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教育：宗教发展之本——访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方立天教授^[1]

《宗教周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宗教教育（这里所讲的宗教教育指以宗教教义、教规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宗教教职人员为目的而进行的教育或宗教院校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您认为我国的宗教教育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发展？

方立天：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同样宗教教育也是宗教发展的根本。宗教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是塑造宗教信徒品格、素质，推动信徒前进的主要手段。在我国，宗教教育也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环节，是宗教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教育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看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是普遍恢复和建立了宗教院校，形成了高、中、低三级院校教育体系，为宗教教育提供了完整的基础教学框架体系。第二是师资队伍总体素质有了一定提高，很多海外留学的教职人员归国服务，也壮大了宗教教育的师资队伍。同时教界还与学界进行了密切联系，社会普通高等院校的相关师资也为宗教人才的培养贡献了力量。第三是教材方面，编写出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专门教材，逐渐满足教学的需求。第四是宗教院校硬件建设有了一定提高和改善，一些院校有了多媒体教室，有了较先进的教学设备。第五是宗教院校的院刊、期刊的创办，推动了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也促进了不同宗教间的互相了解和沟通。

《宗教周刊》：改革开放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宗教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您认为其中哪些政策推动了宗教教育的发展？

方立天：我认为中国宗教教育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82年3月中共中央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出台，为宗教的定性、定位、作用和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权威的说明。这是我党对宗教最全面、最客观的论述，为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也直接推动了宗教教育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宗教教育新发展的奠基时期。到了90年代宗教教育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也可以说开始蓬勃发展。宗教界历来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法脉的传承，加之党对宗教的重视，对关系宗教发展的根本——宗教教育的关注，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促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宗教教育的不断发展与突破。

《宗教周刊》：现在宗教界人士很多到高等院校学习、进修，这种学习也采取了多种形式。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已经进行了两期，请您讲讲这个研修班开办的背景，为什么要开办这样一个研修班？

方立天：首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于200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研修班是由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由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和宗教学系承办。

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修班的开办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推进，不断对宗教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职人员、宗教界领袖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方面需要提高；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提高宗教界人士的素质，宗教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为了推动宗教界与其他社会团体、信教群众和非信教群众的良好互动，必然对宗教界人士提出更高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对宗教界人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来对市场经济发展效应做出回应，在社会发展中保持自己的本色和方向。研修班的举办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高等院校对高层次爱国宗教界人士进行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培训的有益尝试，为以后进一步做好爱国宗教界人士培训工作开辟了路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宗教周刊》：研修班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反响如何？

方立天：研修班的培养目标是通过学习、研修，使爱国宗教界人士做一个在政治上与党团结合作，能带领广大信教群众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又具有较完整的知识结构、较深的宗教学造诣、较高的人格和道德素养、在信教群众中具有一定威望的宗教界代表人士。从两期的培养效果来看，研修班为充实各宗教的领导人员队伍提供了后备人才，研修班毕业的人员很多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说明他们得到了各自宗教界的认可。他们在综合性大学里学习人文社科知识，开阔了眼界，回去之后给他们的团体注入了新鲜活力。同时宗教界人士在普通高校学习，给学校也带来了另一层的积极意义，带来了有形与无形的益处。增加了学校的人文气息和色彩，提升了普通高校的包容性和和谐性；此外，对推动学校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宗教学、哲学和历史学学科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宗教周刊》：不论是开办宗教院校还是让宗教界人士到社会大学去学习都是为了培养出优秀的宗教界人才。请您讲讲培养宗教界人才对宗教发展的意义。

方立天：宗教教育的直接目的是培养优秀人才，宗教教育是关系到宗教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对宗教的生存和发展都有着决定意义。宗教教育引导宗教的发展方向，宗教教育的内容、质量、结果直接影响宗教的发展，良好的宗教教育引导宗教往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宗教教育直接培养出管理人才，对宗教的发展起着直接的作用；宗教教育为宗教院校的教学补充了师资和生源，推动了宗教院校的发展；宗教教育直接培养宗教领袖、继承人，宗教只有培养出在道德、学问、操守方面都能服众的领袖才能保证宗教法脉的传承，因此，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宗教周刊》：现在宗教界人才的培养很多采取了教内培养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方式，您认为这两方面对于人才培养是怎样的关系？(www.daowen.com)

