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河类型

季风性格黄河类型，是华夏民族核心集团的性格类型。具有成形早、性格特征较为鲜明的特点。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上，具有季风性格黄河类型底蕴的集团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对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长久的影响的这一类型是典型的中国人性格原生形态。

平心而论，季风气候对待黄河流域是公允的，一方面西北风给黄河流域带来厚厚的黄土堆积，一方面西南风又给黄河流域带来较大变率的雨量，使黄土高原始终在黄土堆积和水土流失之间获得相对平衡。

▶黄土　荒城

如今荒芜凋敝的黄土高原古城，昔日却是车马如织、人声鼎沸的热闹之城。

据科学家的看法，黄土高原的形成是风力的作用。黄土的老家远在中亚、蒙古高原和中国西北部内陆地区。那里气候干燥，地面的岩石在风化作用下不断地破碎为粗细不等的颗粒。每遇大风，往往风卷砂尘，遮天蔽日。粗大的石砾残留原地，成为戈壁；颗粒较粗的沙子被风带到近处沉落下来，形成浩瀚的沙漠，而颗粒细小的粉砂土，则随风南下，当风力减弱或遇到秦岭等高山阻挡时，便纷纷扬扬地降落下来。经过几百万年不断地累积，逐渐形成了黄土高原。

而正是这片黄土高原，孕育出了流经中国北部的黄河。而又正是黄河，塑造出了宽广的华北平原。

厚厚的黄土堆积以及温带气候，为黄河流域的农业起源和农业种植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尽管当时人们只有简陋的石、木、骨制工具，但开垦松软的黄土仍能做到余勇可贾。中国北方的原始农业之所以能够在黄土地上取得快速的发展，是与黄土的易耕性分不开的。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而人口增长则又推动定居农业的扩展。二者相辅相成。黄土地的肥力和易耕性与石器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结果，是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两千多年间黄河流域人口的持续增长。考古学资料显示，沿黄河一带分布居住的文化遗址相对密集，表明是当时人口居住的主要区域。

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度过一段比较舒心快乐的时期之后，厄运开始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这个厄运就是脆弱生态。

黄河流域的史前植被是相当不错的，为森林—草原交错。即使到公元前2700年前的龙山文化后期，人口增多，气候较为干燥之时，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黄土高原地区陕西省的森林覆盖率达到45%，山西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3%。(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当时良好的植被抑制了季风气候所带来的降水变率和降水强度的危害。

黄河流域地区在季风环流的影响下，降水比较集中，降水强度大。通常一年中的夏季某个月的降水量能够达到一年降雨量的60%或更多。这样强的降水，极易形成暴雨。

黄河流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由于植被良好，季风气候降水强度虽然大，但构不成重大的危险。但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末期，由于人口持续增加而产生的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大量垦殖土地，森林植被迅速减少，许多地区连灌木植被都不能维持。季风气候降水强度一大，水土就难以保持。

生态环境的变化，给了季风气候以可乘之机。

季风气候带来的暴雨，不仅对黄河流域的先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危害，而且大量洪水的泛滥，又直接威胁着居住在黄河流域河流谷地的先民的生命安全。

处在这种生存环境中的黄河流域先民们，季风性格的二重性特别鲜明:一方面他们接受季风气候的恩惠，在黄土地上发生和发展出旱地农业，创造出适合旱地农业经济的文化形态；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季风气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必然导致他们对季风气候的皈依。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面临季风气候带来的巨大洪水灾害以及旱作农业所带来的巨大人口增长压力。在饥馑和洪水面前，刚强和坚韧的性格锤炼便无可回避。

▶黄河奇观——壶口瀑布

从壶口瀑布飞泻的巨大浪花之中，我们能隐约窥出古代大洪水气势的端倪。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发生在黄河流域的“原始大水”，给人一种“人类对于末次冰河期所留的残余印象”。(邓拓语)

从古代文献记载的情况看，原始洪水不但历史久远，而且范围广大，为害剧烈，令人触目惊心，经久难忘。

燧人氏时天下多水。(《尸子》)

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夏本纪》)

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逐高而居。

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淤塞，四渎壅闭。(《吴越春秋》)

五帝……有泛滥之忧。(《吴越春秋》)

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人民聚土积薪，择丘陵而处之。(《淮南子·齐俗训》)

当时，洪水成为人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为它直接威胁着黄河流域先民的生存。

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陵，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乾，万民皆宁其性。是以称尧、舜以为圣。(《淮南子·本经训》)

古代的圣王尧、舜、禹，他们的业绩都与治洪水相关，足见防治洪水已成为当时国计民生的大事。

▶大河滔滔

黄河哺育了两岸群众，但也时常会带来灭顶之灾。(www.daowen.com)

原始洪水的产生，学者有多种说法，或认为当时人类生活环境多为沮洳之地；或以为黄河泛滥为患；或以为土地未予治理之时，洪水浸流所致。

实际上，“洪水主要表现为内涝，积水，非为外水”。(马宗申《关于我国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的探讨》)这正是北方季风气候降雨特征的必然反映。

