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生态:季风性格

探寻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初始成因，不能不结合中国的地理环境来进行。

许多学者在论述民族性时都对地理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在他的《英国文明的历史》(1857)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自然法则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气质的影响，他认为个人和民族特征都是自然条件所限定的。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他的《人类地理学》(1882—1892)这一名著中更是论点惊人，他把人说成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的特性受到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

巴克尔、拉采尔等人的论点或许有些失之偏颇，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难免会掉入“极端”这一陷阱。但他们重视地理环境对民族特性的影响却并非是无稽之谈。

地理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文化适应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如今已是不争的事实。从人类生存方式和文化适应中产生出的文化性格自然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影响。忽视这一点，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便无从谈起。

自然环境对民族特性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全面的。其中又以气候的影响最为显著。

法国哲人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这一名著中特别强调了气候对民族性的影响。他说:“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怯懦，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www.daowen.com)

英国人巴克尔也对气候对人类的影响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有四个主要的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即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气候被他放在诸要素中的首位。

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更是把气候对人类的作用强调到极点。他在《气候与文明》(1915)一书中，认为气候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性作用。

上述观点虽然不能令人完全赞同，不过他们强调气候对于人类命运和文明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我们由此发现:在辽阔广大、地形复杂、生态多样化的中国，较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因素是气候。

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自然环境中，在生态景观各异的表象下，掩盖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全境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大陆季风区内，而这个季风区内生活着中国90%以上的居民；流淌着两条共同孕育中华文明的大河——黄河、长江。在这个季风区域内，炎黄二帝由此发祥，华夏文化由此起源，中华文明由此肇端。

不难想象，中华文明的孕育，被打上了深深的季风烙印，中国人文化性格的形成初始，也一定是以季风为契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