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化解价值危机——中华传统人文精神,归根结底是满足人的需要和精神追求
[编者按]
方立天教授已过“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但对时下的“欲”与“矩”感到不安。
物质生活提升,精神生活下降;科学知识增多,道德素养欠缺;传统精华毁坏不少,新的共识尚待重建……方教授认为,这是一种价值危机,成为当今人类进步的重大障碍,也是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不过,他并不悲观。他对传统人文精神寄予厚望,却非复古主义者。他相信个人心性大有修养空间,共有精神家园不会是空中楼阁。
治学半个世纪,他并不完全是书斋中的学者。传统学问的核心,关乎人道。治学传统,旨在修己以安人,经世致用。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之举,在方立天教授看来,也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尽一点社会责任的表现。
以人为本当注重精神
《瞭望》:现在提共有精神家园,是否要基于个体对心灵、精神、道德的重视?
方立天(以下简称“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需要好好研究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每个成员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取向,但也不排斥个人发挥积极性,个人没有信念,就无从谈共同信念。
《瞭望》:“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举国共识,个人应当以什么为本?
方:以人为本,是相对以神、以物、以钱为本而言,古代还讲以“民”为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言,而“人”,包括所有人。以人为本是以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为本,不仅要保证物质生活——国家强调民生就是这个意思,还要不断提升精神生活,使人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良性发展。人的生活不等于物质欲望的满足,人是有思维的,有精神追求的。物质是基础,但精神生活更高,在我看来是第一位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瞭望》:“个人解放”提了很多年,现在物欲与性欲的放纵人所共知,但人格的健全、精神的成熟是否有进步?
方:提个人解放,针对专制、封闭,是人类的进步。但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首先,个人解放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解放与社会进步应当是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解放是有限度的。人对自己要有约束,不能完全放纵。
再者,自由的内涵很丰富,如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个人解放不等于放纵欲望,物欲与性欲的过度放纵,对个人身心健康、幸福很不利,比如享乐主义就带来了很多富贵病,对社会也是销蚀力。人对自己要有约束,不能完全放纵。
这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道德面貌一方面前进了,个人主动性、积极性、主体意识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出现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这不好,要下工夫去逐步引导解决。
人要有信念、信仰,没有信念、信仰,方向、动力就没有了。当然,不一定要信教,或信哪个教。
《瞭望》:全民认同的精神文化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五千年的根本所在。现在这样的精神文化还存不存在?
方:可能在重建过程中吧。现在人们思想比较多元,旧的共识被破坏不少,而新的共识也还难说明确形成了。这一百年,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有很多绝对主义的做法,把它破坏得厉害。我最近有个想法,将政治运动对传统的态度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但单个人做不来,应当共同努力。
中国学术的根本是人文精神
《瞭望》: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国学热?
方:这关系到国家文化战略,我认为要冷静对待。根据我个人反复思考,初步想法是,要给国学很好的定位。国学是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的专门的学问。主要是学术意义上的。经世致用也有,比如中医。
国学之魂,中国学术的根本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国学所包含的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看法、观点,即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归根结底是实现人的价值——满足人主体的需要和精神追求。这对世道人心自然有良性作用。
国学无疑是与中华民族相联系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保存发扬国学中的优秀成分,对保持民族的独立性,保持文化的根、思想的根、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国学确有让西方做参照的地方,以佛学为例,在当今世界宗教冲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领土争端、资源掠夺以及邪教等而引发的种种人类苦难当中,佛教的一些理念,如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都有化解作用。当然,我们不能说国学要取代西学,来指导全人类。我主张东西方文化互补、交融,最好通过融合,形成大家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现在在探讨全球伦理,能不能进一步探讨“全球价值”?这个很难,可能要有全球性的大师来整合。
《瞭望》:中国贤哲所强调的道德责任、自由意志、独立人格,为何没有在实践中延续下来?
方:独立人格是道德责任的前提,它们在早期贤哲那里是统一的。但社会很复杂,哲人那么说,为政者不一定那么干。秦汉以来的专制制度,削弱了自由意志,这是传统思想演变的一种偏向。现在需要适当重整,处理好道德责任与独立意志、人格尊严的关系,使之良性互动。
从个人修养到社会责任
《瞭望》:儒释道三家的心性思想及其源头对当代人有何意义?