方立天：教内培养和社会培养是互补关系，教内培养和社会培养各有所长。教内的培养，专业很纯正，学习环境也有利于宗教修持。但视野比较有局限，教学手段更新不及时。而高等院校综合性强，资源丰富，宗教界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资源。宗教界人士在高等院校学习，有利于接触社会，接触学者，接触青年，对宗教教职人员来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遇和体验，也是一种挑战和考验。教内培养和社会培养不是排斥的、冲突的，是可以互动、互补的，二者的结合可以使宗教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宗教周刊》：有人提出宗教教育要注重学修并重，但现在一些宗教学校往往偏重理论研究，淡薄实际修持；还有人说外来宗教没有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教情的神学体系和教育方法。您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方立天：理论学习和修持，二者是辩证关系。而孰重孰轻、孰先孰后是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具体确定的。在校期间，理论学习应该是重点，因为在校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并且有的修持需要理论的指导，不懂得理论就无法很好地进行修持。有的学习内容则是需要边学边实践的，比如宗教戒律的修持就不是先学后做，而是要求学修同步的。宗教的本质是实践，对宗教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修持实践，所以要警惕忽视修持的做法，应该把二者以很好的方式结合起来。

因为对理论和修持掌握的不同程度，宗教界人才也是有不同类型的。有的人可能是擅长理论，有的则是侧重修持，要宽容认同不同的人才类型。当然也有理论与修持都结合得很好的人才，我们要努力培养这样的人才。

中国原来有儒、道学说，满足了古代社会人们安身立命、治理国家的需求，而外来宗教则需要适应中国的国情才能生存和发展。现在流传中国的宗教多数都是外来宗教，有的已经和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了，进行了中国化的实践。比如佛教的中国化和伊斯兰教的民族化都是成功的。其他宗教也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都在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是开放的、宽容的，但对某些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核心价值观冲突的东西是抗拒的。比如，中国的祖先崇拜，如果外来宗教文化接受这个传统，就能比较容易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形成互补格局，如果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就不太可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佛教就接受了中国讲求孝道的传统，而它的生死观念，又补充了儒道内容的不足，这样佛教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共融互补。可见，各宗教需要不断了解和适应中国的传统和当前的国情，调整自身以融入中国的土壤才能得以发展。宗教教育也需要不断地去适应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宗教教育体制。

《宗教周刊》：您认为中国宗教教育体制已经健全了吗？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方立天：当前的宗教教育体制应该说还不够健全，存在着宗教的内部问题和教外的环境问题。

教内的问题首先是师资问题，现在师资状况有所改善，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能满足宗教教育发展的需求，这是首要问题。其次是教学行政管理服务人员的素质问题，他们中一些人所掌握的教学规律和管理方法并不能满足宗教教育发展的要求。第三是生源问题，生源条件不是很好。应该通过各方面努力来提高生源数量和质量。这些问题都只能一边办一边提高，循序渐进地逐步解决。

外部环境问题首先是宗教教育体制与社会教育体制不协调，要逐步解决如何让社会教育能够为宗教教育提供必要资源和有利条件，让宗教界人士有更多机会到社会大学中学习进修。此外还有学历的认可等问题也需要适当解决。现在不少宗教界人士出国留学深造，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以佛教界为例，目前佛教界的留学特点是途径多元化，但缺乏固定统一的留学机制。这使得一些留学生在国外缺乏学习动力和归属感。似应考虑健全佛教留学机制，建立一个由政府资助、团体出钱、寺庙支持的常态专项奖学金，以帮助有深造条件的年轻僧人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留不住人才和有才无处用的问题也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让出国留学人才乐意回、回得来、有事做、留得住，彻底解决留学生怕从“海归”变“海待”的顾虑，更不要让人才流失在国外。

（原载《中国民族报》，2008-09-02）

【注释】

[1]采访人吴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