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以降，儒家思想尽管几经遭折，但它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始终延绵不绝。春秋战国之际，曾经在一度时间里“孔子之道不著”（《孟子·滕文公下》），然而很快就有孟子、荀卿出，“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传》）。嬴秦之季，焚诗书，坑儒士，六艺经籍从此残缺。汉兴，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儒学又得以盛极一时。但汉儒的专长在于治经，在思想上并没有特出的发挥，并且多以阴阳家之言掺杂于儒学之内，故宋儒对汉儒多不以为然。魏晋以来，佛道两教盛行，儒家经学虽然不绝如缕，却不过只是抱残守缺而已。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在政治上曾再现了两汉之盛运，而对于儒学并没有多少发明，特别是从颜师古编《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之后，以官方的标准统一了经学内部的纷争，就经学而论，从未有过“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1]。但正是经学这种官方化使得思想与学术日趋僵化，儒家学术的最后一点生命力也因以告尽。
汉唐经学最主要的特征是以繁琐的章句来解释儒家的经典。正是在这一点上经学受到了后儒的猛烈批评，如程颐说：“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二程遗书》卷十八，后凡引《二程遗书》者均简称《遗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说法。平心而论，汉代去古未远，儒学尚有一股淋漓之元气。汉儒虽然以治经为专业，讲究的却是通经致用。通过许多汉儒的身体力行，儒家礼乐教化在汉代真正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儒家思想也才逐渐渗透于人伦日用之中，开始与中国社会全面地结合了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汉人最重儒家的名教纲常，而儒家的名教纲常在两汉时期也基本上发挥了稳定社会关系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儒家名教所代表的基本秩序与规范，不单为士人所恪守，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之中。儒家忠、孝、仁、义等观念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在全国范围内为广大人民大众所接受，应该说是从汉代开始，而这一点是与汉儒的教化努力分不开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汉代儒学虽然强调通经致用，但其末流却只知“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颜氏家训·勉学》）。同时，形式上流于过分繁琐的章句，也为早已世人所厌倦，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世说新语·论说篇》）。进一步看，自东汉以来，儒家的礼教多依赖高门大阀以生存[2]，但唐以后，朝廷却一方面对大门第采取贬抑的政策，另一方面又以科举的形式从寒门中选取人才，这使得原有的门阀日益衰微[3]，“与维持门第生活有关的礼学也不免失去其现实的意义”[4]，从而礼教越来越流于形式化，变成一种“虚名”[5]。可以认为，从魏晋至隋唐以来，儒家学术对社会文化的效用则已渐次丧失殆尽，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儒家虽然是入世之教，但唐代的儒学则已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脱节了”[6]。
唐祚结束后，五代更迭。而五代，乃如钱宾四先生所说的，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其时则真所谓‘天地闭，贤人隐’”[7]，儒学更不堪论。赵宋立国之初，思想文化领域也没有特别的建树，科举考试完全以唐代的《九经正义》为标准，不离唐人旧疏之轨范[8]，这种状况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当时新的时代精神的要求，如何对传统经典进行新的解释与发挥，以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成了宋初儒者共同关心的课题[9]。
正当宋初儒学在一种极度低迷的状态中徘徊之际，剥极而复，终于以二程兄弟为代表的一代大儒出，重新恢复了儒学昔日的荣光，开创了宋明道学六百年的历史，从而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学术渊源上说，北宋道学并非横空出世。唐君毅先生说，“宋学之初起，乃是以经学开其先”[10]。正是因为经学自身的没落，引起了儒者对经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注疏经学的不满。其实对经学之不满由来已久，即使在汉代，也已经有人认为经学非真正的儒学[11]，只是在唐宋期间，对经学的不满更是渐次蔚为思潮，从而促成宋代思想与学术的革命性变化。隋唐之际，文中子王通曾对两汉经学提出强烈的批评说：
盖九师兴而《易》道衰，三传作而《春秋》散。……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书》残于古今，《诗》失于齐鲁。（《天地篇》，《文中子中说》卷三）
