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文化观述评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给古老的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以强大的冲击。在此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面临一个文化选择和文化整合的重大问题。此时社会上主要流行三种思潮，形成三大派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复古派和全盘西化派。孙中山先生一反上面三种主张，强调中国既不能中体西用，更不能保守复古，也不能全盘西化。他提出了中西融贯的文化观，阐发了革命与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因袭与批判、开放与消化、融贯与创新等关系问题，迄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革命与文化

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把革命视为改造中国的首要方法。他于1919年10月8日在题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的讲演中，抨击了在立国问题上的三种主张：第一种主张，“教育是立国的要素”^[1]；第二种主张，“兴办实业，救多数人生计的困厄”^[2]；第三种认为，“立国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地方自治为最重要之一事”^[3]。孙中山指出，在官僚、武人和政客操纵的黑暗腐败的政治制度统治下，要实现以上三种主张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是改造中国第一步的观点。他说：“以上三种，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4]“我们既经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像工程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5]“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余[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6]孙中山强调，要改造中国首先必须搬开“陈土”。这“陈土”是什么呢？即他所说的官僚、武人和政客。搬开“陈土”，即推行革命。这是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第一步。

孙中山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十分重视精神、思想、文化的作用。他说：“革命在乎精神。革命精神者，革命事业之所由产出也。”^[7]又说：“以革命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可！”^[8]“非有革命精神不为功。”^[9]这是说，革命事业是由革命精神产生的，而革命事业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革命精神。他还发挥说：“研究此问题，为哲学上问题，人生不过百年，百年而后，尚能生存否耶？无论如何，莫不有一死，死既终不可避，则当乘此时机，建设革命事业。若仅贪图俄顷之富贵，苟且偷活，于世何裨？故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者，死得其所则重，不得其所则轻。吾人生今日之世界，为革命世界，可谓生得其时，予我以建功立名之良好机会。……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10]这是从人的生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理想价值，从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角度来阐述为革命成功而忘我奋斗，为社会、为国家而献身的重要人生价值。

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革命精神包含智、仁、勇三方面内容，即包含认知智慧、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交融的。这也就是说，孙中山先生所讲的精神是指哲学、道德、价值观等思想文化。在孙先生看来，要进行革命，就应当有新思想、新文化。

为了革命事业，孙中山先生大力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他说：“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1]他强调必须大力“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12]。

为了创建新思想、新文化，孙中山先生还主张学问和思想上的革命，他说：“想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费[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说到学问思想上，要去推翻他，就是要把思想反过来。”^[13]这里所说的学问，包括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等学问。孙先生认为革命是全面的，它包含政治、学问、思想等诸领域。在孙先生看来，学问、思想的革命，既是政治革命的思想保证，又是创建新思想、新文化的前提条件。

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

孙中山先生对文化内部结构及其哲学基础也作了论述。他提出了两种文化相待而进的命题：“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14]这里说的“文明”，相当于文化。“心性文明”，相当于精神文明、精神文化。孙先生认为文化分为两类，即由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构成，两者是相依相待、相互促进的关系。他又说：“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顾古来之研究，非可埋没。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15]这里是进一步论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认为一方面物质文化直接影响了精神文化的进步，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又与物质文化保持相对独立性。非常明显，这是关于两类文化关系比较全面的观点。

孙中山先生的两类文化观是建立在他的宇宙观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他说：“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由是观之，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人类而失精神，则必非完全独立之人。”^[16]孙先生认为，宇宙现象不外物质与精神二类；物质与精神二者是相辅合一的，也就是体与用的关系；人若失去精神，则成为非独立的人，乃至死人。孙中山先生就人类产生以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为他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说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孙中山先生看来，人之为人就在于有精神。失去精神，就不成其为人。由此他特别重视精神、精神文化的作用。他说：“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17]他还总结辛亥革命等经验，强调指出：“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方面……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若无精神，子弹虽多，适以资敌；一旦临战，委而弃之，非为敌人运输战利品乎？……所谓‘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为之也！”^[18]这里孙中山先生以武昌革命时革命党人仅有至多不过50颗的两盒子弹，终于战胜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绝对超过革命党人的清朝军队和政府为例^[19]，来论证物质与精神二者的关系，认为物质与精神两者的作用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精神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大大超过物质的作用。

