦产生，有闲暇时间的他们进行艺术创造就非常自然了。

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中的带装饰图案的陶球、黑彩大陶球；青龙泉三期文化中成批的红陶捏塑小动物，品种多样，有陶人、鸟、长尾鸟、猪、羊、龟、象等，形象真切；长江下游地区青莲岗文化的玉饰物、玉器和玛瑙、绿松石饰品；河姆渡文化丰富多彩的原始雕刻品，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无一例外地显示出长江流域地区的艺术传统和文化传承性。

▶良渚玉器

长江中下游的史前文化，已经生产出非实用的纯粹艺术品。这些精美的玉器，纹饰精细，玉材硬度较高，放在今天都不易雕刻，而在当时只有石器的年代，却能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人或神兽纹饰图案，真是匪夷所思，可谓是巧夺天工。

面对着河姆渡文化那些用雕刻、捏塑方法制作的原始艺术珍品——双鸟朝阳的象牙雕刻，鸟形象牙圆雕，木雕鱼形器柄，圆雕木鱼，双头连体鸟纹骨匕，陶塑鱼，人头像，狗形器钮，玉料、萤石磨制的璜、玦、管、珠一类传统性饰物，人们在惊叹之余，对长江流域先民的艺术创造能力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良渚文化那些精美繁多的玉器无疑会再次大大加深人们的这种印象。

▶河姆渡文化“双凤朝阳”骨匕

这件“双凤朝阳”骨匕，是河姆渡文化中最精美也是最著名的器物。所谓骨匕，并非实用器。有人猜测是河姆渡居民的图腾。这件象牙骨雕，已开了纯粹艺术作品的先河。

良渚文化的玉器色泽美观，种类繁多，常见的有珠、管、坠、玦、瑗、璜、镯、璧等，特别是玉琮、玉蝉，均是中国早期制玉的稀珍之品。其形制和工艺是罕见的。良渚文化的这些玉器，数量多，形体大，工艺精致，制作起来耗力费时，明显是出自专业工匠之手，他们继承了河姆渡的艺术传统，成为专门生产艺术品的群体。

奉行快乐原则，讲究生活舒适；热爱艺术，富于美感。长江流域先民的这些特有的文化性格给他们的原生态季风性格涂上了一笔浓彩，使之成为区别中国南人北人的一个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