这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唐代中叶以后经学“舍传求经”思想的先路。王通虽然弟子众多，且多为唐代的开国名臣，但弟子们对于他的学问，却少有能够发明光大者。然而，正是这种对正统经学的批评，逐渐形成唐代经学史中的一股潜流。特别是官定注疏颁行之后，对经学怀疑与不满的风气日盛，摒弃“家法”、“师法”、一任己意以解经的不乏其人，故周予同先生称唐代的经学有“在朝派”与“在野派”的区分[12]。所谓“在朝派”指官方之经学，而“在野派”则指的是异于注疏之学，当时主要有：
及乎大历之间，啖助、赵匡、陆质（淳）以《春秋》，施士匄（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学，益不复守旧说[13]。(www.daowen.com)
以上诸人中，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尤其具有代表性，他们治《春秋》，不仅不顾官定的“正义”，而且摭诎三传，认为要直接研究《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这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而是明显地兼具了子学的特征。
唐代经学的这种变古运动虽然因为五代战乱而中绝，但其流风余韵，却极大地影响到整个宋代的学术。程明道在评价陆淳之学时就说：
开元秘书言《春秋》者，盖七百余家矣。然圣人之法，得者至寡，至于弃经任传，杂以符纬，胶固不通，使圣人之心郁而不显。吁！可痛也。独唐陆淳得啖先生、赵夫子而师之，讲求其学，积三十年，始大光莹，绝出于诸家外。虽未能尽圣作之蕴，然其攘异端，开正途，功亦大矣。（《南庙试策五道·第二道》，《二程文集》卷二，后凡引此书者简称《文集》）
正是在啖、陆诸子的努力下，经学界悄然出现了由“弃经任传”到“舍传求经”的转变。四库馆臣称陆淳等人“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经部·春秋类一》）。这无疑是符合史实的，故现代学者中甚至也有人直称宋学渊源于唐代的啖助、赵匡、陆淳[14]。单就《春秋经》而言，从北宋初期的孙复到后来春秋学集大成者胡安国，无不是从这一路数拓展而来的。但唐人的这种影响并不止于春秋学，而是波及到整个学术界对经学的态度，从北宋仁宗朝起，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范仲淹等一批著名的学者纷纷起来，对汉唐经学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算，孙复下述的一段话颇具有代表性：
噫！专主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之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者也；专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预、何休、范宁之说而求之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者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者也；专守孔安国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者也。彼数子之说，而不能尽于圣人之经，而可藏于太学，行于天下哉？又后之作疏者，无所发明，但委曲踵于旧之注说而已。（《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
总之，庆历一代的学者所崇尚的是“以异于注疏为学”（李觏：《寄周礼致太平上诸公》，《李觏集》卷二六），这可以说完全是沿着唐人所开启的方向而前进，但不同的是，唐代主张经学变古的大多限于私家著述，故有“在野派”之称，而宋初则不同，胡瑗、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一时的士林领袖，且多参与主持朝廷的学政，属于当时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故其影响与唐人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宋人走得比唐人更远，他们所反对的已不仅仅限于官方注疏的权威，而是直接把怀疑的矛头对向经典本身，如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就明确宣称《系辞》、《文言》、《说卦》等非孔子著。因此，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一代风气得以彻底的改变[15]。
可以说，通过对传统“圣经贤传”的批判与怀疑，极大地解放了一代人的思想。汤用彤先生曾说：“大凡世界圣教演进，如至于繁琐失真，则常生复古之要求。耶稣新教，倡言反求《圣经》。佛教经量部称以庆喜（阿难）为师。均斥后世经师失教祖之原旨，而重寻求其最初之根据也。夫不囿于成说，自由之解释乃可以兴。思想自由，则离拘守经师而进入启明时代矣。”[16]汤先生所论的是东汉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反动，但用它来说明唐宋间儒学内在的变化也很有说服力。正是通过唐宋儒者破注疏、疑经传，使得儒家学说不再“囿于”汉唐经学之“成说”，诸儒才有可能舍训诂章句而言性与天道，从而造成了宋明道学“自由之解释”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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