方:我有个想法,要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去弘扬传统文化。传统不止是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综合研究,进而深入探讨三者价值理念的精髓。
儒家的人本、道家的自然、佛家的解脱,这是基本的传统,都有一个中心,就是如何完善自己,成就理想人格。三家统一在心性上,注重心性修养。
心性修养对行为有指导作用。心性内涵包括理念、意志、情感等,一个人对宇宙、人生要有正确的认识,这要通过教育、学习、修养来实现。这对当前也很有借鉴作用。简单来说,就是去恶存善。好的一面,把它阐发出来;不好的,克服它。
《瞭望》:修心养性如何身体力行?(www.daowen.com)
方:从小就要开始教育,扎根一辈子。不要放弃,要努力去做。做也要讲究方法,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要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考虑,要考虑内在的东西,启发内心觉悟,不能生硬灌输。
《瞭望》:从个人修养到社会责任,儒家、大乘佛教都有明确的道路,这还适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方:它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自然应当汲取。地藏菩萨发大愿入地狱,要待众生得救自己才最后解脱。这是何等的精神。
《瞭望》:如果做不到兼济天下,独善其身有价值吗?
方:独善还是应该的,也是有可能做到的,君子慎独,对自己严格要求。虽然人处社会之中,受到各方面制约,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主体作用发挥得比以前要好,各显神通,空间很大。
《瞭望》:赚钱大有空间,从善也一样。
方:光独善还不够,应当发宏愿,正因为环境不太好,大家素质不太高,就正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不能回避。
官方诉求应打动民众心灵
《瞭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官德是否该起表率作用?
方: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的传统和现行体制下,官员一直是大家的仰视对象,对官员的人格要求应该更高,官员道德涉及我们国家命运,腐败就可能亡党亡国。
《瞭望》:有官员求神拜佛,有官方祭祖祭圣,您怎么看?
方:要具体分析。祭礼炎、黄、孔,可能是为弘扬民族精神,体现寻根追求,对光大民族文化有作用。但也可能为推动旅游、发展经济。
有的官员信教,比不受一点约束、大肆贪污腐化的还要好一点。其实,官员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也就是把老百姓服务好,比信教重要得多。官员崇拜的对象应当是人民。
工作搞不好,求神拜佛有什么用?佛又不会保护腐化分子。
《瞭望》:现在有反权威、解构的潮流,一些典型人物、道德楷模的反响往往不如民间选秀热闹、“深入人心”,为什么?
方: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以前政治斗争太严酷,让人对政治畏惧,宣传灌输又太生硬,令人反感,引起逆反心理。
而现在执政党讲以人为本,领导人亲民,和老百姓讲感情,在调整。朝这方面大力下工夫,抓紧民生方面的事,慢慢就会转过来。要形成一种印象,政府做的事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这是基础性工作。
在具体的宣传方面,应当把外在灌输转成内在需求。宗教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值得学习。它关切人的终极问题,能打动心灵,使信徒自觉自愿地接受它的理念和道德规范。
《瞭望》:当前的价值理念与制度之间契合程度如何?有何改进之处?
方:制度内及精神,外及物质,是起保障作用的。这些年,我们的制度是在不断改善的,在公平正义方面,如教育、医疗、城乡差距等,都在努力改变。另如民主,也在适应民众的要求,不断提高程度。
知识分子须正学以言
《瞭望》:面对大众的精神失范、道德失序,知识分子有的随波逐流,有的道德狂热,这有何后果?
方:这两种都需要克服、调整。一方面,不要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好为人师,效果也不好。社会的进步,道德面貌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不断前进。
《瞭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在还适用么?
方:可以,知识分子仍然应有这种志向。
《瞭望》:以前“学而优则仕”,现在作为学者的知识分子,怎样去“为万世开太平”?
方:“为万世开太平”,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讲。为未来发展提出理念、方向,出思想、出主意、出智慧,也是在发挥特定作用。政治家、知识分子、民众应良性互动。
《瞭望》:您治学半个世纪,能不能以己身说法,讲讲所治之学对您个人的影响,以及您作为学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方:学习、研究佛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化,对我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说,在事业上是儒家指导我,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另外,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佛影响,不争名利,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好的传统需要体认,要去实践。“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总的来说,想努力工作,做点事,不愧对这一生,同时多少给这个社会留一点东西,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原载《瞭望》,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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