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国民素质的提高

中华文化（此指中华传统文化）对21世纪的关系如何？有怎样的重要意义？这是个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兼具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探讨这个问题，应当首先寻找出中华文化对未来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切入点，也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两者关系的结合点。这个最根本也是最佳的结合点，我们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人生价值观对提高国民素质的直接作用。从哲学层面讲，所谓价值是指主体内在的优长和主体需要的实现。所谓人生价值，是指人的智慧、道德、功业、境界的拥有，是人在生命过程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现；也就是说，人生价值主要是内在的终极价值与外在的功用价值两个方面。所谓人生价值观，就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和学说。国民素质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资源和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今世界日趋加剧的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实质内容。弘扬中华文化，最主要的就是要阐扬中华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以教育、培养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焦点和要点所在。

人生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中华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其表现形态有哲学、伦理、文学等，其流派主要是儒、道、佛三家。这些文化形态与流派，尤其是儒、佛所论及的内容，总起来说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关于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偏重于讲怎样做人的文化，富有浓厚的“人学”色彩。在“人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人生价值学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对于人生价值的内涵、类型、层次、标准等问题，都有充分的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就纷纷提出各具特色的人生价值学说。孔子提出“义以为上”的道德至上说；墨子则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宣扬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观；老子提出美丑、善恶相互依存说；庄子进一步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宣扬相对价值观；孟子提出“良贵”说，认为人人都具有先天赋予的固有价值，充分肯定了人生价值；法家不赞成儒家的道德至上说，如韩非就认为“仁义爱惠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宣扬道德无用论，崇拜法律和权力的价值。在汉代，董仲舒尊崇儒家，也宣扬“莫重于义”的道德至上论；王充由人生论及治理国家，认为治国之道应当是道德和实力并重，提倡“德力具足”的价值说。汉代以后，儒、道、佛三家的重要的思想家也都提出或阐扬不同的人生价值学说。从中国古代人生价值思想发展史来看，自汉代以来，由于儒学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的人生价值观几乎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实际上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导思想，支配了文化的发展与演变，对于封建时代的文化建设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文化与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存在着彼此有别的文化。文化体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尤其是人生价值观的差异上。中华民族的传统人生价值观正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体系的特质所在。总之，人生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主要区别点。

人生价值的要义

人生价值包含着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观点，包含着对怎样做人、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的看法。人不是孤立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怎样做人，实质上就是怎样对待自己，以及怎样对待与自己构成相互作用的其他三组基本关系。这三组关系是：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正是通过对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而实现的。下面，我们拟从这四个方面简要地论述一下中国古代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特别是其中具有正面意义的部分。

第一，人与自我的关系。

这是一个塑造人格的问题。人格也就是古代人所说的人品。什么人是具有崇高人格的人，怎样才能达到和保持崇高的人格？这是古代思想家所热心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人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肯定人人都具有独立人格。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所谓“大丈夫”的崇高人格，就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动摇。庄子也提倡崇高人格，他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庄子•齐物论》）认为“至人”具有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独立精神和自主精神。庄子还提倡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上）的精神境界，主张从万物平等无差别，即没有价值区别的理念出发，超越自我，以与天地同在。孟、庄两说都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先秦哲学家重视论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关系和区别。古代思想家一方面承认衣食是礼义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如《孟子•告子上》就把心之官与耳目之官加以区别，视心为大，耳目为小，肯定思维高于感觉，也就是肯定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

要正确对待自己，塑造崇高人格，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对待生命与道德、人格的关系。儒家认为，人是生物，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实体的，且在天地间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一般儒家都主张“保生命”。同时又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人格价值相比较，道德价值和人格价值更为重要。孔子的“杀身成仁”之说和孟子的“舍生取义”之语，就是儒家为了保全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典型表述。《孟子•告子上》有两句话：“所欲有甚于生者”，是指维护人格尊严比求生更加重要；“所恶有甚于死者”，是指人格屈辱比死亡更可厌恶，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是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价值。

