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序：当代儒学研究的意义

谢遐龄

郭晓东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让我为他写个序言，作为导师，不便推辞。其实，他做此论文时，从我处所得指导不多，他的意思大概是纪念与我师生一场之情谊罢了。此文成就，除了得自他自己的刻苦努力、潘富恩先生的指点，就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良好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复旦大学哲学系逐渐形成借精研西方哲学追究哲学基础和哲学基本概念的良好学风，马克思哲学研究迅速开出新局面，中国哲学研究也日益呈现新面貌。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晓东以他的敏锐眼光、善于感悟重要论题的天分，自然能抓住当代儒学研究中的好题目。

儒学研究能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显学，并在哲学界以外产生影响，值得作个解释。这就是说，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何以在现代化浪潮滚滚翻腾的今日中国，会有一部分优秀学子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儒学研究，并以此名家。

当代儒学研究中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整理各种思潮；二是无论重建或者摒弃形而上学，均须有助于道德实践。

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社会思潮激荡、动乱频仍。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社会动荡的原因，固然有自身历史中原有问题所引发，而主要原因是外来的西方文明与本土文明的冲突。我个人认为，有两个要点为众多学者所忽视。第一个要点是：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化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先是学西方，走不通；而后学俄国，又走不通。能够取得共识而且实践成功的，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第二个要点是：尽管上述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大家眼前，仍然不能取得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全体一致的同意，仍然有一部分优秀分子主张彻底学西方。何谓“彻底”？曰：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没有彻底学西方；彻底了，就顺.了。再问：何以会不彻底？答曰：有私利在焉。这样的理论是很肤浅的，没有把道理讲透彻；社会后果也不佳。

我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彻底学西方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向其他社会学到很多东西，但其他社会的根本性的、精神性的东西，我们是学不会的。就像一个人（在医学足够发达时）可以移植另一个人的手、脚、脸、心脏、肾脏等，但无法移植其人格、灵魂，一个社会无法移植另一个社会的生活态度、价值体系、道德体系、宗教的和哲学的精神。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等与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宗教精神是联为一体的；我们不可能舍弃西方社会的价值、道德、精神，单纯引进其“物质性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制度。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判定，中国社会的动乱和思潮激荡，涉及中西文明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西方的“求彻底”论。

这是我十几年前的认识。这一认识是否定性质的论断，是不够的。需要有肯定性质的理论确定方向。要建设肯定性质的理论，须从哲学入手。

中国哲学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佛学、玄学兴盛之后，出现新儒学繁盛；而新儒学大师大都早年精通佛学、玄学。宋明新儒学可以看作中国本土思想消化、吸收、整合外来文化的成熟和完成阶段。那么，当代新儒学兴起是否提示我们，我们当代的中国思想研究者仍然要站在中国本土思想的基地上消化、吸收、整合外来的西方文化，并且这一过程目前已经进展到较高级的阶段？(www.daowen.com)

虽然一般说来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这里遇到的问题是，人们一般公认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稳固性。这种稳固性不是用“超稳定结构”之类的肤浅说法能够解释的，而要探及中国思想的深处，从中国普通民众的根本生活态度中找出根据。如果发现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是稳固不变的，就可以确认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有着稳固不变的基本要素；那就可以确认，我们这些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们有着与宋明儒学者相同的处境。

近现代历史已经昭示，外来思想，即使是最先进的思想，也必须中国化，才会成就功业。中国哲学研究面对西方哲学之强势进取，已经产生出“当代新儒学”作为反应，并产生了诸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唐君毅等一批大家，这个名单还没有包括以中国本土思想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其他大家如梁启超、章太炎、金岳霖、贺麟等。

所以，是否要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本土传统整理外来思想，必须作出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最大冲击在何处？曾经有一段时间部分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认识论或知识理论领域。其实，相关问题在中国的佛学典籍中有极其丰富的材料，对中国学者而言，并不成为难题。对中国而言，西方思想最大冲击在道德哲学、实践哲学方面。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没有权利概念及相应的社会存在，而现行的法律、行政却以权利概念及其对应的社会存在为根据建立。怎样以中国人民的生活现实、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为依据，从中国哲学资料中找到根据，建立权利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道德哲学更是个大难题。虽然不能把目前存在的道德不良状况归咎于哲学研究，毕竟哲学研究未能提供完善的道德哲学是个事实。鉴于古代中国社会精英以儒学为意识形态并身体力行，恪守“修身”传统应该是当代中国兴旺发达的基础。当代中国在道德上面临两个重大问题，其一是精英分子须痛下功夫修身，成为全民族道德楷模；其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哲学要参与塑造全球理念，并进入全球道德话语之主流。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儒学研究要着重用力的题目。

无论权利哲学还是道德哲学，都涉及是否须要重建形而上学这个大问题。宋明新儒学以周敦颐为首倡，意义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是建立形而上学。原本的中国传统思想不考虑形而上学。新儒学新在首倡形而上学。这是在佛学挑战下，吸收佛学构造，从中国传统资料中找到一点材料作为依据模仿佛学创建的。西方哲学中既有主张形而上学的流派，也有摒弃形而上学的流派；儒学典籍中既有主张形而上学的资料，也有摒弃形而上学的资料。权利哲学或许不得不依据形而上学，否则难以建立，但道德哲学却可以建基于形而上学，也可以摒弃形而上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研究将出现一片繁荣景象。

晓东这篇论文显示了他深厚的功力，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把程颢哲学作为新儒学的一个重要节点表出，有力地抓住了宋明新儒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更重要的是，本书突出了工夫论在宋明道学中的地位，阐明在宋明道学创建形而上学（文中称之为“本体”之学、本体论）之初即与工夫论成为两个基本视域，二者相辅相成且以工夫论为重心，这无疑是富有洞见的。他的研究结果对于今日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晓东这篇论文得力于他对重要的西方哲学流派有较好了解。近30年来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已有深入、准确的解读，研究面也拓广许多；中国哲学研究在西方哲学的刺激、启发下已经开出新局。我期待着晓东新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