三、因袭与批判

中国有数千年来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宝藏，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孙中山先生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出发，主张采取“考其利病”^[20]，即考察其是有利还是有弊，分析其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然后来决定取舍。他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1]他反对一笔抹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是一味崇拜古人，泥古而不通古的复古主义，认为不加分析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恢复我一切国粹”^[22]，也就是发扬一切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他的著作来看，他对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最为赞赏，视为精华。

孙先生主张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的道德”，认为这是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的前提。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23]孙先生认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24]

在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方面，孙先生并非是复古主义的“道德救国论”者，他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需要，为固有道德注入了新鲜的内容。例如，关于“忠”，他说：“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25]“忠”原是古代重要的封建道德规范，孙先生认为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国，君主不复存在，但忠还应保存，他把“忠”解释为一是做事要始终不渝，一是忠于全体人民，即一种对事业的责任心，对国家、对人民的道德义务，从而合理地发展了忠的意义。

又如，关于“仁”，孙中山先生认为“博爱之谓仁”，而所谓博爱是指“为公爱而非私爱”^[26]。他还把仁分为三类：救世之仁、救人之仁和救国之仁，强调“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27]。他一直以“杀身成仁”作为激励革命同志奋斗牺牲的重要精神力量。

孙中山先生对于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推崇备至，评价极高。他竭力主张恢复我国固有的智能、知识，他说：“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28]孙先生所引《大学》的一段话是涉及认知求取、心性修养、家庭建设、国家治理乃至天下太平一系列环节的人文社会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论述内修外治的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孙中山先生一面主张保存这种政治哲学，一面又把它从道德范畴改为知识范畴。他说：“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29]这是将道德知识化，要求人们学习和恢复中国古代智能，以为振兴中华而准备条件和努力奋斗。

与上文相联系，孙中山先生还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形态的最高理想。他常引该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古训，作为革命党人共同的崇高理想，并勉励大家为追求大同世界的实现而奋斗牺牲。

孙中山先生对于传统中妨碍进步的旧思想，主张大力予以打破、批判、扫除。他说：“就人群进化的道理说，旧思想总是妨碍进步的，总是束缚人群的。我们要求人群自由，打破进步的障碍，所以不能不打破旧思想。”^[30]孙先生对于古代哲学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命题，视为思想上最大的敌人。他认为这种知行观“把极容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把极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探求”^[31]。又说：“中国人的思想就错在这里，所以中国的文化，几千年都不进步。”^[32]由此他一反其说，把知行的难易关系倒过来，主张“知难行易”，说：“古人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33]他认为这是“学理上的革命”^[34]。此外，孙先生对于宗法思想、家族观念也多有所批判，主张予以铲除。

四、开放与消化

孙中山先生从革命需要出发，即为了救亡使中国立足于新世界，而迎接西方的革命思潮和欧美文明。他“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35]。于是立志投身革命。他说：“近二三十年来……革命的这种风潮，是欧美近来传进中国来的。中国人感受这种风潮，都是爱国志士，有悲天悯人的心理，不忍国亡种灭，所以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国来革命。”^[36]他相信“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37]，中国就会转弱为强，易旧为新。

孙中山强烈主张改变闭关主义，实行开放主义。他认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38]开放西方文明，就有了比较，也便于选择。“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39]孙先生高瞻远瞩，倡导以开放的心态向西方文化学习，同时又以满腔爱国热忱号召国人迎头赶上：“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40]

对于西方文化，孙中山先生在主张开放的同时，又强调要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以便区别对待，择其善者而从之。孙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最大成就是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其次是民主精神。所以，向西方学习，他特别强调主要是学习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学习自然科学，学习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他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是完全可以仿效的，而精神文明就不能完全仿效。西方管理的方法，可以学，而管理人的方法，就不能全部学。至于西方追求物质，并形成一种“霸道文化”，则更是断断不可取的。

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反对生搬硬套，即主张对外国文化进行消化，是孙中山先生学习西方文化的一贯立场。他说：“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41]孙先生的结论是：“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42]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借鉴，迎合世界潮流取其所长，是孙先生对待西方文化的全面的理性态度。

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盲目崇外，是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文化的又一重要立场。孙先生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在义和团前后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盲目排外一端跳到盲目崇外一端。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因为信仰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43]针对盲目崇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孙中山先生强调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44]历史事实一再表明，在对待外国文化问题上，坚持批判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两种极端心理与做法，是保证正确学习外国文化的必要前提。

