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道基本著作的考释

明道生前著作不多，在收集二程著作总集的《二程全书》之中，明道所作的只占了较小的一部分。《二程全书》共分《遗书》、《外书》、《文集》、《易传》、《经说》与《粹言》六部分^[37]，其中《程氏易传》为伊川所著，明道的作品则散见于其他五部分之中。我们以下分别简要地予以考释：

一、《遗书》，又称《河南程氏遗书》、《程氏遗书》、《二程遗书》、《河南遗书》等，为二程语录的汇编，由朱熹编辑整理而成，共二十五卷，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一卷至第十卷，题为“二先生语”。由于程氏兄弟不分门户，因而其中除了第三卷《谢显道记忆平日语》将他们兄弟俩的语录分别记录外，其他各卷中只有部分已注明“伯淳（先生）曰”或“明道（先生）曰”表示明道语，“正叔（先生）曰”与“伊川（先生）曰”表示伊川语，或于某条后用小字注“明”表示明道语，注“正”或“侍讲”表示伊川语，而绝大多数语录仍然混杂一起，归属不明。这一部分中，第一卷为李（端伯）所记，较为重要，伊川在世的时候即称赞明道语录中只有李所记的“得其意”，“无错编”，（《遗书》卷十九）所以朱熹在编辑时将它列为卷首。第二卷为吕与叔（大临）东见二先生时所录，分量最多，内容也重要。第二部分，从第十一卷至第十四卷，为明道语录，刘质夫（绚）所录。这一部分极为重要，刘质夫所记的明道语录极为简明扼要，但往往能深得明道之理趣。因此，刘质夫所记的这一部分与前述李端伯、吕与叔所记的一、二两卷最受古今学者的重视^[38]。第三部分，从第十五卷至第二十五卷，为伊川语录。其中第十五卷原注又称“或云明道先生语”，但从这一卷的内容上看，朱子将它列为伊川语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现在学术界已公认此卷为伊川语。

另外，据陈来教授研究，《诸儒鸣道集》中收有《二程语录》二十七卷，内容与朱子编定的《遗书》互有出入，“可能稍早于朱熹编定的《遗书》或与朱子同时，但非出于《遗书》。”^[39]这一版本对于二程研究来说，无论从文献内容或版本，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www.daowen.com)

二、《外书》，又称《河南程氏外书》、《程氏外书》、《二程外书》等，共十二卷，为《遗书》的补编或续编。朱熹在编完《遗书》之后，又根据当时民间流传的各种版本的二程语录、传闻杂记等，将《遗书》漏编的部分内容参伍相除整理而成。因为它的资料来源比较芜杂，“或不能审其所自来”（朱熹：《程氏外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所以朱熹把它们称为《程氏外书》，以示与《遗书》相区别。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引用这部分材料时，也就应当遵从朱子的教导，“精择而审取之”（《程氏外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与《遗书》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外书》中除了一小部分已经注明归属的外，大部分内容也是没有分判开来。

三、《文集》，又称《河南程氏文集》、《二程文集》、《程氏文集》等，是二程的奏疏、书记、诗文等等的汇编，其中属于明道的文集共四卷。《文集》是在伊川死后五年，即政和二年（1112），由伊川之孙程昺编辑而成，并由张栻、刘拱于南宋乾道年间刊行于世。张、刘刊本所依据的是胡安国所传的本子，但朱熹认为这个本子有问题，因为胡本私自改动了原本的一些字句，这在朱熹看来是不可容忍的，他说：“盖所改虽尽善，犹启末流轻肆自大之蔽，况未必尽善乎！”（《与张钦夫论程集改字》，《朱文公文集》卷三十）而张栻则认为原本的一些明显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由此还引发了朱熹与张栻之间对胡安国改本的一场争论。元至治三年（1323），临川谭善心刻《程氏文集》时，基本上恢复了朱熹本的原貌，并增收了《二程遗文》十六篇，其中属明道的有三篇。清代涂宗瀛重校《二程全书》时，《文集》便依据谭刻校订，而涂宗瀛本则又是现行中华书局校点本《二程集》的底本。

四、《经说》，又称《河南程氏经说》、《程氏经说》与《河南经说》等。《经说》是二程解释儒家经典的作品，其中只有《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一篇明确属明道所作。时贤或有认为明道不重视《大学》，明道思想体系与《大学》不相契合^[40]，这种说法恐怕有所偏颇。明道逝后，其高弟吕大临所作的《哀词》中就称其师“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遗书》附录），这是同时代人的评价，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然而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明道唯一解经的作品，也正是《大学》。宋儒之正式表彰《大学》，当首推明道，如明道说：“《大学》乃孔氏之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遗书》卷二上）以《大学》之有改本，特别是确立三纲八目之规模，也即是从这一篇文字开始^[41]，这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的，“是《大学》在经典研究以及儒家哲学研究上地位上升的开始”^[42]，所以明道的这篇《大学定本》，不但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且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地把握明道的思想。此外，《经说》卷八有《中庸解》一篇，未题何人所作，宋时即已传为是明道所作，但朱子已断定该篇是程门弟子吕大临的作品^[43]，就朱子对二程文献的熟知程度及其对吕大临《中庸解》所下的功夫上看^[44]，朱子的判断应该是可以信从的。

五、《粹言》，又称《河南程氏粹言》或《二程粹言》。据张栻所作的序称，《粹言》是杨时对《河南夫子书》“变语录而文之”^[45]。《粹言》主要收集的是程颐的语录，间或有明道的语录掺杂于其间^[46]。由于《粹言》的整理者对原始文本作了较大的更动与节略，因此，我们不宜将《粹言》作为原始文献来使用，特别对于研究明道的思想来说，《粹言》的文献价值并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