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据考古发现，原始宗教约产生于公元前三万年至前一万年间的中石器时代，此后便是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至今宗教仍在持续发展，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据1980年《大英百科年鉴》载，全世界宗教徒约26亿人，占当年全世界总人口43亿的3/5。又据《1990年大不列颠统计年鉴》载，1989年全世界宗教徒总数为41亿，约占当年全世界总人口52亿的80%，即增至4/5左右。世界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增长最快，已占非洲总人口的43%、亚洲总人口的20%。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除在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占当地总人口的80%乃至90%以上外，在非洲也已占当地总人口的47%，在亚洲则已占总人口的8%，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此外，世界各地又先后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宗教，吸引了大量信徒。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台湾人口2 100万，而宗教徒却有1 000多万，寺庙、教堂达17 000座。据说，仅道教的宫观就有8 000座。试想，北京若有8 500座寺庙、教堂该是一种什么景况？另外，目前沿海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相应地，教育文化水准也较高的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同时也是近十几年来宗教徒增长最快的省份。这一现象说明，经济的贫富状况并非是决定宗教兴衰的根本原因。正如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所说的：“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宗教虽受物质生活的影响，但又是独立于物质生活，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根源和发展规律的。
宗教是历史最为久远、地域最为广泛、派别最为多样、成员最为众多、影响最为深巨的人类社会现象之一。宗教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生活习俗、哲学思维、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乃至价值取向、心理素质、行为模式等等，都与宗教信仰有关。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英国历史学家洛德•阿克顿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不了解宗教是难以了解社会真相和历史真实的。
从学术视角而论，宗教包罗万象的丰富内涵，不同宗教派别的巨大差异，宗教与社会生活、世俗文化的广泛联系，形成了宗教学的多种客观研究对象。由于宗教研究学者研究的对象、角度、目的和方法的不同，在宗教学领域又产生出众多不同的学科分支，构成一组新颖独特的宗教学学科群。诸如，“宗教史学”，着重梳理勾勒各种宗教的历史发展状况和规律；“宗教神学”，侧重对各种宗教的神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宗教比较学”，对各种不同宗教作横向的比较研究；“宗教现象学”，探讨宗教内部本质性乃至规律性的现象；“宗教社会学”，研究宗教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宗教人类学”，又称“宗教民族学”或“宗教人种学”，运用田野考古学等方法，研究原始宗教，以及不同民族和民俗的特征；“宗教生态学”，研究宗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生态的观念、态度；“宗教地理学”，研究宗教与地域空间的相互关系；“宗教心理学”，研究人的各种宗教经验——人的心理、情感，以及精神对宗教信仰的体验；“宗教哲学”，从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角度探讨宗教的内涵、本质和意义；“宗教批评学”，研究对宗教的各种批评、论断。此外，由于对宗教的内涵与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又拓展出宗教语言学、宗教考古学、宗教政治学、宗教经济学、宗教文化学、宗教伦理学、宗教文学、宗教艺术（音乐、雕塑、建筑、绘画）、宗教习俗等分支。可见，宗教学几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一领域都有交渗、交叉、交叠的关系。宗教甚至与自然科学也不是绝缘的。如宗教生态学、宗教地理学、宗教心理学就与自然科学有一定的关系。至于宗教与天文学、医学、人体保健的关系，也是人所共知的。
就宗教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前途的关系来说，由于宗教一般具有自我认定、调节情感、凝聚群体和协调社会关系等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宗教，发挥宗教对社会的正面作用，减少负面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众所周知，要真正做到正确对待宗教，就要正确认识宗教，而要正确认识宗教，就必须科学地研究宗教。在科学研究宗教方面，虽然我们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起步较晚和社会关注、重视不够等原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显得比较狭窄、薄弱，研究偏于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相当多的学科迄今还是缺门，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宗教都是极为不利的。
人们长期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是研究宗教的一种思想障碍。为了推动宗教学的研究，必须转变某些错误观念。(www.daowen.com)
有人把坚持无神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研究有神论、研究宗教完全对立起来，以为研究宗教会模糊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界限，不利于无神论思想的高扬。这些人不了解，研究宗教并不等于宣扬宗教，也不了解：只有真正地懂得有神论，才能坚定地坚持无神论；只有系统地科学地研究宗教，才算是尽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职责（当然这不是要求大家都投身于宗教研究）。中共中央1982年制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差异，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强调要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也就是说，过分强调人民群众的信教与不信教的思想信仰的差异，于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也有少数人对宗教与迷信区别不开，因而把研究宗教与宣扬迷信混淆了起来，以为研究宗教就是搞迷信。殊不知宗教与迷信在政策和实践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对迷信应当坚决打击、取缔，对宗教徒则应保护其信仰自由。宗教与迷信在内涵、功能和社会作用方面也是有区别的。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应当“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1993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江泽民同志既肯定了宗教有积极因素，也肯定了这些积极因素是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李瑞环同志在会见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代表时也曾表示，希望佛教徒和大家共同努力，一起消除当今世界的消极现象，使人类向善，使世界光明（1995年5月23日《光明日报》）。应当看到，研究宗教，正确阐明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是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还有少数人视宗教为被消灭的对象，或以为宗教会很快消亡，因而忽视研究宗教的意义。这些人总以为宗教信徒是异己力量，“文化大革命”时甚至有人把宗教研究者也视为牛鬼蛇神。这种颠倒敌我的看法是极其有害的。须知宗教信徒同样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人格、权利同样应当受到尊重；宗教研究者不仅在研究中要克服特殊的困难，而且要顶住错误舆论的压力，他们的学术研究品格也理应受到尊重。一般地说，宗教是不能人为强制消灭的。宗教也不会很快灭亡，宗教命运是与人类未来生存命运紧密相连的。
也还有少数人，由于不太了解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复杂情况，以为中国是没有以宗教为国教的国家，宗教不占重要地位，因而忽视或无视宗教研究的重要性、迫切性。这种看法也是亟待纠正的。现实生活日益告诉我们，无视宗教研究，不仅是学术上的损失，而且也会给国家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影响各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主动地、积极地开展宗教研究，才能推进学术繁荣，也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
为了推动宗教学的研究，加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关键是要重视有关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高等院校无疑是承担这一重任的基地。为了使这一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的工作有序地开展，建议在摸清全国高等院校的有关资源的基础上，统一安排，在具备条件的高校逐步设置宗教专业、宗教研究室、宗教研究所，使之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推动和保证宗教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使我国宗教学学科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
（原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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