死亡与不朽是古代人探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亡就是人的大限；而人作为理性存在，又向往无限，追求永恒。生命短暂与追求永恒是人的最根本的悖论。正因为人有死亡，才有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才有人生的理想与意义的问题。正因为人生是有限的，人们才探讨人生的理想以及实现理想的可能与途径，以期使自己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并求得永恒。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当时曾讨论“死而不朽”的问题，称“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是说，德、功、言都有价值，三者的价值是“死而不朽”、“虽久不废”的，而其中的立德价值更高。人虽有死亡，然而若能有“三立”，也就超越死亡，实现不朽，达到了永恒。

第二，人与他人的关系。

这是关于人伦与群己的关系问题。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提倡人与人应当互相亲爱，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对人伦的准则与规范有着详细的论述。

荀子论述人类合群的必要性时提出“群道”的概念，他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分”，职分；“义”，道义。荀子认为，人所以能群，在于有职分与道义；合群是人类能够战胜万物的保证。荀子重视合群之道，强调对待他人的方法要得当，这就为妥善对待自己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的依据。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准则与规范，主要的有仁、礼、和、义、信。

“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含义是“爱人”、“泛爱众”，孔子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我具立，人我具达，也即人我和谐。孔子提倡爱人，但又承认等级差别。墨子主张兼爱，谓“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墨子•兼爱上》），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孔子的爱人和墨子的兼爱都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孔子重视礼，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认为必须知礼才能自立，自立然后才能立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主张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礼，以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说，以礼待人，尊敬他人，是仁也就是爱人的表现。古代的礼具有等级性，儒家推行的繁文缛节并不可取，但应有的礼节、礼貌还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行为规则。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西周末年的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联系、会聚而得其平衡，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这被认为是价值的准则。儒家以和为道德价值的中心原则，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是自我与他人、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最佳境界。《周易大传•系辞下》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致而百虑”，即广大的和谐。

此外，“义”的基本意义是公正，公正是对待他人应有的规范。“信”，诚实、信用。认为朋友之间应当遵守信用。信用是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任何时代最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www.daowen.com)

第三，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一定人们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汇合而成的统一体。国家既指政权，也指该政权治理范围内的国土和人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中华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传统，以爱国主义为人生的崇高价值。孔子赞扬管仲，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被发左衽”，是夷狄的习俗。认为没有管仲，我们就要沦为夷狄了。这句话透露出孔子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的信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表现了对楚国的强烈责任感和对国家生死存亡的深深忧虑，并最终以死明志。又如，被后人广为传诵的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顾炎武高唱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正始》）都说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成为了志士仁人对待民族和国家的主导原则。

中国古代提倡“忠”。忠的原则是对别人尽心尽责，到了汉代以后转义为对国君尽忠，强调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以维护君主专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废除了君主，但我们还应大力提倡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

第四，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生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人应当怎样对待自然？这是人类社会必须首先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历来中国哲学中探讨的一个根本问题。古代所论“天人之际”，“天”，含义多样，一般是指自然界，“人”指人类。“天人之际”主要就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总起来说，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说有两大类型：一类是偏于强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说，一类是偏于强调分别的“天人之分”说。两种学说中以“天人合一”说居主导地位。孟子最早提出“知性则知天”的天人统一思想，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天与性相通，知性也就能知天。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说，宣传人体结构与天体结构相副的“天人相类”的观点。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强调天道与人性的统一。他作《西铭》云：“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我的身体，作为统帅性的天地之“性”是我的本性，人民都是我兄弟，万物都是我的伴侣。这是从人的身体和本性的形成，以及人与万物共生共处，来强调天与人的统一。至于“天人之分”说，主要有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说法，含有征服自然的思想。再是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认为天与人各有特殊的功能，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同的。应当指出，“天人合一”说是侧重于宣扬天人的统一，但并不排斥天人的区别，而承认区别正是强调统一的前提。