应当承认，孙中山先生关于学习西方文化的论述是比较全面而中肯的，他所指明的学习重要意义和学习途径、方法，以及应当批判的倾向，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借鉴的。

五、融贯与创新

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确定中国文化发展的取向？如何建立新文化？这是孙中山先生在长期革命生涯中着力探索的大问题。从他的反复论述来看，他的基本主张是中西融贯。早在1911年11月，他就发表演说，声称：“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45]1923年在《中国革命史》中又进一步完整地提出，“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46]。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渊源：“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47]把“因袭”、“规抚”和“创获”视为三大思想来源，即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荟萃中西精华和独创的结果。1924年他又再次重申，“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48]。就自己一贯主张融合中外文化的精华，防止中外文化的流弊，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那么，如何融贯和创新呢？孙中山先生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民国成立以前，他大力赞扬西方文化，推崇备至。后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暴露，对西方文明所带来的恶果日益感到忧虑，这样，他在民国成立以后，就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发生一定的变化，评价逐渐由高趋低。与此相关，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的评价则逐渐由低趋高，且愈来愈高。所以，孙中山先生中西融贯的文化取向，可以说也有一个以西方文化为基准，到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转变。从他的思想体系来看，他的主要理论是来自西方，但他的理论根基是传统优秀文化，从而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孙先生晚年一再强调“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49]，“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50]，还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51]。在他看来，这是恢复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地位的前提。孙先生的这一思想，不仅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然，不发扬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无从融贯中西文化；不发扬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就难免会丧失民族的主体性。

孙中山先生通过融贯中西文化和创新，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近代模式，这就是在因袭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精神和政治理念，进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架构主要含政治学、经济学、科学、伦理学和哲学五个方面。政治学，他主张废除君主专制政体，以民权代替君权，创立民国，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实行“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和“五权（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宪法”。“五权分立”学说既源于西方“三权分立”，又参考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而成，即融贯中西而加以独创的成果。经济学，他主张实现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中国工业化是以近代机器和技术取代手工业和技术，即以发展近代大工业生产取代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中国农业近代化，主要是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解决土地问题，以改变农民的地位；要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科学，他强调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立于时代的顶峰，只是到近代才落后了。他主张大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完成产业革命，迎头赶上欧美。伦理学，如上所述，孙氏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自立的基础，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基础，他强调要恢复中国传统的美德，以发扬民族精神来振兴中华。哲学，他竭力反对“知易行难”说，而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孙中山先生的中国文化近代化构想与阐述，无疑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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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先生是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问题的人。他根据中国国情，以我为主，顺应世界潮流，与时俱进，走自己的路，以使中国立足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这就是他的文化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孙中山先生以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和取利避弊的价值尺度，融贯中西文化的内涵，集合中外文化的精华，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新型文化，这种文化整合的途径、方法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孙中山先生所阐发的文化观，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对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无疑是有长远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的，是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

（原载《学术研究》，1994（1））

【注释】

[1]《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1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同上书，125页。

[3]《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125页。

[4]《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125页。

[5]同上书，126页。

[6]同上书，125页。

[7]《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同上书，16页。(www.daowen.com)

[9]同上书，10页。

[10]《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34页。

[11]《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10页。

[12]《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10页。

[13]《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72页。

[14]《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80页。

[15]《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80页。

[16]《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2页。

[17]同上书，13页。

[18]《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3～14页。

[19]参见上书，13页。

[20]《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180页。

[21]《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同上书，251页。

[23]《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43页。

[24]同上书，247页。

[25]同上书，244页。

[26]《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22页。

[27]同上书，23页。

[28]《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47页。

[29]《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47页。

[30]《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4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1]《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71页。

[32]《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72页。

[33]《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72页。

[34]同上书，72～73页。

[35]《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315页。

[36]《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2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37]《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8]《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86页。

[39]《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51页。

[40]《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52页。

[41]《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320页。

[42]《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320页。

[43]《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316～317页。

[44]《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27～328页。

[45]《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560页。

[46]《孙中山全集》第七卷，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7]《孙中山全集》第七卷，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8]《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353～354页。

[49]《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43页。

[50]同上书，250页。

[51]同上书，251页。