季风气候的变异不仅给黄河流域带来洪水，而且也给该地带来旱灾和与此相关的蝗灾。

古代文献中也有许多原始旱灾的记载。

东方……十日代出，流金铄石。(《楚辞·招魂》)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犭俞、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犭俞，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焦。(《庄子·齐物论》)

旱灾使“民无所食”。天灾又引来人祸，所谓猰犭俞、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黄河流域的各部族，他们不属于华夏族，故来侵扰华夏族，最后却导致被华夏族降服同化的结局。

黄河流域先民们既要面对人口增长的压力，又要与洪水、干旱等灾害抗争，还要防患人祸。在解决生存危机的过程中，逐渐锤炼出刚强和坚忍的意志。并且不知不觉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逐渐蕴藏起一种抗争和战斗的意志。

接受性、忍耐服从和刚强坚韧这类季风性格是黄河类型的本质核心。

季风性格黄河类型的独特之处是意志力紧张和民族感强，注重实际。

如何减缓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食物供给压力，如何调解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集团之间争夺土地的矛盾，以及如何躲避洪水等灾害，是黄河流域先民们经常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使得黄河流域先民们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生存的危机给他们带来的是意志力的紧张。他们几乎没有意志松弛的时候。

▶草原石俑

从这些跪坐的石俑身上，能体味到什么呢?是不是可以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和神态看到忍耐服从的无奈呢?

据考古学家的发现，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包括铜器时代前期，帝王除外)的文化遗物基本都是实用性器物，即生活器皿、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几乎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工艺品和艺术品。无论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彩陶，还是黄河下游地区的黑陶、蛋壳陶，以及较为精致的玉石工具，都不过是制作较为精美的实用器物。他们的审美情趣集中在这些实用器物上，关心的是如何把实用器物装饰美观一些，或者是质地更好一些。这种审美情趣是一种务实的，是一种重视实际功用的性格的外在表现。他们注重实际，除了审美情趣使然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整日忙碌生业，没有多少空暇时间来从事纯精神意义的产品，因而产生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工艺品和艺术品。从事艺术品和精神作品的生产，必须要有较充裕的时间，有文化传承，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关注美，以细致的目光来观照美。

可以想象，黄河流域人口的增长压力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历史上有关洪水的传说和记载大多发生在黄河流域)，使得当地的居民认识到单靠自然的恩赐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朝着社群组织化倾向发展才行。他们需要凝聚族人的力量，团结起来，发挥群体的力量和作用，来渡过难关。为了凝聚人心，他们强化了民族认同。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以及太皞、少皞、嫘祖、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等人物，都是民族认同观念强化的各部族代表人物或首领。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黄河流域原本各有渊源的文化出现了趋同。无论是黄河中上游地区，还是黄河下游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都很相似或接近，这种状况让考古学家们感到区分的困难，于是只好统一命名为龙山文化，然后用省名再来加以区分，如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等。这种文化趋同的现象明白无误地昭示，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们即将完成一体化进程，他们已率先迈进了政治化社会组织的门槛。

“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的形成，使华夏民族有了强烈排外的倾向。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和后来修建的万里长城，都是出自华夏民族之手的“杰作”。“华”、“夷”观念的出现，正是民族认同感获得统一之后的产物。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图

如此密集的文化遗址和趋同的文化面貌，预示着国家形态即将形成。

当我们把黄河流域华夏先民的季风性格类型一一剖析出来之后，曾经令历史学家困惑的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诸问题便能迎刃而解了。

人们一直困惑的是，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业起源几乎同样悠久，但是以后文明演化的轨迹明显有别。黄河流域最早建立国家，最早进入文明时代，成为远古文明和古代文明的主要舞台角色，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中国历史正剧。而长江流域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扮演着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

学者们或者从治理黄河的洪水泛滥需要政治组织出发来论述黄河流域最早产生国家的原因，或者从旱地和湿地作物的载能所构成的经济基础差异来寻找政治和上层建筑差异的原因，或者从人口与土地之间失调的矛盾来寻求产生国家的社会机制，等等。

学者们的看法与观点并非谬误，但离开了对季风性格黄河类型的了解，总予人以牵强之感。

在面临洪水泛滥、人口增长与土地供求矛盾的生存危机时，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们为什么不迁徙到长江流域去呢?那儿有稻作农业，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虽说从旱作农业转变到稻作农业并非易事，文化传统也不相同，但受到生存危机影响，寻求新的谋生方式并非不可能，何况在长江流域从事采集与捕捞，并非难事。

但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们的确没有大规模地迁徙到长江流域，而宁愿挤在黄河流域一带，最终发展出了国家机构来应付和解决生存危机。

黄河流域人们的季风性格类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的接受性、忍耐服从的性格使他们对当地的季风气候产生了皈依心理。任何相异的自然环境都难以使他们动心。他们的刚强、坚韧的性格又决定了他们不会轻易地向困难低头，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绝不对别的族群妥协。

安土重迁的文化现象来源于黄河流域人们性格中的接受性和忍耐服从，从中衍生出来的乡土观念又强化了人们的固执和守旧。至今流传的俗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便是一个最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