关于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因任自然说。庄子说：“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意思是一切要顺乎自然而不用人为地去补充营养。又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捐，损。强调不可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加在道上。庄子认为，自然界是和谐美好的，应当排斥一切人为，以免破坏自然状态。第二，控制自然说。与庄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的作用，他作《天论》云：“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这里讲的“制天”、“化物”、“理物”，就是主张治理自然，利用万物以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第三，相互协调说。《周易大传•泰卦•象传》提出“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的原则，主张裁成天地之规律，辅助天地之所宜，以支配万民从事生产，安排生活。《周易大传•系辞上》又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说《易经》是包括天地之变化而不超过，普遍容纳百物而不遗漏的。这些命题是说，既要重视自然变化及其规律的客观性，掌握自然规律，又要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获得完满的成就。这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为最高理想。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文化关于人生价值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思想，构成互相联系的统一的人生价值观。正确对待自己是正确对待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基础，而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完满实现，又是通过正确处理与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是统一的。中国传统人生价值的构成与特色，又是和长于辩证思维分不开的。古代先哲的整体观点、变易观点、相待观点和中庸观点等辩证思维方式，在阐发人生价值观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传统人生价值观与传统辩证思维方式的统一，是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一大特色。

传统人生价值观对提高国民素质的意义

面对21世纪社会来探讨传统人生价值观对提高国民素质的意义，就必须认识21世纪社会的特色。我们认为，21世纪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1）由于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又由于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样，一方面是国界、国别观念的淡化，另一方面是国家间竞争的加剧。（2）由于科学技术的空前进步，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就会越来越巨大。与此同时，自然也在增大报复人类的力度，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气温升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食品短缺等难题也正在日益困扰人类。人类将地球和大自然作为征服的对象的同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又不得不努力进一步寻找和开发新的科学技术来缓解因开发自然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协调。（3）由于物质条件的不断完善和生活方式的更加现代化，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相对匮乏的精神境界的反差现象将长期存在。文化精神危机，实质是价值危机，因为人们的需要是受价值观念支配的。如果人们的需要长期停留在物质享受层次上，就会形成恶性消费，同时又带来恶性开发；由此既带来国民素质的下降，也将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这种情况，未来社会将逐渐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21世纪的建设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所谓高素质，主要是指：文化知识素质，包括综合知识素质和专业知识素质；品德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思想素质，如培养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以利于形成和谐美满的社会关系；心理素质，包括智力品质、意志品质、情感品质、反省品质等，如培养以创造性思维为核心的智力素质，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和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身体素质，包括体质、体力、体能，身体素质在人的素质构成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代是传统的延续和超越。从上述传统人生价值观的要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积极开发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思想资源，借以教育、培养和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根据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内涵，针对当前国民素质的缺陷，我们认为，在当前应通过有重点地弘扬传统人生价值观中的积极内容，以便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

第一，弘扬为人之道，提高人文素质。

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讲做人的道理，强调道德的崇高价值。在处理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认为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而精神生活又高于物质生活。这种思想对于纠正当前出现的只重技能、经济、功利、实用，忽视人文、精神、思想、道德的偏颇，对于纠正只追求物质生活，而无视精神生活的倾向，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素质、精神境界是有启迪意义的。

第二，弘扬群体观念和爱国精神，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怎样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国民素质教育中的一大问题。我们认为，忽视个体的利益、地位和作用是片面的，但是忽视群体的需要、价值和意义同样也是片面的。应当肯定，个体的价值正是通过对群体的贡献而获得真正的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关于群己、义利、公私以及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等关系的思想，包含了大量的合理内容，阐发这些合理的思想和精神，很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品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增强对人民、对社会、对祖国的奉献精神。

第三，弘扬天人协调思想，提高辩证思维水平。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天人协调观念，是处理两者关系的正确原则。儒家和道家的主流都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最高理想，这是辩证思维的典型表现。主张“人类征服自然”，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如果一直坚持这种思维，不仅将耗尽地球的有限资源，破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最终将毁灭地球，从而也毁灭人类自身。

总之，积极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合理思想，有利于培养国民的创造性精神品质、协调性精神品质和超越性精神品质，增强国民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反省力量，也就是有助于国民具备求真、行善、崇美的人格品质。

（原载《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紫光阁》，20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